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報》趙樹元:足校第一人的艱難探索(下)

《球報》獨家報道

人物小傳:趙樹元,遼瀋足壇名宿,1949年出生於瀋陽;職業生涯中先後效力過瀋陽足球隊、遼寧足球隊和廣州部隊足球隊;退役後擔任瀋陽青年足球隊、瀋陽足球隊主教練等職務;此後建立了虎星足球學校,為中國第一家足球學校,並曾組建遼寧虎星足球俱樂部參加中乙聯賽。

前文提要:在趙樹元指導帶領瀋陽足球隊升入甲A聯賽後,由於和球隊領導在建隊方針上有了分歧,他選擇了離開瀋陽足球隊。但此後他依然關心和關注著家鄉球隊的成長和建設,並且為瀋陽足球獻計獻策。

雖然離開了成人隊,但足球依然是趙樹元指導的事業,他把目光投向了青少年足球培養,創辦了中國足球歷史上第一家足球學校,併為此積極選擇國際合作,希望能培育出更多更好的足球人才。

《球報》趙樹元:足校第一人的艱難探索(下)

足校第一人的艱難探索

時間來到了1994年,中國職業化聯賽正式拉開了大幕,此後球員的收入隨著熱錢的湧進節節走高,隨之而來的就是一股足球學校的“熱潮”。而創建中國第一所足球學校的人就是趙樹元指導。

談到創建足球學校的初衷,趙樹元指導也感慨是那個大時代的背景給了自己一個機會——“隨著我們國家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在教育方面的體現就是學校把幾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抓教學、抓考試、抓分數上面了,這當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的選擇,但是這個事情另一方面卻對足球運動員的培養造成了比較大的衝擊。以前是校隊—區市體校—專業隊的模式,但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校園足球已經不存在了,那麼區市體校的規模也必然萎縮,同時職業俱樂部的梯隊建設還沒有形成規模,足球人口的數量怎麼能去保證呢?”

“離開瀋陽隊後,有之前的隊員聯繫我希望我去南方的球隊執教,但我是一個相對喜歡守家待業的人,就沒打算離開瀋陽。那時我就騎車在瀋陽各個區的體校走,發現和平、鐵西等等體校練球的孩子都大幅下降了。以前一到訓練時間都是兩三個球隊在訓練,如今都變成了一個球隊在訓練,而且還都不能保證全員參加,教練都說學校不讓孩子來練球了。這就等於是區一級的青訓體系已經癱瘓了。”

這時候趙樹元指導的一位同學給他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有一天我和原來在體校一起練過球的同學吃飯。當時他在政府部門工作,很有大局觀和清晰的頭腦。吃飯時就談到了練球孩子減少的問題,他想想了之後說,要不你試著吧學校足球變為足球學校怎麼樣呢?這樣就可以把有踢球天賦的孩子聚集到一起,擺脫原來學校課時的限制,可以同時做好足球訓練和文化課的教授。如果孩子以後能踢出來就讓他進入職業隊,踢不出來也不會把文化課丟掉。”

“我聽到後一琢磨,這確實是一個比較好的思路,然後就去和教育、體育管理部門辦理手續。那時候政策比較寬鬆,很快就辦下來了。1994年中國足球開始職業化聯賽,我的足校也是1994年1月12日開始掛牌招生。由於有職業聯賽的吸引力,所以那時候根本不愁招生的問題。”

而中國足球學校的建立也和趙樹元指導有著密切的聯繫,“那個冬天我準備冬訓的事情,第一年不想走的太遠,就聯繫了秦皇島國家體委訓練基地,也就是後來中國足球學校的所在地。國家體委和中國足協的負責人看我這個思路不錯,建立足校還可以把訓練基地利用起來,所以他們也很快就掛牌中國足球學校了。”

在遼寧省內,足球學校的發展也是風起雲湧,比較知名的就是原國家隊主教練高豐文組建的高豐文足球學校。“那時足球學校有些‘大躍進’的架勢,就瀋陽本地來說就有三十來家。規模比較大的比如我們和高豐文足校,最多的時候有學員幾百人。其他的三四十人、五六十人找個場地就能立牌子了。”

風起雲湧的後果就是泥沙俱下,一些根本不懂足球的人搖身一變成為了校長和教練,很多沒有足球天賦的孩子或者父母沒有時間照顧的孩子都被一股腦地送到了足球學校裡面。但是趙樹元指導的虎星足球學校卻相對來說進行了嚴把質量關。

“那時為了給學員創造比較好的條件,我投入了大量資金在渾南那邊建立了基地,包括修建了有看臺的標準場地、學員宿舍以及多塊訓練場地。而當時聘請的教練是中國第一代留學匈牙利球員中的孫元雲指導,他主要是抓學校裡面有天賦的尖子生,後來這支球隊代表遼寧參加全國三線隊的比賽拿了冠軍。而省內的知名老資格教練,如那希君、金智榮、楊年洪都在不同時期擔任過學校的教練。最多時我們有500名左右的學員,訓練場地和文化課都是三班倒才能保證所有學員都足夠的時間來進行練習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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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不堪的職業體系

中國足校的產生和發展實際上只是原有足球培訓體系的一個變形,只不過是把原有由體委垂直領導的、不涉及太多培訓費用的球員培養模式,由個人和社會組織來進行了參與,並且由家長和小球員承擔其中的很多風險。這其中就糾纏了許多金錢、利益和爾虞我詐,當老一代青訓教練員退出歷史舞臺後,後來者沒能完全把老一代教練的優良傳統保持下來,反而是將一些糟粕加入了其中,直接造成了中國足球人才幾近絕收。

同時在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組織方面,假醜惡的東西一直存在,聯賽層面假球、默契球屢禁不止;早期俱樂部在青訓方面根本不太重視,因為這是投入大、週期長、見效慢的項目,大多數的俱樂部只是從足球學校整隊買來當做他們的後備軍,而這其中也隱藏了太多黑暗的內幕。

“虎星足校的球隊代表遼寧拿了全國冠軍,到了一定年齡就需要輸送到職業球隊,遼足作為家鄉球隊的代表肯定是我們的第一選擇。當時俱樂部也願意接手這個優秀的隊伍,按照行規俱樂部需要給足校相應的費用,當時談好的價格是10萬一名球員,遼足答應後帶走了十五六名孩子。但等到付款時有些人就開始耍無賴了,先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然後再打感情牌,說都是遼寧人,老鄉之間能不能打個折,一個孩子5萬。我想了想也答應了,但即使這樣他們也沒有說話算數,後來又給了我一臺韓國大宇轎車來折算錢,結果這轎車還是走私進來的。”

當談到這些20多年前往事的時候,雖然多了很多感嘆,但趙樹元指導的表情還是非常平靜,顯眼已到古稀之年的他早就看淡了當初的辛酸經歷,頗有“都付笑談中”的淡雅。

“當時國內的很多俱樂部都還採用另一個比較令人不齒的做法,可以說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如果他們相中了哪個小球員,按照規矩是應俱樂部來掏培訓費給足校。但教練或者經理就會找到學員家長,說我們俱樂部看上你的孩子了,如果你想讓他進入三隊,那麼家裡就拿錢給學校當買斷費吧,然後我們就把孩子轉走。”

“那時的家長一般不太知道這裡面原有的規則,所以他們一方面花了冤枉錢,另一方就會對足校產生怨氣。這種怨氣就會變成一種‘只有花錢才能進職業球隊’的錯誤思維,再一傳十、十傳百,直接的後果就是打擊了更多家長送孩子踢球的願望和積極性,中國足球人口就會進一步下降了。在足球人口大幅下降的情況下,中國足球水平的下滑也就成為了必然。”

當正常的足球人才輸送道路被堵塞後,趙樹元指導也想到了自己組建俱樂部參加職業聯賽,為學校培養出來的運動員找個比較好的出路,但是三年之後這條路也被徹底封死。“其實我這個路後來被徐根寶走通了,而我們之間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我們是單打獨鬥,而根寶在熬過前幾年的困難期之後有了上海市方面的一些支持。”

“如果說那年我帶瀋陽隊和火車頭的比賽是11打14的比賽,那僅是聯賽最後一場的比賽,不過那時裁判還不敢明火執仗地全場吹黑哨。那麼等到我2002年組建遼寧虎星再打乙級聯賽的時候,那可以說場場都是了。我們那三年成績都沒打好,根本不是水平的問題。”

“那時候的圈裡規則是,每場比賽要出5萬交給足協進行打點,這樣才能保證裁判不向著對方吹。注意是裁判不向著對方吹,俱樂部需要拿錢買個公平。如果想拿下某場比賽,給對方和裁判的錢還要翻個幾倍。可以這麼說吧,那幾年中國足球三個級別的聯賽沒有幾場真球。”

“那時候中國乙級俱樂部一年的花銷在200萬-300萬之間,這裡面實際上有1/3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開銷。我們當時也找了贊助,是朝陽那邊的企業。說好的是一年贊助60萬,但對方根本沒拿出現錢,也是一拖再拖之後給了一輛舊奧迪和當地自己產的一輛車才算是完事。所以在競賽和經營兩方面,虎星俱樂部都有了很大的困難,三年之中付出了600萬元卻不會產出任何結果,所以就沒在繼續參加國內聯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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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國際合作經歷曲折

雖然國內聯賽已經走到了死衚衕,但藉著國足進入2002年世界盃的腳步,在國際上中國球員開始得到了一些青睞。孫繼海、李鐵和鄭智也相繼登陸英超。在英格蘭次級別聯賽中,斯托克波特郡俱樂部(Stockport County,此後按照趙樹元指導的習慣稱之為斯托克港)時任總經理斯蒂夫很有商業頭腦,在俱樂部經營方面有相當的水平。此前斯托克港與西安安馨園和陝西國力有了一些合作,當時年輕隊員張曉彬也加入到了斯托克港的青年隊。後來經過熟人牽線搭橋,斯蒂夫和趙樹元指導建立了比較好的合作意向,並且在204年1月12日也就是虎星足校成立的十週年紀念日上,雙方共同成立了遼寧斯托克港虎星足球俱樂部,這也是中國第一家國際化足球俱樂部。

“在和斯托克港合作之前,由中國體育報記者謝明聯繫,我們與在英國北愛爾蘭的阿迪達斯青訓基地有過合作意向,我們也派隊參加了兩年當地的‘牛奶杯’青少年比賽。但是後來因為簽證期限的問題,對方只能提供半年的簽證,這對於青少年培養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沒能達成一致。”

“後來我又認識了北京一家國際公司的負責人,他在英國留學期間認識了斯蒂夫。斯托克港在那幾年成績還不錯,斯蒂夫就想在中國尋找好的商業機遇來擴大球隊的知名度和商業成功。斯托克港屬於英國的曼切斯特大區,周圍當時有很多英超、英甲的俱樂部。我和他接觸後去到英國,與當地議會的議長也建立了很好的關係。當時中英兩國在上層方面有些隔閡,但地方這層官員以及民間人士對於與中國做生意還是比較看重的。”

“我們與斯托克港合作後,就被作為了中英民間合作的一個代表案例。2004年,當時的溫家寶總理訪問英國。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歡迎詞中就提到了這個事情。原文大概是這樣的‘我瞭解到中英在民間層面上已經有了合作的事情,現在中國的一家民間足球俱樂部和英國的鄉村(County國內通常翻譯為縣郡)足球俱樂部已經有了合作’。”

基於雙方的合作協議,斯托克港將教練豪林斯指派到了虎星俱樂部作為主教練來帶領球隊征戰2004年的中乙聯賽。但是由於豪林斯對於中國聯賽的陌生以及中外在思維上的差異,導致這次嘗試只進行了半年就戛然而止。

“豪林斯是前切爾西的隊員,他在訓練和戰術思想方面還是很先進的。但是中外在思維方式上面的差異實在是太大了,他們更注重金錢方面的收穫,但當時國內的俱樂部都普遍存在一些欠薪。而豪林斯由於不瞭解實際情況,就有了自己的刻板印象。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就是外國主教練在國內執教在語言交流上還是存在很大的障礙。國內當時隊員和教練基本沒有能力和外教直接交流,都需要通過翻譯來進行。在比賽前的準備會和中場休息時,教練說了很多東西,並且在重點方面用詞和語氣語調都會有不一樣的地方。但是在翻譯的過程中,翻譯就很難百分百地把重點的東西通過自己的語氣和用詞傳遞出來。如果說外教說了十分的內容,通過翻譯出來可能就剩七分了,隊員如果一溜號或者自己沒聽懂理解,那麼他們可能就只能接收到一半的信息。後來我在教練講完後還需要就重點再重新喊一遍,才能引起比賽隊員的重視。”

在虎星輸送球員方面,則是因為英國足球聯賽特有的“勞工證”制度也沒能得出理想中的結果。“當時我們簽到的合同中,英國給了我們很大的優惠條件,包括隊員的吃住行等等都不需要個人擔負太多的費用。但是唯一沒辦法保證的就是我們的隊員能夠打上一線隊的比賽,因為英國足總方面對‘勞工證’卡的特別嚴,雖然是低級別聯賽,也不會有任何的鬆動。”

當時虎星小隊員馬驍也被斯托克港俱樂部相中,但由於國際轉會中需要有經紀人的簽字才能被允許,那時虎星足校沒有經紀人制度,所以他的轉會也沒能成行。

《球報》趙樹元:足校第一人的艱難探索(下)

實際上在與英國方面進行了合作之前,趙樹元指導還與德國方面進行了一次非常接近於成功的青訓項目運作。但是由於原國家隊主教練施拉普納陰差陽錯的一通電話,這個事情也最後擱淺了。

“當時我在法蘭克福已經找好了基地、旅館等等地方,而且說好了由球隊自己負責做飯開伙。自己做飯可以極大地減輕費用支出,核算下來可能一個隊員一年需要大概8萬-10萬馬克(歐元那時尚未流通)。這個數額一般的家庭應該還是能承受的。”

“我們通過民間把這些前期的工作都做完了,也向德國方面交付了定金。這時候我就向時任中國足協主席王俊生彙報了所有情況,王俊生看到後就問我需要提供哪些幫助呢。我提出希望能以中國足協的名義照會德國足協,球隊過去之後能提供一些便利和照顧。王俊生很快就以中國足協的名義照會了德國足協,說不久之後會有一支中國的青少年球隊到德國進行訓練,煩請德國足協予以適當接待和幫助。”

“德國足協那時和中國足協關係非常好,接到照會之後一看是官方發來的文件,就相當重視。施拉普納由於執教過中國國家隊,所以和中國足協各個領導都比較熟悉,德國就委託他聯絡和處理這個事情。”

當時就是在這個當中出現了差頭,那時候正趕上中國聯賽所有球隊進行冬訓,王俊生等足協領導都沒有在北京。一位已經故去的足協高層領導那時退休後剛剛返聘回到足協沒多長時間,施拉普納打電話到中國足協詢問具體情況時只有他在辦公室。

“那位老哥接到電話後由於不清楚具體情況,就和施拉普納說這個事我沒聽說過。實際上他的意思是我剛回來有些事不太瞭解,我再去問問別人。但施拉普納不瞭解其中的緣由,聽到他的話後立刻就向德國足協報告。我和中國足球權威人士通電話了,對方說沒有這個事情。”

“德國足協聽到施拉普納的回報後也懵了,就認為王俊生這個照會也是假的了。然後法拉克福地方足協就給我發來了正式的通告,說經過德國足協與中國足協權威人士聯繫確認,中國足協權威人士答覆說沒有此事。鑑於以上此種情況,那麼推遲相關人士的簽證審批等等等等。”

趙樹元指導講訴這段歷史的時候,能明顯感覺到有種“可氣又可笑”的無奈。但是這個事情還有後續,只不過由於更多人士的參與,原本一次單純的青少年足球訓練營變成了含有商業元素的運作。

“後來我去中國足協打聽事情的原委,那位老哥感到特別不好意思,然後又聯繫施拉普納希望他能繼續促成此事。施拉普納回國後把他兒子留在了中國做生意,然後他兒子與我聯繫之後瞭解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然後就著我的思路又做出了一個培訓計劃書。”

“按照他的計劃書,所有的住宿和訓練條件都得到了升級,同時相應地核算下來每個球員每年需要承擔的費用也翻了三倍左右,達到了35萬馬克。我把計劃書拿個王俊生看了,王俊生說這個費用相當於國青隊去德國的費用了,我看這事就算了吧。這個事情就此告一段落了。按照他們的計劃書,實際上裡面他們把自己的商業利益也打包了進去,把青少年足球培訓當成了生意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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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趙樹元指導在中國足壇的各種嘗試都四處碰壁之後,由於假醜惡一系列負面因素的影響,中國足球從2004年亞洲盃之後有了階梯式的下滑。伴隨而來的就是中國足球土壤的劇烈萎縮,往日繁茂的中國足球學校也都大批地倒閉,只剩下一些有國資背景的俱樂部以及中超大俱樂部還可以進行正常地運作。

趙樹元指導的虎星足球學校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也只能將將維持運作,但學員數量大大地減少了。幾年前,學校所在的地塊被規劃到了瀋陽渾南地區的大開發之中,虎星足校也暫時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雖然趙樹元指導的足校暫時沒有了實體,但他依然能感覺到類似的體育運動職業學校在中國依然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他堅信雖然已經年到古稀,但憑藉自己多年來的體驗和思考,一定會再次創建出一所更加符合國情,並且可以做到吸收國外先進模式的運動學校。為此,他依然在奔波的路上,依然沒有停下忙碌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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