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宋王朝是中國繼隋唐五代十國之後的又一大一統王朝，武將出身謀得皇位的宋太祖趙匡胤登基以後，制定了“崇文尊儒”的治國方針。
具體表現為大力提倡儒學教育，用儒家思想去安國興邦，借儒家經典去培養治國人才。
下令擴張國家最高教育機構國子監的學生宿舍和教學樓，聘請大儒經師，廣招學員，對師生予以獎勵，在種種政策的推動下，社會風氣慢慢起了變化——從五代的重武輕文，變成了以讀書為榮。
從宋代開始，繼承自唐代的科舉制度通過“糊名”、“謄錄”等手段日臻完善，（考官評閱試卷時，不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連考生的字跡也無從辨認。這種制度，對於防止主考官徇情取捨的確產生了很大的效力，傳說蘇軾進京趕考時，遇上歐陽修主考，歐陽修看過蘇軾的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之後，大為稱讚，提筆就像提為第一甲，轉念一想，這麼好文章，也只能出自我的弟子之手，為了避嫌，故列為第二）
宋代的科舉制度真正做到了寒門可以出貴子，前提是，你要足夠用功讀書。而非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不但不能選用人才，反而買官賣官、敗壞朝綱。
故北宋名相遍出，寇準、韓琦、司馬光、王安石、寇準等等。但到了北宋末年，這項制度就開始流於形式了。
趙匡胤之所以建立起這種“學術氣息”濃厚的氛圍，一是趙匡胤本身對文人有很強的認同感，他是打心眼裡喜歡文人的，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國曆代皇帝都處心積慮要首要把控的皇權問題。
趙匡胤給大宋定的基調就是“尊儒重文，壓制武將。”到了後期，武將想順利調動自己的部隊，竟不得不附和於朝堂的文官，實在是有些謹慎過了頭。
皇權雖得以鞏固，有利於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但軍隊的戰鬥力嚴重不足，官僚機構又過於龐大、功能重合而導致互相牽制不作為，平時還好，大家開開會喝喝茶，在對外戰爭就中十分被動了。
宋代在程朱道學崛起之前，就連婦女地位也沒比男性低哪兒去，商人也可以穿綢披紗，社會各階級就沒這麼平等過，偏偏士大夫的地位簡直高得不正常。
相傳宋徽宗和京城名妓李師師的關係不一般，這是當時京城圈子大家都知道的事，而周邦彥就明目張膽給了宋徽宗一頂綠帽子，事後還寫了首詩嘲諷宋徽宗:
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吹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給徽宗氣的直接要打人，講道理，換別的皇帝來殺身之禍是跑不掉的吧？徽宗冷靜了下，哎呦？確實有才華，行了，去中央音樂學院（大晟府）教音樂去吧！
最後竟落得個平安無事！
話說有官場的地方，就有權謀，這些士大夫之所以能一方面狠狠壓制住武將，又能大刀闊斧得實幹改革，趙匡胤宗教般的家訓分不開。
女真人攻破汴京時，大肆搜刮下，相傳在皇宮的密室中，發現了一塊石碑，碑上刻著: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敕。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洩。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昏黃的密室裡，同行而去的只能是不識字的宦官小童，點燭焚香，虔誠立誓恭讀。說是宗教般的儀式一點也不過分吧！
“中國”這個詞的概念是在宋代出現的，西方對古代乃至現代中國人很奇怪，因為西方人覺得沒有信仰的人很奇怪，他們不信上帝，也不是穆斯林。
但實際上，古代中國文明是以祖宗代上帝；以聖人代鬼神，以道德代法治，以綱常代信仰，這四種方式的變相等同，就約束住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且威力一點也不亞於宗教信條。
皇帝也不例外，假如宋朝17位皇帝真的都在一個煙火繚繞的石室內，面對這一塊先祖親自留下的碑文起誓恭誦過某些祖訓。
文彥博那句“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倒也不只是得意又猖狂的口號。
由於用力過猛，現代學者大都認為
這種政策的弊大於利。
由於讀書的風氣盛行，宋代的士大夫風骨氣節是不錯的，有真正讀書人的樣子，也算是學到了孔孟之道的處事為人之道。朝堂上政治活躍、任人為賢、改革激進；朝堂下王安石司馬光這種老對手關鍵時刻還能不記私仇，互相幫襯；學術上朱熹和陸九淵鵝湖之會搞得臉紅脖子粗，不歡而散，冷靜下來又能惺惺相惜，取長補短，不因學說觀點不一致就死命攻擊對方，宋代士大夫的風氣，還是值得肯定的。
（本來想吹一波崖山海戰的，想想靖康之恥還是算了，差距咋就那麼大）
至於負面....漢唐軍隊對待外敵就是一個字——幹！拳打匈奴腳踢突厥。
到了宋這裡，朝堂成了士大夫們一派的朝堂，武將幾乎沒有發言權，處處被文官掣肘，騎兵更弱得可憐，女真騎兵往往不帶輜重自北方南侵搶掠，到手就回去。大宋皇帝看到的奏摺:大勝！
軍事弱雞，還要不被滅，宋王朝想了一個好辦法:交保護費。
給蒙古人，給女真人，就連契丹人那也要交保護費！
在如此巨大的經濟壓力下，宋竟逐漸把華夏大地上流行了千百年的小農經歷搞成了市場經濟。
宋代開國，燕雲十六州就丟了，更別說西域，絲綢之路早就沒了，想創收增稅，絲綢之路又是別人的地盤，於是大宋想了個好辦法——陸上不通我們就走海上:大力發展港口，扶持海上貿易。
憑藉宋時的航海技術和造船工藝，外加茶葉、絲綢以及最讓外國人不能自拔的魔力陶土——瓷器，大宋很快就成功和大食（阿拉伯帝國）、三佛齊（蘇門答臘）、勿斯里（埃及開羅）、細蘭（斯里蘭卡）當然，還有....高麗日本等等等等，建立了極為資本的貿易世界，由於大宋處於貿易關係的中心，不但各貿易國都認可大宋銅錢，不還紛紛要求用大宋銅錢來交易，最後搞得宋代銅錢的地位相當於現在的美元一樣。
頻繁的跨國貿易，還為宋人家中帶來了外國女傭——崑崙奴（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土著）和高麗婢。沿海富商賈家裡沒一兩個崑崙奴高麗婢啥都，談生意都被笑話。
宋時最大的遠洋輪船可載客數百，儲糧一年，甚至養豬釀酒，儼然如漂泊於海上的小鎮，能置生死於度外。
盛象如“萬騎貔貅，千艘犀象。”
汴京瓦欄勾舍裡的說唱藝術，青風樓裡才子佳人的文學挑逗，集市上的吆喝聲和叫賣聲一直飄到千里之外的泉州，這繁華，終以蒙古鐵騎南下，陸秀夫揹著小皇帝跳海，十萬軍民殉國海上而告終。
假如宋代崇文尊儒做得不是這麼決絕，稍微給武將一個舞臺，歷史或許又是另一番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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