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在用人，败在用人。用人与决策一样成为有效领导者的重要职责。
●知人善用
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说过，“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实关于此。”如何实现善于任用，古人提出了如下诸多的用人原则。
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请求退职，晋悼公要他推荐一个有才能的人继任，他推荐了与他有私仇的解狐。解狐上任不久死去，悼公又要他推荐，他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包括孔子、韩非子在内，都赞扬祁奚“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据《宋史》记载，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范仲淹在用人上十分严谨、公正。仁宗当政期间，他在审查担任各路按察使的人选时，每当看到名单上有不合格的人，便一笔勾之。一次，有位大臣劝他“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则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能用一人的荣辱使一路的百姓遭受危害么?
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从浙东得到“四贤”。他根据他们各自术业的专攻，予以不同使用。刘基善谋，让他留在身边，参与军国大事;宋濂长于写文章，叫他主理文化;叶琛和章溢有政治才干，便派他俩去治民抚镇。
●得人不外四事
曾国藩以八字总结用人之道：“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鲍超是湘军名将，他本来是胡林翼的旧部，后来因为与多隆阿不和，便以乞假省亲为名离开了军营。他的同乡李申甫是曾国藩的幕僚，便将他推荐给了曾国藩。一开始曾国藩只交给他两营人马，鲍超嫌少。李申甫将鲍超的不满告诉了曾国藩。
曾国藩认为，他尚无尺寸之功，怎么能现在就嫌兵少呢?姑且先率两营，待稍著成效，再加兵不迟。鲍超非常郁闷，打算离开。不久太平军大举来攻，曾国藩派鲍超前去增援，结果大胜而归，曾国藩立即对他进行奖励，并给他加了好几个营的兵力。从此，鲍超再也不提要走的事了。
在长期的用人实践中，曾国藩总结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考察人才的办法，这就是“试以艰危，责以实效”。试以艰危，就是将其放在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环境中加以考验;责以实效，就是看其实绩如何，据此来判断是否可以胜任繁巨之任。
得人四法
对于发现、造就人才的方法，曾国藩概括为八个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不常出现的时态由时态察人
“时态”不常出现，却是一个人的本性流露。从细微处着眼，可识良莠真伪。
《冰鉴》认为，前一章所说的，是在人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态——“恒态”。除此之外，还有几种不经常出现的情态——“时态”。
曾国藩远离三种人
1、如正在跟人进行交谈时，他却忽然把目光和思路转向其他地方去了，足见这种人毫无诚意;在众人言笑正欢的时候，他却在一旁漠然冷笑，足见这种人冷峻寡情。这类人城府深沉，居心险恶，不能跟他们建立友情。
2、别人发表的意见未必完全妥当，他却在一旁连声附和，足见此人胸无定见;还没有跟这个人打交道，他却在背后对人家进行恶意诽谤和诬蔑，足见此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这类人庸俗下流，卑鄙可耻，不能跟他们合作共事。
3、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置可否，而一旦事到临头就迟疑不决，犹豫不前，足见此人优柔寡断;遇到一件根本不值得大动感情的事情，他却伤心落泪，大动感情，足见此人缺乏理智。这类人的仁慈纯属“妇人之仁”，不能跟他们推诚交心。
然而以上三种情态却不一定能够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命运。如果能够反以上三种人而求之，那么就几乎可以遍交天下之士了。
曾国藩认为，从几种不经常出现的情态——“时态”中也可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内心。“神忽他往”、“此独冷笑”，均不合常理，这种人多半是胸怀城府，居心不良之人。“极口称是”、“故意诋毁”这两种人，由于品格卑下，又庸俗无耻，既不能与之共事，更不可与之交友。“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曾国藩认为这两种情况乃妇人之仁。这种人办事情没有意志、没有头脑，也就不会有成就。
人的气质、个性、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终生不变的，所以曾国藩最后说“三者不必定人终身”，足见他的客观公正。
北宋名臣韩琦曾利用“时态”识人。在永兴任职时，一天有一个幕官来参见他，他仔细看了看那人，皱起眉头，一直不和这个幕官说话。有人请教韩琦，韩琦说：他额头上隐隐有块肿包，想必是磕响头磕的。这样的人怎能倚靠呢?
●交往之道
曾国藩提出，“深险难近”者，不值得结交、任用。“方有对谈，神忽他往”，这种人既不尊重对方，又缺乏诚意，心中定有别情。“众方称言，此独冷笑”，可见这人自外于众人，而且为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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