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凱豐站出來為博古辯護，挖苦毛主席說：“你懂什麼馬列主義，頂多是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打仗！”毛主席反唇相譏後，凱豐無言以對。
毛主席後來還多次提到這件事。1962年1月對日本一個訪華代表團談話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在遵義會議的最後階段，凱豐不得不承認博古和李德犯了軍事路線錯誤，但又堅決反對撤掉他們的指揮權。遵義會議後，凱豐還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
凱豐光明磊落，知錯能錯。此後，在長征途中，尤其是在與張國燾的鬥爭中，凱豐都站在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
左起：張聞天、康生、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兩河口召開了擴大會議，並通過《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否定了張國燾向川康退卻的主張。凱豐明確支持北上。他寫了長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刊登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上，批評張國燾搞的西北聯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聯邦”進去。這是最早公開批評張國燾的文章。當時，張國燾看了凱豐的文章極為惱火，但也對其沒辦法。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黑水縣的蘆花召開兩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解決紅軍統一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凱豐在發言中當面批評張國燾隨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蘇區的錯誤。在8月間中央召開的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和9月間召開的俄界會議上，凱豐都是旗幟鮮明地維護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的統一，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體現了其鮮明的政治立場。
1937年的2月27日，凱豐在延安發表了長達三萬言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一文，引用了許多內部文件，全面批判了張國燾，文章指出：“國燾路線的性質是蘇維埃運動中一種特殊形式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軍閥、土匪主義”，這就使人覺得他把人數眾多、有光輝戰鬥歷史的四方面軍貶成“土匪”、“軍閥”的隊伍，引起四方面軍官兵的強烈不滿。
凱豐
這是黨史上最早系統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文章，但引發了嚴重的後果：延安抗大學員中的原四方面軍的許世友等因串聯三十多人，密謀“拖槍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黃昏，抗大全體學員被緊急集合到大操場上。校長林彪站在講臺上，目光嚴肅，悲痛地告訴大家：西路軍在高臺、臨澤、倪家營子和祈連山的苦戰失敗了，軍首長董振堂、孫玉清、陳海松等壯烈犧牲，部隊損失兩萬餘人……
會場上已是哭聲一片。尤其是來自紅四方面軍的學員，更是悲傷與迷惘。
也在抗大學習的許世友是被人攙扶著送回宿舍的。他悲傷得一天都沒吃飯。
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後，延安的部隊、機關和學校，紛紛召開聲討張國燾的會議。
當時，抗大的一些人錯誤地把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捆在了一起。
在抗大一隊的批鬥會上，有些人上批張國燾，下批紅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出現了偏差行為和過火言語，對此，許世友說了幾句粗話。有人就說許世友原來就跟張國燾是一夥的，不像紅軍的高級幹部，倒像一個大別山區衝出來的土匪，還像一個地地道道的軍閥。批鬥張國燾的會轉成批許世友了。
許世友氣病了，住進了醫院。他在病床上想了三天，終於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領1000多人打游擊的老部下劉子才。與其在這裡等待槍決，還不如到他那裡鬧革命去。
曾和許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響應，接著大家都表態贊成。經過秘密串聯，到第三天時，延安已有20多個團級幹部、2個營級幹部、5個師級幹部、5個軍級幹部願意走。
許世友決定不帶張國燾、何畏、周純全走，因為他嫌他們吃不了苦，都要騎馬。許世友計劃步行7天7夜通過陝北，到達陝西漢中，再到巴山找劉子才部。
許世友精心策劃的“逃跑”計劃不久洩露了。4月3日上午，原計劃跟許世友一道回四川的抗大保衛處處長王建安，經過慎重考慮，決定不走了。他覺得，許世友的行為太過火了，中央說張國燾的問題仍然是黨內矛盾，可以在黨內解決，逃跑政治上沒有前途，人身也不能保障。
王建安感到問題嚴重，遂決定向上級報告。他悄悄地找到黨支部書記謝富治，向他報告並揭發了許世友將要出走的秘密。
此事誰也不敢怠慢，抗大校長林彪很快就知道了。林彪請示了中央後，召集抗大負責人和學員隊的領導劉亞樓等及邊區保衛處的人開會處理此事。邊區保衛處處長周興迅速佈置人員，把學員隊的教室和宿舍包圍了起來。把參與密謀的人都抓了，共30多人，包括王建安。
在強大的壓力下，許世友的第二任妻子雷明珍很無奈地宣佈與之斷絕關係（她後來想復婚，許世友卻堅決不同意，至死都不肯原諒她）。
組織的誤會，妻子的無情，運動積極分子的窮追猛打，把許世友氣懵了。他弄不明白自己為革命打了上千次仗，身上傷疤重傷疤，到頭來卻莫名其妙地成了個反革命。他也不能理解長期領導他們的張國燾為什麼會是個壞人，儘管此時的他早已不和以前一樣那麼崇拜張國燾了——1933年夏，紅四方面軍連續發動儀南、營渠、宣達戰役。這期間，一天傍晚，深受張國燾器重的許世友匆忙趕回報告情況。他徑直推開張國燾臥室的門。只見張國燾坐在炕上，摟著一個女文工團員正在調情。從此，張國燾的形象在許世友心目中大打折扣。
頭腦簡單的許世友把眼前所受到的這一切全都歸到了這場運動的發起人毛澤東身上。砍頭不過碗大的疤，他豁出去了，索性當著審訊、看押人員大罵毛澤東。他以為這樣一罵，必然有人會報告上去，毛澤東一動怒，就會下令槍斃他。如果真能那樣死去，服也算得上四方面軍的一條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了。
毛主席被驚動了。他把具體負責這場運動的中宣部長凱豐和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召到他的窯洞裡，詳細瞭解了抗大風波的情況。
凱丰情緒激烈，要求毛主席應施以嚴厲手段處置。
而董必武提供的情況對於毛主席親自出面糾偏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董老說，他巳經分別審訊過許世友、詹才芳、洪學智、陳錫聯等人，也和曾參與策劃，事到臨頭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報的王建安談過話。他認為根據目前掌握的證據與情況，尚不能將抗大風波視作一次集體的反叛行動，而只是他們對在抗大進行的批張運動存在嚴重的擴大化傾向，把所有原四方面軍的官兵和張國燾不加區別地當成了批判對像強烈不滿，因此憤而作出了過激的行為。他們在反抗時說的那些出格的話，似不可以此作為定罪的依據，而應視為一時衝動之下的錯誤言論。他力陳許世友決不可殺，殺許，必然會引起原四方面軍官兵的更大恐慌，有可能激化出更大的亂子。
董老還強調了最有說服力的一點，這批密謀拖槍出走的高中級幹部，在風波爆發之前都沒有和自己指揮的部隊取得聯繫。而當時的情況是，佈署在延安地區的部隊中，原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一軍仍佔紅軍總數的一半以上。
毛主席惱怒地衝凱豐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這麼多紅軍中的高級幹部反對我們，你還能說你正確得很麼？凱豐啊凱豐，我看你是要把他們逼上梁山嘛。”
凱豐委屈地申辯道：“主席，我是認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佈置的。”
“什麼我的精神？”毛主席火了，大聲批評凱豐，“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張國燾，你卻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橫掃一大片！我聽說，你還別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麼’究竟是毛澤東水平高還是張國燾水平高‘，以此來劃線。還逼著四方面軍的官兵人人交待，搶過老百姓的財物沒有？姦汙過婦女沒有？當過反動軍閥的爪牙沒有？簡直是亂彈琴！我看我毛某人，就沒有張國燾水平高，張國燾在雜谷腦，在松崗，在甘孜批我毛澤東批得那樣厲害，可就沒有批一個一方面軍的戰士。可現在毛澤東批張國燾，居然連戰士也不放過！”
那一夜，毛主席睡不好覺了，一整夜坐在辦公桌前抽菸，不看文件，也不寫文章。連警衛員給他準備的夜宵也不吃。
最高法院特別軍事法庭根據認為許世友過去對革命有過功勞，決定從輕判處許世友有期徒刑一年，其餘人員分別判刑1年、8個月或6個月不等。毛主席要見許世友，許世友卻提出要帶槍來見，毛主席說完全沒問題，結果許世友見了毛主席就跪了，從此對毛主席忠心耿耿。
毛主席以其寬闊的胸懷與真誠的態度，很快就化解了這場“危機”。之後，凱豐也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對毛主席的處事藝術更是敬佩有加了。
在1937年召開的洛川會議和12月政治局會議上，凱豐先後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1942年4月舉行的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請柬，落款只有兩個人的名字，那就是毛主席與凱豐（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與他人聯名發起召開黨的重要會議。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主持人，就是凱豐。著名的抗大校歌歌詞，也是出於凱豐之手。（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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