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文
一
相比歐洲其他國家的文學，法國的文學從一開始就充滿了君主和貴族的色彩。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德意志長期處於分裂狀態，雖然德意志各邦的君主願意為文學和藝術花錢，卻往往力不從心；英國的君主雖然有錢，但要麼非常吝嗇，要麼就信奉新教，視文學和藝術為墮落，伊麗莎白一世就公開表示不會為頌揚自己的作品付一分錢；只有法國君主既有心扶持藝術、又有足夠的力量，同時還有這樣做的客觀需要。
這個時期的法國國王們趁著德意志的渙散，對內掃蕩貴族勢力，對外把英國國王從法國領地上趕出去，從而讓法國漸漸崛起成為了歐洲第一強國。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同時也為了壓制那些新近併入王國的領土上的地方勢力，法國國王獎勵藝術，尤其是能夠直接為王室服務的——以巴黎和宮廷的語言創作、並且可以在整個王國和歐洲傳播的文學。如果進一步觀察這一時期的法國，還會發現雖然此時的法國號稱歐洲第一強國，但事實上與法國崛起相伴的，是歐洲其他所有強國聯合起來對法國的包圍和壓制。從1648年法國主導簽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到1815年法國最終在革命和拿破崙帝國的戰爭裡功敗垂成，簽署《維也納和約》，一百多年間法國空有歐洲大陸第一強國的實力與威勢，領土擴張卻微乎其微。相比法國，1683年奧地利在維也納城下戰勝奧斯曼帝國，在匈牙利和巴爾幹成功擴張。而18世紀末，俄、普、奧三國更是聯手，把曾經的歐洲強國波蘭從地圖上抹掉了。
法國這種驕傲而孤立的處境，在法國國王看來正是波旁王朝崇高而仁慈的體現。強大的法國之所以無所作為，是因為法國的崇高，所以法國不會趁火打劫或者欺負弱小，這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既是波旁王朝給自己的尷尬處境提供的解釋，也是紅衣主教黎塞留給他所創立的法蘭西學院的使命。
法蘭西學院必須追求法國文學的崇高。因為法國文學是法國語言的旗幟，文學的崇高可以證明法語的崇高，而法語又是巴黎和宮廷的語言，證明法語的崇高，也就證明了宮廷、貴族和法國君主的崇高。通過文學的創造，讓在國際角逐中漸趨落寞的法國獲得應有的地位。這種來自宮廷和貴族的理想，奠定了法國文學的基調。當大革命讓王朝崩潰、貴族離散之後，共和國的“革命者”卻繼承了宮廷和貴族沙龍所追求的理想。這一方面是因為法語所孕育的文學確實創造了璀璨的文化,更重要的一面則因為新生的共和國必須在王朝之外，塑造屬於法國本身的合法性和認同感。
而在當時的法國，有一半以上的國民甚至根本不講法語，共和國必須在整個法國推廣法語。如果說法國國王是用法語去征服歐洲的宮廷和貴族，讓他們承認法國的文化和法國的槍炮一樣強大；法蘭西共和國則需要用波旁王朝和法蘭西學院塑造的法語去征服法國人。法語要在整個法國證明自己的地位，就必須像舊制度下一樣繼續創造出足夠偉大和崇高的作品。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共和國才能證明自己讓法國人講法語這一政策的正當性；通過雨果、左拉、法郎士和阿爾方斯·都德這樣的人和他們的作品，才能證明共和國是因為法語本身的崇高和優越而推廣法語的。這種推廣政策的里程碑就是《最後一課》，韓邁爾先生最後在黑板上寫給課堂裡那些平時講德語的學生們兩個法語詞，他寫的是“法蘭西萬歲！”
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國文學正如本書所說，是一個持續幾個世紀，被連續幾代、十幾代法國君主和貴族、政治家和文化精英所共同塑造的夢想。當英國人認為英語本身不用學時，當利希滕貝格抱怨整個德意志連一句通用的髒話都沒有時，法語已經成為法國理想的載體，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了法蘭西國家的化身。
二
法語不單單是一種語言，它還是一種思維方式，這一點曾經是絕大部分用法語創作的文人的共識。君主和貴族與文化精英一起塑造了最初的法語，當共和國取代了君主，式微的貴族和崛起的平民精英一起進一步塑造了法語。法語承載著比其他語言更多的理想，足以讓來自下層階級的作家完全拋棄自己日常生活所用的語言，學著用文人作家的腔調去寫作。法國曾經長期沒有真正的“下層階級文學”，因為即使是表現下層階級生活的作品，終究還是文化精英寫的。同樣的，來自阿爾及利亞的作家加繆，來自魁北克的法語作家，甚至來自非洲的法語作家，最終還會用“純正的法語”——也就是“巴黎的法語”——寫作。作為文學語言的法語，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經過揀選、服務於君主和宮廷才智之士的語言。
但歲月流轉，法語的貴族色彩最終隨著王朝的崩潰和貴族的式微而漸漸消退。作家身上的貴族色彩也在消退，但他們卻依然捍衛“純正的法語”。莫泊桑認為法語“是一條純淨的河流”，每一代人都試圖改造它，但所有這些努力都無法留下痕跡，因為法語是“清晰、有邏輯和嚴謹的，它不會被削弱、模糊或者孵化。”也就是說即使一個出身下層階級的作家，到美好年代的巴黎也只能用凡爾賽腔的巴黎法語寫作。作家可以隨著時代演變、但法語不會，至少莫泊桑理想中的法語不會。
作為王朝留給法國文學最大遺產的法蘭西學院，也不會向時代低頭。即使王朝變成帝國，帝國又變成共和國，法蘭西學院還是法蘭西學院。它不會輕易接受任何改變，即使到今天，每一位院士的當選都要經過共和國總統的批准，這是法國文學裡宮廷色彩最濃厚的一環。這個學院拒絕了莫里哀一輩子，因為巴爾扎克不肯老老實實的找一個職位，所以也拒絕了巴爾扎克一輩子。舊王朝不喜歡職業作家和流行作家，也不喜歡小說。法蘭西學院到1862年，才以接納小說家為院士的方式原諒了小說這種面向大眾的文體。
法國文學長期仰仗舊王朝，所以雖然法國的出版業歷史更長，但法國文學的市場化卻比英國晚得多。因為英國君主的吝嗇，英國作家只能依靠出版市場生活。而英國市民階級的崛起與作家的不懈耕耘，真的培養出了一個足以供養英國作家的出版市場，像蒲伯那樣成為一個專業作家，在法國文人眼中不僅是難以想象的、更是不可接受的。當法蘭西學院因為戈蒂耶曾經長期依靠給報紙撰稿生活而拒絕他的時候，作為法蘭西學院仇家和對頭的龔古爾兄弟，在自己的遺囑裡要求把他們的遺產作為龔古爾獎頒發給文學新人，以此讓法國作家能夠儘可能的擺脫市場的折磨，而保持創作的自由。
法國文學誕生在宮廷和貴族沙龍里，而不是出版社和報社裡。即使王朝不復存在，紅衣主教創立的法蘭西學院依舊保持了學院被王朝所賦予的使命；王朝時代的貴族沙龍衰退，但文學的聚會、定期討論會和私人聚會接替了貴族沙龍的使命。而無論是學院還是文人聚會都堅定的抗拒市場化，貴族的偏見依然影響著文學的傳統。
同樣有趣的是，當王朝塑造的文學理想被共和國所接替時，經過一個多世紀持之以恆的努力，法國人民最終也接受了王朝所留下的文學理想。在法國人眼中，作家擁有天然的優越地位，法蘭西學院院士認為自己天然的比法蘭西科學院院士崇高，甚至把後者看作是自己的“貼身男僕”，法國公眾也接受了他們的偏見。
在19世紀末，當法國社會被德雷福斯事件所撕裂時，整個法國都圍繞著這起政治事件的重審問題而分裂成兩個陣營，甚至夫妻都會因為德雷福斯到底是不是德國間諜而去離婚，無數的法國作家、詩人、記者都紛紛寫文章、發表或者簽署宣言表達自己的立場。他們的呼聲贏得了支持者的歡呼和反對者的謾罵，卻從沒有人質疑他們的發言權。但當居里夫人和其他法國科學家也發表了自己的宣言支持德雷福斯時，人們除了反對他們的觀點之外，更多的是質疑她和她的科學家同行們有什麼資格對政治問題指手畫腳。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法國公眾已經習慣於在聽完政治家的聲音之後，也聽一聽文人的呼聲。但當科學家也發出自己的聲音時，公眾卻被激怒了。
三
法國文學是一個王朝刻意營造的夢幻，共和國卻為了實際的目的接納了它，並且賦予它重塑法國社會的使命。這個過程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歲月，文學真的在法國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它讓法國人在現實生活裡接受了一部分舊王朝的幻想。原本出於對市場化的抗拒和厭惡而設立的龔古爾獎，今天成了最能拉動圖書銷售的獎項。這個看起來有點諷刺的事實，卻最好的證明了那個來自王朝的文學夢想，最終是如何改造了法國人的心靈，塑造了《文學法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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