1、
聽到恢復高考消息時，20歲的知青李東昇正在魚苗場勞動。
他高中的語文老師，騎自行車跑了15公里，專門來告訴他這個消息，並給他帶來了一套文革前的高中課本。這是1977年10月下旬，李東昇已經在惠州小鎮的魚苗場裡待了三年。
每天放工後，工友們都去玩撲克，李東昇就在宿舍裡讀書。別人都叫他書呆子，但李東昇相信，書裡的內容肯定能用上。雖然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
三年裡，有同隊知青被推薦上大學，出身不好的李東不敢奢望。此前，高考已經中斷了11年，誰也不確定會繼續中斷多久。
改變發生在1977年10月12日。這天，國務院批准恢復高考。
第二天，北京長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裡；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連播中；以及各大報紙上，都公佈了這一消息。
一傳十，十傳百，至少有1000萬像李東昇一樣的人，決定報名參考。
他們來自工廠、農村、部隊、機關、學校等各行各業，裡面有1966年的畢業的高中生，也有當年的應屆生。
不過有一點對他們來說是一樣的，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10月21日公佈恢復高考，一個月後考試就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第一次考試。
這是新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舉行的高考。
一切來得太過突然，有人立即報名準備複習考試。有人則打算穩紮穩打，打算參加明年的高考。不管怎樣，十年前的舊課本成了搶手貨。
在上海新華書店門口，一套多年前出版的《數理化自學叢書》再次翻印。每天開門前數個小時，便有人帶著板凳來排隊購買。
有人全家出動，只為能多買幾套，寄給遠在各地的親人。實在買不到的，就去借來全書，連夜抄寫一遍，寄給家中考生。
有拿到這套書的考生，直接在扉頁寫上“書與老婆書不外借”。
擁有這套藏書的上海圖書館也熱鬧起來，人群每天早上6點多便開始排隊。開門時，工作人員一下被擠到門邊，貼到鐵門上。湧入的人群竟然擠碎了門玻璃。
圖書館原有的十套自學叢書不夠用，特意從新華書店多進了幾十套。
後來有人統計，這套書一共發行了7395萬冊，而後來的暢銷書《明朝那些事兒》，銷量剛剛突破千萬冊。
在各個城市，圖書館都是熱門去處。許多讀者早上帶著幾個大餅進來，一直到晚上關門在出去。中間就吃大餅喝白水。窗臺上坐滿了人，有人只能坐在地板上，甚至室外的陽臺。
同是那年考生的熊曉鴿，當時是湘潭鋼鐵廠的一名鉗工。為了考試，他跟廠裡師傅請假複習。
家中父母為他騰出房間，一張大床擺滿複習資料，床頭還放了一筐父親專門買給他的橘子。一個多月的時間，熊曉鴿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備考，停電了，就點起煤油燈，常常通宵達旦。
城裡的考生有圖書館可以去，或者可以呆在家裡複習，但農村考生們則沒有如此條件。
那年冬天，李東昇插隊的農場搞水利建設會戰。知青們都不能請假回城複習，只能在考前留出三天假期。
身為民兵排長的他不敢請假，只能踏實幹活。為了複習，他主動申請留下看守工地，這樣白天就能多出半天休息時間。
晚上，他和另一位知青在工地的茅棚裡，藉著煤油燈看書。第二天早晨，鼻子裡都是煤油燈燻出的黑色灰燼。這成為很多農村知青和已經工作的考生的常態。
備考的一個多月，有人每天只睡4個小時，彷彿這樣就能追回失去的十年。
2、
1977年高考延續往年習慣，由各省自主命題，確定考試時間。大部分省份將考試時間定在了12月中旬。
儘管複習並不充足，但那年12月，570多萬考生還是走進了考場。
中斷11年的高考第一次恢復，顯得突兀又陌生。因為太多考生報名，國家沒有足夠印刷試卷的紙張。最後由中央拍板，臨時調用印刷《毛選》第五卷的紙張來印考卷。
在考試現場，有老太太抱著嬰兒來到附近，衝教室喊孩子媽媽，出來給孩子餵奶。還有農村大姐來考試，看不懂試卷，考到一半，悄悄回家剁菜餵豬去了。
許多考生滿紙塗鴉。有人在試卷上懇求：敬愛的老師，我是江家橋學校畢業的，我們那裡從沒見過這些希奇古怪的英文數學(指sin、cos等)，請原諒好嗎?
還有考生在英語試卷上寫：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再配上一句頗有火藥味的口號：打倒美帝國主義！
有閱卷教師感慨：考生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阿波羅飛船登月都快十年了。
不管怎麼說，12月漸漸過去，各地高考結束，等待考生的是並不確定時間的發榜。
而當年570多萬名考生，最終只有27萬人被錄取，錄取率約4.8%。而2017年，這一數字在70%以上。
在家中複習的熊曉鴿是其中的二十七萬分之一，他考上了湖南大學外語系。拿到通知書那天，他從幾十米高的工廠樓梯跑下來，跨上自行車騎回家，把通知書遞給母親。
在農場茅棚備考的李東昇也是其中一個。他考了全縣第一，農場50多個知識青年，他是惟一一個考上大學的。
第二年春天，李東生走進了華南工學院(現華南理工大學)的校門。
在那裡，他結識了穿著露出大拇指的解放鞋的黃宏生、年紀小但老成持重的陳偉榮，三個人日後分別創辦了TCL、創維和康佳3家彩電公司。
至於落榜的學生裡，則有當年剛畢業的餘華。高考時，他們學校大門口掛了橫幅，上面寫著：‘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兩種準備就是錄取和落榜，一顆紅心就是說在祖國的任何崗位上都能做出成績。
靠前自認擁有一顆紅心，一種被錄取準備的餘華，後來才發現自己其實做了後一種的準備。
落榜後，餘華去衛生學校學習了一年，然後到鎮上衛生院做了一名牙醫。在給人拔了幾萬顆牙後，他望著大街，覺得前途渺茫，開始寫起了小說。
3、
第二年春天，77級大學生走進了校園。
他們中有當年的應屆高考狀元，有用毛筆抄過《左傳》的工人，也有偷聽外語電臺的失業青年。
有考生回憶說：上趟廁所都能碰到幾個人才，隨時隨地能遇到可以互相取長補短的人。
這一級學生中，年齡差最大的，足有二十五六歲。據說，77級之間最愛開的玩笑之一就是，年紀大的對年紀小的說“我都可以把你給生下來。”
他們進入校園後不久，1978年的夏季高考很快到來。一些錯過上次機會的人，正在摩拳擦掌。
在陝西咸陽，在棉紡織廠當了7年搬運工的張藝謀，帶著一包煮熟的雞蛋，60幅自己的攝影作品，跑到了北京電影學院的考場。
此後不久，他被北京電影學院特招錄取。
那年5月，劉震雲從部隊復員回家，成為當地小學的老師，邊上課邊備考。最終以1978年河南文科狀元的成績，被北大中文系錄取。同一年，他的弟弟則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學。
父親拿著兩人的錄取通知書，在街頭逢人就問兩所學校在哪裡，怎麼走，顯擺了好幾天。
在新疆，一個叫易中天的畢業班老師，主動放棄了去年的高考，因為擔心學生考上而自己落榜，沒臉教書。他報名參加了1978年的研究生考試。
三個月備考後，他走進珞珈山，成為武漢大學中國古典文學專業的研究生。
同在這一年，在江蘇小鎮拉了四年小提琴的徐小平，坐著養豬的卡車參加中央音樂學院複試，並被最終錄取。
還有一位文藝青年，以美術專業第一，英語零分的成績，進入中央美術學院，他的名字叫陳丹青。
除了他們，還有王小波、梁左、許家印等等，這一串名字可以排到很長。太多人的命運都被這兩次高考而改變。
對曾經的77級的學生來說，77級彷彿成為了一個共同的標記。
如今的風投教父熊曉鴿回憶說：
只要有誰偶然提起“我也是77級的”，空氣中即刻像通了一股無形的暖流，霎時間冰消雪融，雙方的眼神裡交流著理解與親切，似乎不馬上再握一次手，便不足以表達內心的百感交集。
去年年底，他和人共同出資1977萬元，為武漢大學成立“查全性教授1977獎教金”。查全性教授，是那年建言恢復高考的專家。1977，則是他改變自己人生的年份。
他說，那是國家在某個清晨甦醒，而自己有幸迎來了清晨第一縷燦爛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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