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創新研究報告》
第13期（總第279期）2019-04-09
編者按：2018年10月17日，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發佈了《2018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本次年度報告對全球競爭力評價標準進行了較大調整，推出了全新的全球競爭力指數（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簡稱GCI）4.0。該指數闡述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對生產力至關重要的新因素，並提供了評估這些因素的新工具，被譽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經濟指南。作為系列研究報告，本文主要對其第一章《全球發現》的主要內容進行摘編，對創新、制度、經濟進步和國家開放性四個關鍵問題進行深度解讀。
通過繪製140個經濟體競爭格局的詳細地圖，GCI 4.0旨在幫助我們從全球經濟發展中汲取經驗教訓，同時還有助於應對當今經濟、政治、技術和社會背景下關於競爭力的關鍵新問題。GCI 4.0依據基礎設施設置、政策及生產力水平決定因素等評估各國競爭力。
圖1 《2018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
一、創新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大部分經濟體的創新能力有待加強
第四代工業革命正在重塑經濟格局，經濟上的發展將不再僅僅依靠提高效率和削減成本，創新性、靈活性和適應性將演化成關鍵因素，能夠更快地採用新思想、新方法或新產品的經濟體將更具有優勢。因此，擁抱機會和利用創新可以有效促進每個經濟體的增長和發展。然而，經濟體的創新能力指標在GCI 4.0的12個一級指標中平均表現最差，3/4的經濟體得分為50分或更低。各經濟體創新能力得分的分佈偏離較大，以至於三個表現最佳的經濟體：德國（87.5分）、美國（86.5分）和瑞士（82.1分）被認為是統計異常值（圖2）。之所以各個經濟體的創新能力指標普遍偏低，主要是創新的特質決定的。創新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它始於新想法的產生，但是隻有新想法付諸實踐創造出新的發明並進而被商業化取得成功之後，創新才能提高經濟生產力。創新生態系統中缺少的任何因素都可能阻止新思想的產生或發展成可行的商業產品。
圖2 創新系統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注：Pctl=百分比
數據來源：世界經濟論壇分析（World Economic Forum Analysis）。
GCI 4.0旨在捕捉這種複雜性並評估各國的反應。創新能力指標和商業活力指標都能夠評估每個經濟體的創新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包括關於創意產生的“軟實力”和隱性的指標，以及研究與開發能力和商業化能力。商業活力主要包括管理制度（監管制度、制度框架對創新的支撐程度）和企業文化（一個國家願意承擔風險和接受變化的意願）。GCI 4.0的其他指標在確定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方面也發揮著關鍵作用，包括通信技術採用指標、教育質量、競爭強度和融資可用性。結果表明，擁有成功的創新生態系統的國家已經採取一系列措施。
在構成商業活力和創新能力的5個子指標中，高收入經濟體每個指標的得分都顯著高於低收入經濟體，表明其創新生態系統更加發達（圖3）。儘管如此，所有經濟體都有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各經濟體差異最顯著的方面是研究和開發維度，該維度包括研發支出、專利、出版物和研究機構等指標。在本研究調查分析的140個經濟體中，有94個經濟體在該維度中的得分最低。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在管理制度方面差距不大，但仍有提升的空間。在政策干預方面，進一步減輕開創和停辦企業的行政負擔是一個相對可實現的目標。
圖3 創新生態系統體系整體績效
中高收入經濟體中表現最好的是中國和印度，正在趕上甚至超過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水平。例如，中國的研發投入已經超過普通高收入經濟體；印度也不甘落後（圖4），這反映在中國和印度的公司在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崛起。2017年，中國擁有全球33％的“獨角獸”（私人公司價值超過10億美元）企業，高於2014年的12％。
圖4 創新生態系統各層級收入組績效最佳者比較
在表現最好的經濟體中，創新驅動軟實力（創業文化、交互和多樣性）將“超級創新者”德國和美國與其他創新中心如日本和韓國區分開（圖5）。韓國和日本在這些方面表現略遜一籌的原因可能是其避免不確定性的民族性。如圖6所示，日本和韓國的創業風險偏好明顯低於美國。這可能是因為創業風險的機會成本較高以及其他文化因素使得日韓更難以接受破壞性創意。事實上，許多專家將日本“失去的十年”歸因於公司不願冒險、安於現狀。更具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將使這些經濟體能夠更充分地將其研究工作轉化為經濟增長，並提高對技術衝擊的長期抵禦能力。
圖5 創新生態系統績效
圖6 對企業家失敗態度的演變
注：問卷調查反饋“在你的國家人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創業風險？”（1=不能承受；7=無論風險多大都能承受）
二、制度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進一步加強制度規範才能提高競爭力
制度既包括機構正式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約束規則、法律、憲法和相關的執法機制，又可以是非正式約束，如行為規範、慣例和自我強加的行為準則。強大的制度是生產力和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制度質量的差異是導致經濟體差異的眾多因素中的基礎因素，很大一部分跨國收入差異由此產生（圖7）。此外，充足的證據表明，穩定、有效的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生產力提高至關重要。
制度塑造了個人活動和經濟交易的方式，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穩定的支柱。基於此，GCI 4.0的12個一級指標首先評估了經濟體制的優勢和質量。結果表明，制度指標平均得分在GCI 4.0的12個一級指標中得分第二低，僅次於創新能力指標。在所研究的140個經濟體中，117個經濟體的制度指標得分拉低了其整體競爭力（圖8）。
圖7 制度力度與收入的關係
注：N=140 R2=0.63
圖8 制度與其他驅動力的競爭力對比（按地區）
注：N=140
在制度評價的6個二級指標中（表1），表現最好的是安全方面。其中位數得分為72，所有調查的140個經濟體中有一半得分為75分或以上，芬蘭（97.5分）最接近於無恐怖主義和犯罪；薩爾瓦多和委內瑞拉的表現最差（得分均為33.8分），犯罪和暴力行為在拉丁美洲造成經濟和人員的傷亡也最大；其他國家如尼日利亞、也門、南非、巴基斯坦和菲律賓也存在著暴力、犯罪或恐怖主義等顯著問題，警察被認為不可靠。對所有國家而言，有組織犯罪的普遍程度與警察的可靠性關係密切。
透明度是制度評價中最薄弱的方面。透明度使用國際通用的腐敗感知指數（CPI）進行評估，數據來源於世界經濟論壇的執行意見調查。在CPI的範圍內，從0分（“高度腐敗”）到100分（“非常乾淨”），140個全球競爭力指數經濟體中有2/3的得分低於50分，中位數只有43分。當排除經濟發達地區時，中位數下降到36分。公共部門績效表現的薄弱程度僅次於透明度。煩瑣的流程增加了延時和交易成本，降低了社會效率併為腐敗和獨斷創造了空間，這反映在公共部門表現得分與透明度得分的密切關聯。公共部門表現的中位數得分僅為45分，但得分最高的政府不一定是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只有3個國家在兩個名單中排名前十——瑞士、美國和新加坡。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以及中東和北非地區的表現優於歐洲和北美，新加坡（85.6分）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盧森堡（79.0分）、美國（78.3分）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76.7分）。
表1 制度評價中的六個二級指標及20個三級指標
三、在充分考慮貧困、不平等和社會福利等經濟進步指標的前提下，建立經濟發展新模式
2007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使得生活水平的提升緩慢且不平等擴大，導致許多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政治兩極分化嚴重，社會凝聚力下降。建立更全面的經濟進步模式已達成全球共識。新模式承認必要的經濟增長，但需要採取額外措施來提高生活水平，同時確保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並維護後代的利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一些不利的衝突，但也存在良性循環的潛力。GCI 4.0評價結果充分證明，更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確實在各種經濟進步指標（包括貧困、不平等和社會福利）上表現更好，但考慮到環境可持續性評價結果則會更為複雜。
1. 競爭力和貧困
極端貧困率是衡量經濟進步的重要指標，低生產率是造成極端貧困的直接原因。因此，較高的競爭力得分通常與較低的貧困率正相關（圖9）。事實上，只有南非和印度兩個國家在全球競爭力指數排名的上半部分而其貧困率超過總人口的10％。
圖9 極端貧困與國家競爭力的關係
注：N=121。貧困人口率為低於每日生活費1.9美元標準（國際貧困線標準）的人口百分比。
家庭收入中位數是生活水平進步的最明顯標誌,這也與競爭力密切相關。圖10表明家庭收入中位數與競爭力之間的關係是非線性的：GCI 4.0得分的單位增長與收入中位數的指數增長有關，有82%的經濟體可以用GCI 4.0的得分解釋收入水平。然而，也有一些例外。如馬來西亞和比利時的全球競爭力指數得分相似，但比利時的收入中位數是馬來西亞的3倍。收入基尼係數與競爭力之間似乎存在關聯。然而研究表明，這種關聯非常弱。事實上，最平等和最不平等的國家阿塞拜疆和南非分別獲得了類似的總全球競爭力指數分數（60.0分和60.8分），而競爭最激烈的國家，美國和乍得，具有相似的基尼係數（42分和43分）。因此，認為更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更可靠、更具包容性的結論是不準確的（圖11）。
GCI 4.0的結果與實證研究中得出的結論一致，即社會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必然關係。這也意味著不平等不是由經濟增長引起的。荷蘭、瑞典和丹麥位於全球競爭力指數前十名，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經濟體之一。政府需要調整政策來應對停滯不前的增長和不斷加劇的不平等，這些因素削弱了對制度、技術進步和全球化的信任。
圖10 中等收入與國家競爭力的關係
注：R2=0.82
圖11 不公平與國家競爭力
注：N=128
2. 競爭力和社會福利
個人福利被認為是社會福利的最終衡量標準。GCI 4.0評估了生活滿意度和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關係（圖12）。結果顯示，在調查的123個經濟體中，約有2/3的經濟體符合“全球競爭力指標得分越高，民眾生活滿意度越高”的規律。其中，芬蘭、丹麥、挪威等全球競爭力排名靠前的經濟體民眾的生活滿意度也位於世界前列。休閒時間是社會福利的另一個決定因素。GCI 4.0中最具競爭力的前10個經濟體的勞動者平均每年工作時間比排名最低的後10個經濟體的工作時間少361個小時，或者每週少8個小時。由此可見，更高的競爭力通常伴隨著更少的工作時間和更多的休閒時間，這表明生產率不是通過更長的工作時間而是通過更有效地利用工作時間來提高的。
圖12 生活滿意度與國家競爭力
注：N=123，R2=0.68
3. 競爭力和環境可持續性
競爭力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從長遠來看，經濟活動必須考慮地球承載力。圖13顯示，更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擁有更多、更大的生態足跡，表明經濟進步與環境可持續性之間存在明顯的緊張關係。如果每個人都像美國的普通居民一樣生活，那麼需要4.9個行星來承載人類的足跡。然而，這種緊張局勢可以通過“綠色增長”得到緩解。政策可以提高自然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浪費和能源消耗，實現資源合理配置，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提高生產力。隨著財富的增加，更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往往擁有更有效利用自然資源的舉措。因此，儘管人均生態足跡最大，但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的每單位輸出所佔據的生態足跡最小（圖14）。數據顯示，2004—2014年，這一比例實際上已經在全球範圍內下降。此外，其他研究表明，大多數經濟體已達到碳排量最高強度，預計碳使用量將呈下降趨勢。這些都是積極的發展，但總體而言保持有效利用自然資源的努力仍然不足。
圖13 生態足跡與國家競爭力
注：N=135；gha=全球公頃。消費足跡包括生產消耗材料所需面積和吸收二氧化碳排放所需的面積
圖14 生態足跡單位產出與國家競爭力的關係
注：N=135，R2=0.63
四、貿易自由化有助於提高經濟體競爭力，但應輔以政策修正經濟收益的再分配
貿易自由化、全球開放和一體化的加快促進了經濟體之間的互利“雙贏”，但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在促進經濟整體繁榮發展的同時，自由貿易可能會加劇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的聚集。然而，試圖通過扭轉全球化來解決不平等問題，對於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來說無疑是適得其反。GCI 4.0的結果表明，更開放的經濟體更具創新性，並且往往以擁有更具競爭力的市場為特徵。因此，政策應側重於改善受全球化影響的不利因素，而不是偏向於保護主義。結合全球競爭力指數與其他數據綜合分析表明，再分配政策、安全、人力資本投資以及累進稅收制可以幫助減少社會不平等，且不會影響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水平。
全球化有助於減少全球貧困和經濟體間不平等。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貿易促進了所有經濟體的繁榮。開放貿易的好處在東南亞和中國表現顯著，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迅速，大幅度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參與全球經濟最多的經濟體也是最具競爭力的。全球競爭力指數強調了國際開放對生產力的重要性。開放貿易可以更好、更快地傳播思想和技術，進而促進創新（圖15）。開放經濟體也傾向於擁有更具競爭力的市場，這迫使國內公司進行創新並採購最新技術以與最好的國際公司競爭（圖16）。
圖15 創新績效（開放水平維度）
圖16 國內競爭力表現（開放水平維度）
注：國家分組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類為基礎。開放性由六個指標的平均值定義：非關稅措施;關稅;服務貿易限制指數;易於僱用外國勞工;國際創造和清關（所有數值以分數表示）。
自1980年以來，大多數經濟體的國內收入不平等現象有所增加。在過去的30年中，在可獲得長期數據的22個經合組織國家中，有17個基尼係數增加。在增幅最高的美國，過去30年來最富裕1％人口的收入份額增加了1倍以上，達到20％左右，而中產階級的份額卻下降了。許多新興經濟體的不平等現象也在增加。雖然分配效應通常歸因於製造業勞動力的下降，但在經歷經濟持續增長和貧困減少的許多經濟體，這種影響也很明顯。有證據表明，國際貿易可以降低最容易受到外國競爭影響的製造業的工資和就業。然而，自動化的擴張、數字經濟的崛起以及稅收累進制的普遍減少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為了遏制收入不平等而扭轉經濟一體化將是無效且適得其反的。保護主義政策不會解決自動化和數字化等因素對經濟結構和分配結果的持續影響。並且，保護主義政策還將損害技術轉讓、創新過程和經濟增長。從短期來看，保護主義也可能對從事全球價值鏈的工人產生負面影響。通過精心設計的國際協定和國家政策，可以更好地實現經濟收益的再分配。各國通過更加努力地重新分配收入，成功地減少了不平等。有證據表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稅收優惠制度有助於減少不平等並保護弱勢家庭免受不利的經濟衝擊。圖17顯示，重新分配最多的經濟體其基尼係數相對更低，同時繼續維持開放政策。雖然安全網在發達經濟體中更為常見，但一些新興經濟體最近也開始通過公共政策和計劃成功地減少不平等。
圖17 開放、不平等與再分配關係
注：N=45。不同顏色的節點反映了再分配的程度。
促進更加平等地獲得人力和金融資本的政策對於減少不平等至關重要。收入轉移等措施可以緩解一些不平等的週期性原因，但要解決結構性不平等問題，需要採取補充措施，以便為弱勢群體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些措施包括擴大獲得優質教育和醫療保健的機會，更多的金融包容性，累計稅收制以及遏制逃稅。
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也發揮著核心作用。雖然最低保障對於平穩過渡工作有用，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變化可能使失去工作的工人難以在短時間內找到工資水平相當的工作。在技術迅速發展的當下，處於職業生涯中期的工人可能會看到對他們現有技能的需求顯著縮減。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未來10年，一組代表當下總計1500萬工人的公司中，100萬個工作崗位將消失，但將創造170萬個需要新技能的新工作崗位。此外，到2022年，至少有一半的現有員工需要大量重新培訓和提高技能。政府顯然需要制定政策來應對這一巨大挑戰。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去工業化地區的再培訓，已被證明可以維持低技術就業的實際收入增長。
政府也應該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制定重新分配收益和機會的政策，以確保貿易具有包容性。雖然經濟增長對實現國家繁榮至關重要，但仍需要補充政策。易受國際貿易影響的工人需要適應收入衝擊，但也應鼓勵他們學習從不斷變化的經濟格局中獲益所需的技能。
編譯：鞏玥 羅彧 曹學偉
編輯部成員：張麗琴 王國強 劉 薇 王 達 曹學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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