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 请您谈谈全球范围内交易所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动向和创新实践。
A1: 目前大部分金融科技主要运用于银行业、互联网金融和数字货币方面，在证券行业的运用还十分谨慎，能够结合具体的证券业务模式给出落地方案的则更少。从现有的技术发展成熟度来看，区块链技术和智能投顾等人工智能技术被认为在交易市场的运用可能性最高。比如，区块链技术在交易结算领域和资产再抵押业务的运用，区块链智能合约在Nasdaq Linq私人股权市场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投研、智能投顾领域的运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经历过完整业务周期的区块链技术应用也不多见，例如，在资产证券化领域中可以视为相对成熟应用的区块链技术，应当是经历过从业务发起到出现违约、违约后的处置等完整周期检验的技术，但是恰恰是现有的应用多数并没有经历完整的周期检验。从趋势看，金融科技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但是目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需要注意的是，结合金融科技的商业模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可能会形成新形式的风险。因此，监管机构需考虑调整监管框架，更好地监管和推动金融科技带来的金融创新。目前各国（如英国、欧盟、美国等）主要的监管思路基于监管一致性原则，即只要从事相同性质的金融业务，就接受同样的监管——无论是在虚拟的还是真实的环境下提供的金融服务，都基于同一法律框架管理，确保公平竞争并防止监管套利。同时，监管框架也会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创新以应对金融科技中可能出现的监管漏洞。
“监管沙盒”是测试金融科技的一项有力工具。为了以可控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监管机构可以利用“监管沙盒”提供相对宽松的监管试点环境，在消除和解决了试验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问题，保证了客户利益和金融系统平稳运行后，再将金融科技扩展到更大范围。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瑞士等）已针对各金融科技子项目技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沙盒」测试。智能投顾和投研等人工智能技术是目前各国监管“沙盒”测试的重点内容。有些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如韩国），已专门对此设计了测试环境。借鉴其他国家做法，这可能是香港市场下一步的尝试方向。
（巴曙松, 亚洲金融智库首席研究员，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Q2: MSCI增加A股的纳入比例会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A2: 将A股纳入到MSCI指数，本身就是A股不断开放的产物，其直接推动因素则是沪港通和深港通的顺利启动和成功运行，消除了外资投资中国市场实际操作中的一系列担心与疑虑。因此，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市场的过程，本身也是A股不断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2018年底，中国内地市场主流的证券机构对于A股市场总体持十分悲观的态度，这从各家研究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可以清晰地跟踪到。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市场氛围下，海外投资者发现了中国市场经过长期调整之后出现的投资机会，沪港通和深港通持续表现为资金净流入，成为扭转2019年初中国A股市场气氛的关键力量。从中长期来看，增加A股在MSCI纳入比例，将逐步提升中国股市的外资参与度，进一步促进中国股市与全球资本市场融合，推动 A股投资者结构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MSCI带来的海外增量资金往往更倾向于价值投资，这有助于逐步改变现有的大起大落的短期化投资行为。
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股票市场规模都位居世界第二，但A股在全球资本中配置比重（比如在MSCI）还不能与之匹配。如果中国A股逐步从5%纳入因子上升至100%，则A股在指数中占比将从目前0.8%上升到16.2%（包括创业板股票），将更好地反映中国经济和市场规模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有助于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巴曙松, 亚洲金融智库首席研究员，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Q3: 有观点指出包括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在内的许多经济体的债务负担过重，可能会引发某种金融危机，对此您怎么看？
A3: 2019年（及以后）全球经济将面临的一个适度、但持续的挑战是全球范围的债务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超刺激性全球货币政策，全球债务水平从未像现在这么高，从而可能正在为下一场危机埋下隐患。2018年，全球债务占GDP的比率为220%，高于2008年的175%。随着商业周期继续成熟和2019年金融环境逐步收紧，全球经济维持这种信贷增长的能力将会减弱（陈和康，2018）。图1显示，信贷繁荣最终会消退，从而加剧经济放缓。
具体来说，全球债务市场有两部分令人担忧:以硬通货计价的新兴市场债务和美国和欧洲的非金融企业债务。就后者而言，美国企业债务与GDP之比已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信贷质量也有所恶化。尤其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杠杆贷款的快速增长尤为惊人，约已占2018年企业债发行总额的50%。但相对的好消息是，我们在考察资产负债表的另一侧时可以发现，按历史标准衡量，企业收入和资产同样也很高，因此债务收入比和债务资产比都没有那么高，特别是在扣除现金持有量之后。利息覆盖率仍然保持健康，浮动利率债务的未偿债务大幅减少。由于各种结构性因素，例如生产率增长缓慢、通胀预期稳定以及全球对安全资产的持续需求（我们预计这一轮加息周期的最终利率约为2.5%-2.75%，10年期UST收益率将徘徊在3%左右）等等，利率很可能会长期维持在低位，因此这种高债务水平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尽管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很脆弱，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庞大的企业债务以及迅速增长的家庭负债，中国是关键的风险因素。中国的信贷状况在2017年和2018年适度稳定，这得益于名义增长的恢复和政府的金融去杠杆化运动。此外，考虑到90%以上的中国债务是国内债务，因此，由外国资金退出引发的典型的新兴市场债务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出现，中国政府还实施了进一步的货币和财政宽松。这些刺激措施加上对资本管制的强化极有可能避免中国的短期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棘手之处在于，中国需要在多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包括短期增长稳定和中期金融稳定。虽然激进的货币和信贷扩张可能有助于稳定近期增长，但金融风险在中期却可能继续累积。
（王黔，亚洲金融智库研究员，领航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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