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點，周琨準時關掉了辦公室的電腦。幾個小時前，他還在實驗室做著視覺定位技術的研究，還沒來得及更換身上穿的拉夫勞倫POLO衫，他就開上了車，從深圳南山趕往東莞長安的工廠。
他馬上要轉換另一個角色。
白天，周琨是深圳一家視覺傳感器公司的CEO，他在這裡帶領著團隊研究著尖端的視覺定位技術。員工們評價他：儒雅、好好先生、有學者氣質。
下午，周琨則要化身工頭，在東莞的流水線上參與生產製造。廠裡的人則對他有另一番看法，覺得他嚴厲、強硬。
周琨今年40歲，清華畢業後在美國工作了幾年，決定回國創業。他現在已經習慣了每天的角色變化，雖然他也會偶爾調侃說，每天擰螺絲的生活跟他預想中的創業完全不一樣。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深圳已經出現了一批這樣的高學歷創業群體，上能進實驗室做研究，下能到工廠擰螺絲。隨著產業鏈越來越成熟，競爭越來越激烈，“能文能武”成了深圳做硬件創業的標配。
“能文能武”的博士
深圳南山的交通井然有序，然而當看到了“東莞歡迎你”的字樣，小貨車們便開始無規則擠佔道路。
周琨已經有點焦慮不安，即便在曾經創業最為艱難的時候，他也氣定神閒，但是到了東莞廠房周邊，他的眼神中已經露出了兇狠。
鄭廠長挺直了身體，他已經在廠房門口等待已久，周琨一下車，他便迎接了上來。在鄭廠長眼裡，這位文化人管理工廠非常強硬，比他之前所服務的客戶都要更為苛刻，容不得生產過程中的一絲差錯。
周琨面無表情，巡視著流水線上的工人，著急的時候，他還會親自直接上手擰螺絲。鄭廠長形影不離地陪同著周琨，因為周琨下了死命令，如果發現有工人沒有按規則操作，就要罰廠長100元。
周琨在清華唸完本科和碩士後，曾在芝加哥貝爾實驗室工作了兩年。學習和工作的研究方向包括精密儀器、自動化、圖像處理等等。
2018年，周琨決定把他研究的技術產業化，他將創業的地點設在了深圳，並在幾十公里外的東莞市長安鎮租了一條產線，用以生產體感攝像頭、激光雷達等設備。公司出貨量已經達到了幾十萬臺，電視公司、掃地機器人等廠商都在購買他的設備。
“你以為可以像教授一樣歲月靜好地搞研究，其實現在大部分時間要在工廠擰螺絲。”周琨對界面新聞記者說。
過去幾年，深圳硬件創業已經度過了野蠻成長時代，如手錶、手環、自拍杆等組裝模式的消費電子已經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核心技術門檻的上游產業鏈項目，其中絕大多數是AI、傳感器、芯片等。
炙手可熱的科創板數據顯示，在接近2000個進入輔導期的IPO項目中，科技型企業（含“高端裝備、高端技術、機器人、集成電路、電子軟件、醫科、生物、網絡、新材料、新能源、醫療醫藥和智能”）有729個，佔比將近一半。
從入選騰訊公司AI加速器的項目中，也可以看到這一趨勢。目前入選的項目絕大多數是高學歷創始人，並帶有核心技術優勢的項目，涉及無人駕駛、機器人、企業服務、醫療等領域。
越來越多像周琨這樣的高學歷人士來到了珠江三角洲，他們帶著多年潛心研究的技術理論和算法，想在這片產業配套豐富的沃土中找到變現的機會。
雖然珠三角製造業發達，但工廠並不是象牙塔。即使技術理論前沿，要讓技術變現的話，生產並不是個容易度過的難關。
哈爾濱工業大學計算機專業博士、樂聚機器人的CEO常琳說，我們是博士，確實沒想到最後卻要蹲工廠了，去年在工廠裡熬著還損傷了身體。
美國密西西比大學物理聲學博士、通用微CEO王雲龍說，剛建工廠的時候，工人們還偷偷在產線上玩手機，管理工廠比管理技術人員難度高太多。
對於絕大多數博士們來說，西裝革履，充滿科幻的場景會在這裡灰飛煙滅，剩下的只有一臺臺自動運轉的生產設備以及流水線上的廠哥廠妹。但這可能是離成功最近的一次機會，誰都不願意繼續端著。
一味創新還是量產為王？
周琨崇拜的是深圳大疆。這家公司的CEO汪滔帶著絕對領先優勢的飛控技術，通過深圳的產業鏈快速成為了無人機領域巨頭。
周琨也曾經以為，有技術就能橫掃一切。他研究的是視覺定位傳感器，能夠精確定位到亞毫米級別，同時也能在很大的空間範圍內進行定位。
但對於買單的客戶來說，這些都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在幾年前，周琨在研發樣機的時候，關心的核心元素是測量距離、幀率、精度等測量指標，只要這些數值能夠超越同行，他便會高興地跳起來。
但有一天，周琨信心滿滿地把技術方案給客戶展示的時候，對方只回復了一句話：“我只關心你這東西能不能批量穩定製造出來。”
“我當時都懵了，我聽不懂客戶在說什麼，什麼叫批量穩定製造？”周琨說。
批量穩定製造，通俗理解就是量產。一款產品在上市之前，會經歷研發、測試、試產、量產等幾個階段，量產意味著產品和製造之間已經形成了完美的契合度，能夠給客戶穩定交付產品。
不久前，vivo執行副總裁胡柏山曾對界面新聞記者說，他們採購元器件時，首先考慮的是技術上能夠實現大批量生產，其次才是價格，因為他們面對的是百萬級的消費者，穩定的技術才是最關鍵的。
騰訊AI加速器負責人對界面新聞記者說，他們挑選、扶持的項目，除了技術成熟，產品能批量生產也是騰訊會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騰訊會幫AI創業項目拉來更多的訂單，幫助AI技術在產業中落地。
但對於博士們來說，這可能是最艱難的環節。研發技術可以取得競爭優勢，但要真正轉化成市場優勢，必須有與之匹配的強大製造能力才行。
富士康不是萬能的
製造業的探索之路開始了。
富士康和比亞迪是在深圳製造的第一站，但實際上，這樣的大型公司並不是萬能的。因為像周琨做的視覺傳感器這樣的新興設備，擅長製造手機和電腦的富士康們其實並沒有多少經驗。
“富士康也瞧不上我們，100萬臺在我看來是大生意，在他們那連項目都立不了。”周琨說，曾經想過把生產製造完全外包，自己放手不管，但後來發現這是一條行不通的路。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產品外觀當中的塑料殼這些結構的參數，可以用3D建模。但是真正到工廠開模的時候，會發現外殼之間互相干涉和遮擋，這個可能就需要重新進行設計上的調整。
造不出來沒用，如果造出來不穩定，出故障，同樣也不行。
周琨以前在研發測試期間做幾千臺樣品的時候，零部件的選擇都不會考慮太多。但是現在要生產大量的設備，更換一個電阻或者一個插頭都變得非常慎重。
“做一千臺標準和一萬臺的標準完全不一樣，做一萬臺和十萬臺的標準又完全不一樣，這是我體會最深的一點。”周琨說。
因為當產量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小到一顆螺絲都會引發蝴蝶效應，對於生產方來說，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必須對供應商產品進行精挑細選。
周琨的做法是，跟供應商們簽訂苛刻的質量保證協議和飛行檢查規範。如果出了問題或被飛行檢查發現違規，供應商要負責賠償或被罰款。其次是制定一個嚴格的供應商評審流程，包括勘測，巡查等。“這對於供應商來說一把利劍。”周琨說。
能夠量產並不是終點，如果沒有把市場需求預測準確，也會是一個天大的災難。
周琨生產的激光雷達主要採購方是消費電子類公司，它的特點是銷售會有周期性變化，並不是均勻的出貨量，比如在下半年8、9月份的時候會突然出現銷售量的“尖刺”。
“少的時候兩三萬臺，多的時候有20萬臺，如果要求一個月供貨十萬臺，對我們的生產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周琨說。
在整個消費電子的鏈條當中，元器件供應商處於相對弱勢的環節。因為從下訂單到出貨，某些行業的採購客戶可能會有6個月的時間賬期。
如果備貨不足，往往會造成兩個結果：喪失市場，掙不到錢；此外客戶會質疑公司的供應能力。
如果備貨太多，也是一個風險。如果客戶遇上了市場變化，在這期間突然減少了訂貨量，就會形成庫存積壓，對供應商的現金流帶來極大的影響。
這可能是周琨最為在意的一點。因為在著名的樂視危機中，周琨的公司正是受害的供應商之一，他為此耿耿於懷，並把製造的經驗謹記在心。
最近周琨對銷售部門提出要求，寧願犧牲利潤，也要儘可能降低賬期，不然對會增大公司的經營風險。
“以前瞧不上製造業，感覺很低端，但說實話，現在覺得富士康這樣的公司真是了不起。”周琨在經歷了一系列“坑”之後感嘆到。
今年1月，周琨任職CEO的歡創科技完全自主研發的高精度定位系統通過了巨頭中國商飛的驗收。這套系統結合了歡創科技自主研發的多傳感器融合技術，可以實現在大空間範圍內，實時跟蹤機械臂末端的六自由度狀態，並實現亞毫米級別的精準定位。
談起這個大訂單，周琨眼神中的煩悶頓時煙消雲散。
水土不服的硅谷模式
“穿著西裝死，不如光著身子活。”王雲龍博士回憶起自己這一路創業歷程，這麼總結道。
王雲龍今年50歲，曾在90年代初跟馬雲認識於杭州西湖邊的英語角。
而後他在美國留學及工作20多年，操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美式烙印深厚。為了延續美國的生活方式，王雲龍還把一個跑步機放在了簡陋廠房的門口。
王雲龍任職CEO的通用微公司產品分為軟件和硬件兩類。硬件方面，目前通用微生產的硅麥（使用MEMS技術製造的微型麥克風）水平已經達到與音頻器件大廠樓氏、英飛凌同一水平，也在國內領先於同行，產品已在國內外藍牙耳機、手機及周邊產品中應用。軟件產品主要包括基於機器學習的聲學降噪技術、嵌入式遠場語音喚醒技術。
帶著多年的聲學技術積累，王雲龍在2016年來到了深圳寶安，搭建工廠。
在美國，硅谷的程序員們非常自由，不用打卡，一天工作六個或者八個小時都無所謂，只要按時完成任務即可。這種做法賦予員工更多的自由，也能最大限度地保護他們的創意。
王雲龍想當然地將“硅谷自由”複製到國內工廠，剛開始，他還對自己的做法沾沾自喜，但隨後就發現自己太天真了。
“根本不能按照硅谷模式去做。在國內，每一個點都需要管理人員時時檢查員工們有沒有做完規定的任務，因為他們總有一堆理由來解釋為什麼沒有完成。”王雲龍說。
硅谷的模式以自由和扁平化著稱，每一個員工都可以越級跟最大的老闆談論工作問題。王雲龍因此也曾經在工廠裡跟工人們倡導，每個人有什麼事情都可以直接跟老闆反饋。
這個規則制定之後，突然有一天，一名女工敲開了王雲龍的門，進去之後，她哭著告狀：“生產線上的人說我作風不正，他們怎麼可以這樣。”
在此之後，越來越多工人因私人瑣事要找王雲龍傾訴。國內員工的不夠職業化，讓王雲龍擔任了太多非工作相關的心理諮詢工作。這個規則不僅不能讓工作效率提高，反而讓他自己都不甚其擾。
產線工人的管理也是個大問題。比如廠裡的工人們會在攝像頭拍不到的地方偷偷玩手機，但生產線是不能產生靜電的。另外員工在產線上出了問題之後，可能會故意隱瞞，不會第一時間彙報，最後錯失補救的良機。
95後、00員的員工的思維方式也是50歲的王雲龍不能理解的。“幹著幹著突然就走了，工程師用物質獎勵就可以留得住，但這些年輕的工人，物質誘惑也不行，精神誘惑也不行。”王雲龍說。
讓他印象最深的一次事件發生在幾年前。當時在工廠裡面招了很多工人，這些工人按地域會分成有兩派，一派是皖南，還有一派是湖北。兩派之間經常鬧矛盾，生產總監為了搞平衡，經常在兩派之間收取好處，工廠氛圍變得烏煙瘴氣，工人們的情緒嚴重影響了生產秩序。
王雲龍實在搞不定了，最後提拔了一名生產主管來替換之前的生產總監，全權交給他管理。新的總監上任後效果立竿見影。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直接把皖南和湖北兩派的帶頭人開除，隨後對著下面上百號員工說：“你們誰有意見，就是跟我過不去，後果你們自己看著辦。”這一波地域爭鬥很快就被平息。
對於這名硅谷博士來說，不適應的地方太多了。王雲龍隨後也意識到，美式管理在接地氣的國內工廠里根本行不通，只有鐵腕才能適應工廠的生產之道。在這件事情之後，王雲龍將此前他崇尚的美國管理方式統統廢除，一切按照新的生產總監的建議執行。
周琨也持同樣的意見，管理工廠態度一定要強硬。“我跟廠長定規則，只要不符合生產規定，罰廠長100塊，一開始廠長不願意，但他也是怕客戶流失，最後就答應了。”周琨說，不要有博士的架子，該吵的時候就得吵，結果顯示，工廠出錯的幾率大大降低了。
和王雲龍相比，並不是所有博士都把生產線視為另一個世界，更為入世的常琳則和廠房裡的工人們都交上了朋友。
常琳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博士還未畢業他就跟同學一起創立了樂聚機器人。按常琳的說法，樂聚機器人的技術主要在於人形機器人步態算法，目前已經在國內領先了四年的時間。換句話說，他們的人形機器人能夠走得又快又穩。
樂聚公司的技術積累絕大多數由各個領域的博士完成，但在剛步入製造業的時候，常琳則算是毛頭小將，博士不能解決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調色。在常琳的公司生產塑料殼的時候，他們發現，一種白色，它的色號分很多種，稍微調差一點點的料就會有很大的差別，這個配比跟當地的環境、溼度、氣溫都有很大的關係。天氣熱的時候一個樣，明天變涼了又會變成一個樣。
博士們深諳的數學公式根本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當時真的完全束手無策。”常琳說。
最後還是產線上有經驗的老工人拯救了他們。常琳回憶，當時工廠裡的老師傅對這個事情瞭如指掌，他說不上來有什麼理論支撐，但是一調顏色就到位了，他們非常的驚訝。
在常琳的印象中，博士們是科學家，工程師則是像工廠裡的老師傅這樣的群體。他曾經以為，這兩者可以合二為一。
“我們以為自己一方面可以做前沿的算法，一方面也可以瞭解配料、材料，量產的穩定性等等。”常琳說，但是機械這個行業的許多內容是科學家不能解決的，必須要像老師傅這樣的工程師來解決。
“進入製造業後才發現，不是造出來酷炫的東西就可以了，人要有敬畏之心。”常琳說。
博士們的賭注
科學家們曾經習慣於在美國朝九晚五的工作，但現在的王雲龍一般早上5點多起床，8點鐘不到進公司，每週都奔波於公司設在不同城市的工作地點。
王雲龍正考慮在生產線上置入最新的通信設備，讓他可以在辦公室中一目瞭然生產的過程，減少對工人們的監控，把注意力轉移至生產本身。
他早期在杭州英語角認識的馬雲，已經手握巨大的商業帝國，而王雲龍的公司依舊沒有大規模盈利。但即便如此，王雲龍仍然快樂地奮鬥著，在他的臉上看不到一絲倦怠。
跟常琳同時期畢業的博士同學很多都被大疆和華為高薪挖走。就在不久前，常琳和他的創業夥伴為了能夠準時量產，在工廠通宵達旦熬了幾個星期，甚至把身體都弄壞了。
但目前，樂聚機器人的銷售額已經達到了上億的規模，利率可觀，公司也已朝著科創板的進軍。
周琨從象牙塔的研究員化身為了工頭，但目前他的公司正在收穫越來越多的大客戶訂單，他也正將客戶觸角伸向更為前沿的醫療設備領域。最近，他正在引入更多的自動化產線。“讓工人操作更簡單，產線才更有效率。”
沒有黑科技，沒有科幻，真實的科技創業故事只有無數的細節和低端，但這些博士們似乎正從不適應到享受這個過程。
騰訊AI加速器導師、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兼任教授周宏騏對界面新聞記者說：博士這個群體其實跟普通群體並沒有太多區別，在市場中角逐，對比的不是學歷，而是生意能力。如果擁有核心技術，這家企業在商業模式的建立中，會更有優勢和話語權；如果有更強的製造能力，那麼可以為他們的商業模式提升跟高的效率。
在過往的科創歷史中，不乏在技術光環下聲名鵲起，卻死於生產製造的科技公司。技術的魅力縱然讓人憧憬，但大部分時間，這只是一個少數人可見的世界。
“端著技術的神話沒有任何意義，要彎腰蹲下，讓技術產業化，並對工業有充足畏懼之心。”這是接受採訪的博士們的普遍觀點。
正如常琳博士在採訪中多次對界面新聞記者強調，技術一定要讓大眾看得見，摸得著，這種技術才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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