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波：世界未來基金會理事兼秘書長、非營利組織管理博士
中國公益慈善“走出去”
到了不同的階段
《中國慈善家》：你在《善行天下》一書裡把基金會“走出去”分為五個層面，資金、人員、項目、機構、品牌，目前國內實現五個層面全都走出去的基金會有哪些?
陸波：根據我的研究，嚴格意義上真正做到這五個層面全都走出去的基金會目前還沒有，絕大多數僅在其中一兩個層面上實現了零的突破。
資金走出去相對容易，比如國外發生災害，基金會捐款用於災後救援;人員走出去主要指有常駐國外執行項目的工作人員，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等都做到了這一點;“走出去”的項目涉及領域比較廣泛，國際交流類像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常年開展的國際青少年交流營項目，學術研究類像華民基金會在美國羅格斯大學設立的華民研究中心，扶貧類像中國扶貧基金會的“非洲之角旱災”項目等;機構走出去方面，比如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2006年在英國倫敦成立了分支機構“中國兒童慈善”，2015年中國扶貧基金會在緬甸設立了第一家海外辦公室。
最能體現基金會成熟度的是品牌“走出去”，中國到今天為止，在公益慈善領域，還沒有一個品牌在世界上叫得響。我在《善行天下》這本書裡也列了幾個基金會走出去的品牌項目，比如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母嬰平安”項目，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希望工程走進非洲”項目，中國和平發展基金會的中緬、中蘇、中蒙“友好光明行”項目等，這些項目都做得不錯，相對形成了品牌，但是距離品牌深入人心還有一定距離。
《中國慈善家》：你如何評價中國扶貧基金會的“走出去”?
陸波：在我國的基金會中，在“走出去”方面，他們處於領先水平。中國扶貧基金會“走出去”的意識很早，2007年就提出了國際化戰略，是我國提出這一戰略最早的基金會。在執行方面也很堅定，他們的工作人員給我講過，幾年前捐助海外救災時也接到過指責甚至謾罵的電話，認為國內的救災都沒做好，不該把錢捐給國外，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依然堅持“走出去”。
另外，我覺得他們這兩年厚積薄發，國外辦事處做的項目比較深入基層、深入人心、深入當地人的生活習慣，這是很難的。比如基金會有一個項目是在尼泊爾給當地群眾做健康培訓，其中一個環節是用15分鐘時間教他們怎麼洗手。之前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瞭解到當地人總是生病，壽命不長，我猜他們可能研究過洗手問題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通過觀察，找到痛點，然後做出針對性的設計，這個案例我印象很深。我認為這種項目意味著中國公益慈善“走出去”到了一個不同的階段，以往“錢到、人到”基本就可以了，現在還做到了“心到”。
《中國慈善家》：如何評估一個基金會“走出去”的能力?
陸波：除了在資金、人員、項目、機構、品牌五個層面都實現了“走出去”之外，我認為還有兩個能力要素：第一是資金規模，第二是時間長度。
資金規模是指在國外投入的善款總量，這是一個實踐指標，代表了募款能力、項目能力、人才儲備等多方面的綜合實力。時間長度是指在國外運營的時間。
有一個說法是從企業界學來的，叫“走出去、留下來、沉進去”。實際上有三個階段，“走出去”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要看能不能留下來，有沒有足夠的資金和優秀的人才維持項目的運轉。第三步叫沉進去，就是看項目是否能夠深入人心，得到當地人的認可，收穫好的效果。
勇於嘗試的基金會太少了
《中國慈善家》：你認為中國基金會“走出去”目前處於什麼階段和水平?
陸波：根據我在兩年前做的一項調查，我國基金會在“走出去”方面處於初級階段的探索和嘗試期，基本上處於“四無”狀態：無固定經費來源、無固定項目、無當地僱員、無固定辦公場所。說得形象一點，如果初級階段、中級階段、高級階段分別對應小學、中學、大學，那麼我們目前就是小學一年級水平。
2004年6月《基金會管理條例》實施後，以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為代表的一批公募基金會和以華民慈善基金會、成美慈善基金會為代表的一批非公募基金會開始走出國門，在海外開展公益慈善項目，但它們所開展的基本上是跨境發展的嘗試性行為，投入資源不多，項目期限不長，也沒有全面、長期的戰略規劃。
近兩年的情況有所改善，但沒有質的飛躍。
《中國慈善家》：這樣的“四無”狀態會持久嗎?
陸波：“四無狀態”是一個必然階段。其實“四無狀態”歸結到一點，就是缺乏資金。沒有資金才捨不得租辦公場所，開不出有競爭力的薪酬，沒法制定長期的項目計劃和目標，沒有長期的項目規劃就無法找到長期的當地合作伙伴。所以“四無”的根結是缺資金。缺資金的根結是什麼呢?我認為是信心不足，都是“摸著石頭過河”、試試看，所以可能就看不長遠，準備也不充分。
整體來說，這是必然要經歷的，先“摸著石頭過河”，然後再進入一個有信心的階段。所以不要把這個階段看得那麼灰暗，中國已經有了這麼多基金會“走出去”或者在嘗試“走出去”，儘管目前比較初級，但是要有一個積極的態度來看待未來的發展。
《中國慈善家》：中國基金會要真正“走出去”，挑戰和障礙主要有哪些?
陸波：首先，國際輿論方面，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某些西方媒體散佈“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對我們不利;其次，國內輿論方面，儘管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今非昔比，但是國內仍然有大量的落後地區和困難群體需要幫助，大量的社會問題亟待解決，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將大量的資源投入到海外開展公益活動，容易引起國內公眾和媒體的質疑;第三，法律法規缺位帶來挑戰，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涉及非營利組織(含基金會)參與國際事務、設立分支機構方面的法規，這讓基金會“走出去”處於無法可依的尷尬境地，或者導致行政成本過高;第四，人才短缺，中國基金會行業現有員工基數本來就少，有能力參與國際事務的人就更少，從數量到質量都難以承載“走出去”的歷史使命。
《中國慈善家》：這些都是客觀原因，主觀上是否也存在問題?
陸波：勇於嘗試的基金會太少了。按照我之前(2014年)的統計，中國4005家基金會中，只有37家有不同層面的“走出去”的嘗試，不到百分之一。去年，我看到有關部門的一項統計，中國的社會組織有66.2萬家，在章程裡面寫明要做國際事務的，只有516家，不到千分之一。
我想呼籲更多有實力或者有意願的中國基金會大膽地“走出去”，以公益慈善的方式參與國際事務，提高我們國家在國際舞臺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政策本身是要靠實踐者去推動的，條件也是靠實踐者去創造的，不是說你再等兩年自然而然政策就好了、條件就成熟了，都是需要業界和學界一起去促進和推動的。
“走出去”發揮集中效應
需有政策導向
《中國慈善家》：有人認為基金會“走出去”應該率先考慮貧窮落後的地區或人群，因為他們更迫切地需要幫助;有人認為應該選擇發達國家，因為可以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認可中國形象。你怎麼看?
陸波：這兩種說法或者做法都對，沒有哪個更好。作為一個基金會或者一個慈善家來說，可以有個性化的選擇。比如看到非洲的貧苦人群吃不飽飯、衣不蔽體，覺得可憐，就給他們捐錢;或者覺得有一些具有人類共性的問題需要得到重視，比如全球變暖、環境汙染、傳染病盛行等等，願意為這些問題捐款尋找解決方案。
兩種思路都沒有錯，都很好。公益慈善本身就是一個生態系統，有人做這個層面的，有人做那個層面的，最後共同構建一個生機勃勃的生態體系。你說是地皮上的苔蘚重要還是灌木叢重要?還是參天大樹重要?都重要，缺一不可。
所以我覺得，每個基金會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優勢、興趣、關注點進行個性化選擇，通過每個基金會做出不盡相同的選擇，共同組成中國公益慈善國際化這個隊伍。
《中國慈善家》：在你的研究中，中國基金會“走出去”的項目主要集中在國外的哪些地區和國家?在目標國和目標地的選擇上，是否有什麼規律或原則?
陸波：目前，中國“走出去”的基金會在地域分佈上是零散的，沒有形成體系，更談不上發揮協同作用。絕大多數“走出去”的中國基金會，其項目都定位於單一國家的單一地點，沒有形成地域連片發展的規模效應。
在目標國和目標地的選擇上，我認為應該要有指導原則和建議方向，但是現在其實是沒有的。就像我在《善行天下》這本書裡寫的，當前中國基金會“走出去”很大程度上源於領導者個人的視野和興趣，並不是集體決策或理性選擇的結果。作為基金會的領導者，比如覺得非洲人民不容易我就要帶領基金會去幫扶非洲;我是哪個大學畢業的，我就要回饋我的母校帶領基金會去捐贈學校。這種源於領導者個人意願的行為，對於基金會來說沒有錯，也值得鼓勵，但從國家層面來說、從公益慈善行業層面來說，我認為應該有一個導向，應該有一個戰略部署，應該有一定的政策傾斜或者扶持，否則任其發展，很難有一個集中的成效出來。
《中國慈善家》：如果從國家層面整體部署，需要從哪些方面制定一些推進的措施?
陸波：首先，得有管理歸口部門。中國的基金會跟中國公益慈善組織的歸口管理部門是民政部的民間組織管理局，但是目前基金會或公益組織“走出去”是一個自發的、零散的行為，在政府的角度並沒有一個歸口的管理，或者說還沒有引起政府足夠的重視，基本上是願意“走出去”沒人攔著，但怎麼“走出去”也沒人幫你。
其次，我認為政府應該從大國崛起、“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高度來看待基金會“走出去”的意義，要有一個區域或者路徑的指引、建議，並制定具體的優惠政策，形成激勵機制。
《中國慈善家》：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走出國門，中國基金會在國際舞臺上卻呈“人少、音弱、勢寡”之態，目前來看，中國基金會與海外中國企業結盟、資源互補的情況如何?原因何在?
陸波：雙方聯合非常不夠。事實上，基金會和企業聯合雙方都是有意願的。基金會跟企業聯合，可以有資金保障;企業和基金會聯合，有助於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海外中資企業缺少從事企業社會責任的專業人才，缺少選擇、運營和評估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的能力和經驗，缺少與當地社區民眾溝通的能力和經驗，而這些正是基金會擅長的。
之所以現在聯合不夠，我覺得主要是基金會的專業能力還不夠。中國的基金會“走出去”從數量到頻次都太少了，他們從事國際公益慈善的優勢還沒有顯現出來，企業還不夠認可。這需要一個過程。
《中國慈善家》：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相對處於學習和追趕的階段，但是否我們也有值得國外借鑑的地方?
陸波：肯定有。第一，我們的互聯網企業在世界上處於領先水平，現在又成為推動公益慈善發展的積極力量。比如通過跟互聯網的消費和支付結合、綁定，孵化出新型的募款方式;比如中國的互聯網眾籌做得非常好，包括方式、力度、規模、覆蓋面都很厲害;比如刷一次銀行卡就會有一分錢或者一毛錢捐給公益組織等等。這些創新的方式非常好，都是國外可以學習的地方。
第二，中國公益慈善媒體的發達程度在世界上是領先的。據我所知，國外很少有面向公眾的公益慈善類媒體，而中國不僅以公益慈善命名的專業媒體比國外多得多，幾乎所有的紙媒也都有專門的公益版面，網絡媒體有公益頻道，電視臺也有公益欄目。這些媒體對公益慈善行業的發展起到很好的推廣、監督和促進作用。
《中國慈善家》：如果條件允許、環境成熟，你覺得中國基金會“走出去”的數量越多越好嗎?為什麼?
陸波：我不認為所有的中國基金會都應該“走出去”，也不認為“走出去”的基金會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據每個基金會的使命和願景來看是否需要“走出去”。比如一個基金會的定位就是要幫助朝陽區的殘疾人，那就完全沒必要“走出去”，但如果定位是幫助全人類的殘疾人，可能就需要“走出去”了。
不過，我們處於全球化的時代，基金會的定位、目標、覆蓋人群可以不是全球化的，但是應該藉助全球化的發展態勢去交流和學習。就算一家基金會是由社區居民捐錢，以改善社區的生存環境、解決社區的留守兒童問題為主旨，它是沒必要“走出去”，但是也應該研究一下全球範圍內做留守兒童、做社區兒童的基金會是怎麼做的，做到什麼程度，有什麼值得學習的地方，來讓自己做得更好。
我想強調，作為一個崛起中的、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大國，我們“走出去”的基金會目前只佔到百分之一，這個比例實在太低了，需要進一步提高。
閱讀更多 慈訊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