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斯韋爾·珀金斯，第一次知道這個名字還是因為司各特·菲茨傑拉德，一個和瘋妻一起隕落的天才。菲茨傑拉德、海明威還有托馬斯·沃爾夫，“迷惘的一代”用幻滅的文字堆砌起精神的荒原，和他們比起來，作為伯樂的珀金斯編輯，一直守住軟呢帽簷下的陰影，把光芒留給作家。電影《天才捕手》中的沃爾夫，在裘德·洛油膩的頭髮和浮誇的演繹下，性格外露，喧賓奪主，與不苟言笑的珀金斯似乎毫無交集。但誰料得到，爵士樂版的《阿夫頓河》不再靜靜流淌，沉穩的編輯和出格的作家最終在黑人爵士的搖擺中達成共識。
電影《天才的補手》中的托馬斯·沃爾夫與珀金斯
但這畢竟是電影。珀金斯還是得回到書桌前，燈光之下，文字之上，塵埃落定。這方面顯然A.司各特·伯格為珀金斯寫的傳記提到了更多，據說他戴著這頂帽子是為了更好地傾聽，捕捉那些轉瞬即逝的言語靈感。而李偉長把珀金斯的那頂軟呢帽，作為細節的象徵，“忠於內心”，發現光亮，也接受不完美。從文學編輯到文學批評，七號軟呢帽也合適。這是作者在代後記中的自證，但我卻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文學批評的魅力。
翻開《珀金斯的帽子》，從方言的智慧見證王安憶的“以小見大”，從成長的細節透視秦文君關注“日常”的理由，從“失落的英雄”找到齊橙《大國重工》的闡釋空間，從改編的芭蕾舞劇《簡·愛》聯想到黃昱寧對小說虛構的迷戀，等等等等。評論集中的大半文章，知人論事，娓娓道來。作家的性情與為人，夾雜著作品中的人物和情節，在李偉長的這本評論集裡共舞，一起接受觀眾的評判和審視，然後一起謝幕。
A.司各特·伯格為珀金斯寫的傳記
知人論事，在充斥著各種術語和理論的文學批評框架內，是傳統方法，也是“陳腔舊調”。這種從小學背誦詩人字號開始的“土辦法”，在完成了教學啟蒙的重任後，被西方語言學轉向後的理論思潮洗得七零八落。文學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劃分，閱讀接受中的“意圖謬誤”，儘管已經是跟風幾十年以後的東西，而且西方結構主義的理論在中國的文本中開始水土不服，卻依然成為批評少談作家性情的理由，似乎那樣才顯得客觀又專業。文字的生命力無法溢出書頁，小說完成後便不再受作家的規約。
文學批評，如果放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裡，借一點跨學科的方法，做一點本文分析，提煉一些文化表徵，這是通行的做法。這樣的方法沒有對錯之說，只是一旦過度，便是“無趣”。所謂“敗興”的文學批評，便是庖丁解牛後雙手一攤，筋骨分明，卻無骨肉停勻之美。“停勻”，需要批評家對文本幽暗地帶的感知。如此這般繞了一圈，便會發現知人論事的文學批評帶著溫情，非但沒有土味，留下的是最原初、最本真的感觸。《珀金斯的帽子》便是一種人事紛繁、靈光閃現的風格化評論，在作品的細節裡縫進評論者細密的針腳。
麥克斯韋爾·珀金斯
於是，便有了楊絳心中“蓋滿的血泡”，有了周嘉寧筆下“身體的貼近”，有了文珍筆下作為一種逃離方式的“死亡”，還有作者自己的成長史和王小波閱讀史的交織並行。閱讀也好，批評也罷，首先是感知，然後才是分析，最後不是歸於理性，而是歸於審美，用作者的話，就是“細節”之美。
在專業評論的權威性日益消減的互聯網時代，批評家需要更多的真性情，也需要更多忠於文本、忠於內心的剖析和表達。然而網絡時代，光有真性情的文學批評並不夠，無數ID交織成聲色湧動的文學場域，其中有看不見的“黑洞”和“陷阱”。習慣了後真相的人們，見識過各種甜膩的表演，批評家的“抉心自食”，容易被觀眾曲解成譁眾取寵的行為藝術，或者是又一場與作家合謀的表演。 批評家與讀者、作者、作品三者的距離，無時不處於變化之中，遠近遐邇，需要貫穿現實與文本、維繫微妙平衡的智慧。李偉長在評論集中，提到了小說中呈現的政治文化和話語規訓，提到了政、道兩條路之間知識分子的選擇，在小說中常見的觥籌交錯之間，把握住了知識分子選擇批評立場的機樞——亦退亦進，直率但不直露，為作家文字中的“血泡”動情，為“新的英雄”喝彩，若是遇到文字要害之處，也能舉起投槍。運籌帷幄，筆點三寸；庖丁之法，留有餘地。
電影《天才的捕手》
《珀金斯的帽子》沒有陷入“庖丁解牛”式的索然無趣，也機智地躲過了被讀者或是作家牽著鼻子走的被動評論，而是自如地穿梭在人、文交融的世界裡，盛情邀請讀者一起走進當代文本，用利落的短句旋轉起文本的魔方。百年前頭戴軟呢帽、紳士做派的珀金斯，也必須考慮“邀請”讀者的方式。最明顯的是，他曾用《了不起的蓋茨比》改名熱賣暗示沃爾夫為自己的作品重新起名。而另一種邀請，則是與作家共同修改完一部作品。電影《天才捕手》的英文片名是言簡意賅的Genius，不僅指珀金斯，指沃爾夫，還指他們對於文學之美的體悟與洞察，這是一種天賦。《珀金斯的帽子》不只是文學的請柬，也不只是作者對某個文本的解讀和分享，它是作者透過文字把握生活的路徑選擇，一種生活方式的呈現。文學與現實互為延伸，互相填補言語的縫隙，“無論是批評，還是點評，只有成為文學的一部分後，才可能獲得傳承以及被後來者徵用和提整的可能”。
文|曹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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