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和李自成都难以解决明末财政问题,为何满清却解决了?

Anne_心语


满清解决什么问题了?清初也还是用比明朝还重几倍的赋税来弥补财政赤字,到了顺治八年才290万顷耕地,还不到万历时期的一半,康熙五十年也还没赶上,还不是靠抢夺和苛捐重税。清军刚刚入关,曾经下诏,税务征收借鉴前朝万历会计录,照这么算,当年征收本该800万两,但是满清“收”上来2100万两,外加500多万石粮食......无论清朝、明朝,最倒霉的永远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明朝的灭亡在于体制僵化积重难返,大清也还是封建王朝的延续,换汤不换药,无论大明王朝还是大清王朝,他们同属帝国家天下,都是以大大小小私利集团的利益为主,明朝要钱,清朝要命。

清初,如果非要说解决,那也只是解决了不听话的人而已,他所解决的并非财政问题,抗税直接就活剐了,大家又都不想死,所以收上来的钱就多了。纳税人直接面对的选择就是----要钱还是要命?完税户多了,钱自然不会少。

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两届王廷所作所为,对经济发展都不具建设性,这是客气的说法。满清刚入关不久就开始圈地运动,也可以说是八旗运动或圈地令,北京通州就被满贵霸占一空,没有一寸土地是原先农民的了,雄县也好不到哪儿去,比如:

朝廷来人了,连农田带房子都是我们的了,农民爱哪儿去哪儿去,没活路?好吧,你甘心当农奴么,甘心的话还在这儿种你的地,但是收成都是我的,至于你的收益,你原先的房子我赏给你,我还可以保证不饿死你。查史料一看,皇帝倒是下旨给补偿款来着,好感动,征地给补贴,朝廷这作派还蛮正的嘛,但是,补偿款这东西,谁见到过?从多尔衮到顺治然后一直到康熙年间抢劫行为才停止。

由上可以看出,利益损失方并不只是农民,包括清政府也同样被“剥削”了利益,当然,也是他自己乐意,大规模的圈地造成税田转变为旗田,而丁额变为私人农奴,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形势的恶化,所以开篇我说明末清初的政策基本都是破坏性的,而后期的改变也无非是为了维持自家王朝稳定性罢了,这种情况到康熙七年才宣告结束,而在第二次圈地运动中,其范围已经蔓延到遵化......赵率教“支边”的地方。

特权阶层、占地等等,明清都是一样的,都好不到哪儿去,明朝近300年到末期,皇族人口膨胀到100多万,满清一入关不也养了100多万满族人口么,明清这对兄弟,都像一个婴儿,其成长也都有着从婴儿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几个阶段,这是个过程,也是规律,明朝如此,清朝也一样,灭亡并不奇怪,所以各位朋友有扼腕叹息的工夫不如想想晚上吃些什么。

多尔衮下的谕令,免了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您还真信呐:

......惟此三饷,数倍正供......<strong>自顺治元年为始......尽行蠲免......混征暗派者......必杀无赦!

升斗小民们是否被感动到痛哭流涕山呼万岁呢?

但是......您确认免了?别说多尔衮,就是顺治亲政、康熙归天三饷也还收着呢,并且转入正赋!

饥饿的盛世,康熙王朝号称永不加赋,很多人看后“哇~”赞叹一片,然后呢?真正的数据资料谁去查过,清朝的税比明朝要重得多。

明史学会副会长陈支平先生:“心平气和的分析,

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三饷的征缴时间也就辽饷较长,征收了26年,其他二饷时间很短,清兵入关仅到顺治二年,年征收税银就达到了2200万两。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则认为:十六世纪的明帝国,税收不超过总产量的10%。这也符合明帝国“藏富于民”的基本国策。

所以我说明亡亡于僵化的体制,钱、土地兼并什么的都不是直接原因,这些因素只是体制僵化思维固化不思变通带来的恶果,体现形式不同而已,小冰期属于全世界,包括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同样忍着呢。为何大清得以建国,偏大明要亡国呢?

吃人肉不是明朝的专利,后金也一样吃,他们一样短缺基本的生活资源,银子都不值钱了,200两买一匹良马,抢来的银子缺乏经济发展,没有贸易手段无异于一块块趁手的砖头,打架行,而且还能算激情犯罪,但是要活命可不能当饭吃。

至于钱,大明根本不缺钱,只是收不上来而已(还是没钱^_^)。大明如果缺钱,大清一入关即便是那哀鸿四野的萧条样子,苛捐重税之下,也收了几千万两银子的税款,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大明开国之初本想藏富于民,但是没想到被皇族、官员、士绅、地主们偷税漏税外加合理避税减免干净了,所以分摊到小民身上,小民们扛着几份税,今天完税,明天要饭,自然要造反,于是就更加恶性循环的没有钱。谈到土地兼并,归根结底也还是体制和执行力问题。明末,大明王朝就像个垂死的病人,他已经没法很好的控制身体,更别提下达政令如臂使指了。

而清初别说百姓,就是士兵也有饿死的,欠饷也不是大明专利,降将孔有德所率清军就差点崩盘,10个月欠发,缺乏粮食,叛逃的、饿死的情况时有发生,看,多么相似。

大清在财政上得以脱困,完全就是因为下手够狠,没有什么施政管理水平可言。

比如江阴,“满城杀尽,然后封刀”,17.2万个鲜活的生命陨灭,财产呢?还用问么。扬州十日屠杀近80万人,全扬州城的财富哪儿去了?嘉定三屠后当地财富哪儿去了?财产流向不言而喻。

《中国农学史》论述:“‘大兵所至,田舍一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

在大屠杀背后,明末清初的流民现象变得更加严重,比如南京的轻易投降,原因无非就是得知了扬州的惨剧,不想再沦为下一个受害者,清军所到之处,有接到消息的地方,百姓富户们提前就都开始迁徙,也有人为了抗拒薙发易服甚至逃到了海外,对屠杀的恐惧,让人不敢以命尝试那并不知比率大小的安全。

南方被洗劫一空,那北方就安生了?咱们再来看看北方,官员们给皇帝的奏疏是怎么写的:

“大江以北,积荒之地......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

清政府是如何解决财政问题的?《清世祖实录》“以一二亩之地,而纳五六亩之粮,荒多丁少以荒地累熟地逃丁累见丁。”

有朋友恐怕要提屯田开荒,好吧,康熙曾经和朝臣做过专项讨论,探讨题目就是----为何顺治朝的开荒屯田毫无效果,朝臣没有明说,但隐含的意思就是不管不顾的横征暴敛不会有好结果呈现出来,养猪也要养肥了再杀,还没什么起色就加上重税,政令自然没有好的结果喽:“科拆太急,而富民以有田为累。”税收的太急迫了,连富民们都觉得拥有土地是一种沉重的负累。

还有其他敛财手段,尤其是火耗,从明朝开始,明廷就没有有效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清初也一样,穷地方的火耗能加到两成,老百姓活不下去,官员们再苦再难也要靠贪污活下去,于是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到了雍正时期才有所规范,但并没有降低百姓的实际负担,只是不允许再向上调整而已,可以说是个倡议的形式,这个政令并不强制。

崇祯和李自成都难以解决明末财政问题,为何满清却解决了?

破而后立,前明的桎梏全消失了,重新洗牌,就这么简单。而这牌崇祯洗不动。满清洗得动?还是一样,核心利益换手而已,他也在重蹈覆辙,中期还好,到了末期一样的糜烂不可挽救。不得不考虑篇幅,所以先写到这里,敬请关注,非常感谢。


古今通史


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是大清的政治体制相对来说要比李自成的大顺政体完善的多,因此可以有条不紊的该收税收税,该打仗打仗。可以发现,清军进入北京之后,对于北京的行政管理要比李自成强得多,至少没有出现顺军的粮草补给,之后对官员进行考略一说。



第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清的实力够硬。你不服我打服你。清军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成功的击败了李自成,并且吞并了整个华北地区和关中地区。在作战中,清军可以以战养战,通过对顺军的军事物资进行掠夺来补充自己的损失。


对于不乖乖配合的地主、商人和官员,清军也会直接把刀架他们脖子上,要钱要命,自己选吧。出于对武力的恐惧,这些吃软怕硬的人也只能就范。

第三,明末清初战争频发,再加上饥荒和瘟疫,人口下滑迅速,这样一来土地反倒是变得充裕了。而清军入关之后,小冰期开始结束,北方逐渐回暖,从1646年开始,关中地区的雨水增多,而先前1627年的关中干旱、寸草不生的景象也就不复存在。百姓能吃饱,也就有能力上税,因此清朝接盘接的压力要小了很多。


此外,清朝还对明朝存在的弊政进行了改制。比如说对藩王的约束,使得财政不会被这些寄生虫吸走,而是进入国家的腰包。此外裁撤了庞大的军队,将大量的军人解散,遣送回籍,这样一来可以增加生产力,二来也可以保证军队质量。

还有一点,就是明朝和大顺的战争,已经对国内的腐朽势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洗。比如说李自成对北京官员的考略政策,其实他自己倒是没享有多少好处,在撤出北京后都留给了清军。而前朝官员在这次劫难后,也是老实了不少,就乖乖的给新的大清王朝卖命了。


火器工坊


大清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曾经废除三饷,难道多尔衮不怕陷入财政危机吗?不是,多于多尔衮来说,清朝刚刚入关,人心未定,所以必须要采取一些对老百姓的让步政策,以达到安定民心、恢复生产的目的,废三饷就是让步政策之一。

但是钱从哪来?清朝入关前曾经五次破关,搜刮来的财富已经劫掠了大量的财富,仅仅第五次破关就收货了黄金两千多万两,明末一两黄金可以兑换差不多八两白银,这两千多万两黄金就是一亿多白银。那么这就说明清朝入关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财政储备,至少可以应对入关后的统一战争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费用。

再者,大清作为新朝,必然要清算明朝的勋贵集团。明朝早在嘉靖年间,北京周边勋贵就圈占了二十多万顷土地,再加上那些皇庄,鬼知道这帮吸血鬼剥削了多少民脂民膏。而崇祯之所以没钱,当然是因为他不能割这帮人的肉,只能从穷鬼嘴里抢食;而经过李自成的折腾之后,这帮人基本上也被李自成给杀绝了,然后大清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剥夺这帮人的财产用做军费。

再加上,大清足够强势,可以稳定社会秩序,给自身提供稳定的税收。所以自然大清能够挺过难关,笑到最后。

全文完


北洋海军炮手


事实并非如此。

一、明末财政问题。

明末财政问题,是李自成解决的。

明末严重通缩,以至于多尔衮入主中原,明朝百万大军由于缺饷调无可调。

最后是李自成在东林党家中搜出7000万两白银,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才500万两。

二、满清解决的是人心问题。

人以类聚,曹操能聚集郭嘉、荀攸、荀彧一大批智商顶级的谋士;崇祯只能聚集东林党一批人渣。

因此,康熙才能聚集施琅、姚启圣,洪承畴、王万祥,一大批汉人顶级谋士和武将的相助。

康熙8岁登基,内有鳌拜未死,三藩未平,台湾未收,天地会反清复明,外有蒙古西藏新疆葛尔丹,沙俄彼得大帝尼布楚北侵,你自己说小康熙如何统一大中国?

反观国内:

众所周知,黄河几字形绕开陕西,西安没黄河,陕西多叛乱。

明末天下大乱,首先是从陕西(时属延安府)开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陕西的受灾之早,受灾之重。民不聊生无以延命,只得起身反抗,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

万历在位48年间(1573-1620年)有灾荒记载的就占25年,崇祯年间几乎连年灾荒。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发生大旱,次年即崇祯元年继续大旱,其中陕北受灾程度最重。

崇祯三年,灾区扩大到全陕。到崇祯六年,旱蝗霜三灾并至,全省大饥。

1、西安人李自成。

乌合之众,没有战略意识,分不清孰轻孰重。

手下不能管理,导致吴三桂临阵倒戈。

李自成三攻开封不下;满清入关,李自成作鸟兽散。

2、明末西安人张献忠,屠川作《七杀诗》: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清末入川的,只有张献忠一批人马,和吴三桂所部清军。

吴三桂虽然降清,但却是“复君父之仇”(崇祯死于李自成),誓对南明政权“不忍一矢相加遗”。

张献忠试图“坚壁清野”倒是极有可能。

3、台湾郑克爽。

与冯锡范,为夺位杀陈永华(陈近南)。

天下仁人志士,所归何处,一目了然。


用户67724358697


崇祯无法解决明末财政问题是因为无法打碎自身的利益集团,大明皇帝是大明地主官僚阶级的总代表,崇祯如果打土豪分田地就真成孤家寡人了,你会相信蒋介石主动铲除四大家族革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命吗?

李自成没解决明末财政问题是因为大顺刚来得及打碎,还来不及重建新的财产资源分配体制。李自成从西安进军北京仅用了不到一年,在北京城也只待了23天,整体的新王朝转型还来不及展开。

大清能解决明末财政问题是因为李自成先做了铺垫,旧的利益集团被打的分崩离析,北京城外以及整个北直隶的皇庄旧勋贵的田产可以名正言顺的被夺取,大清对大明宗室的田产追索一直都持续到了康熙末年,顺治年间的奏销案当年三甲探花欠一文钱的税都能被直接降贬了两级,大明士绅们不纳粮的特权在满洲太君的屠刀下灰飞烟灭。到了雍正时期士绅一体纳粮,持续几百年的大明老爷们可以优免粮税,粮税只能泥腿子们缴纳被大清彻底终结。


远处吹来阵风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国运时势转瞬变化。

大明到了崇祯朝的时候,国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特别是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恰逢此时遇到三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又让大明在不堪重负中难以喘息。

辽东问题一直是困扰大明后期的顽疾,不但吞噬着大明难以维系的国库收入,更是把整个王朝的大部分军事资源,政治资源用于辽东,辽东战事的延续几十年,直接导致了大明王朝的财政吃紧,党争加剧,成熟军事力量屡屡受损。

大明王朝的后期由于货币紧缩,导致经济流通减少,货币银两越用越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更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财政分配制度上背负着强大的政治包袱(养活朱元璋近20多万子孙),当时的朝廷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都已经把贪腐当作了正常收入来源,真正能够入国库的银两只占十之二三。

由于明朝财政收入的减少,朝廷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进行增收,只有掠之于民,裁撤官吏等等,这就更加导致了社会的动荡,比如朝廷征收了“辽饷”,毫无底线的剥削农民,导致了大量的农民流移失所,四处逃亡,变为流民;比如裁撤驿站驿卒,导致了大量的底层官吏瞬间也变为了无产者。这其中就有后来推翻明朝的李自成,而他的起义军主要就是各地的流民。

最重要的是,大明朝的最后那几年,全国天灾不断,天下流民疯起,起义军更是此起彼伏。天灾加上人祸,大明气数已尽。

大明不但亡于政治,更是亡于经济。

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大明朝,算是组织全国流民风光了一把,但是李自成建立的大顺,除了名字改了,其他的就和土匪差不多,依然是掠夺、抢劫和霸占,李自成虽然把自己腰包塞饱了,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至于在政治上,他基本就是个白痴,所以也只能当几十天的大顺皇帝,转而继续当了土匪,四处逃窜。

大清入关后,大清的高层统治者非常清醒的看清了当时中原政权遇到的本质问题,他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清晰的思路:

所有流民返乡耕种,官府减免税赋(辽东都没有战事了,征个啥辽饷);

重用原明朝官吏,让已经瘫痪的各地州府衙门迅速运转起来(基层政治架构成立);

积极赈灾和扫荡流寇同时进行(李自成就是当地乡勇干掉的)。

最关键的是此时的天灾已经逐渐的结束,各地流民逐步回乡后,能迅速的恢复生产,并且在各地州府的宽松政策下,人民逐渐的接受了大清政权入主中原统治。

大清入关建立政权能扭转明朝的经济形态其实重要的原因就是运势的发展以及自身政策的调整。


沉墨I方之城


三个原因:

一、经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滿清入关,朱明皇族百万人囗受到了无情的杀戮,他们的巨额财富流入清朝国库,李自成、张献忠所掠夺的财富也有很大一部份被清军夺取;

二、经过暴力革命的铁血洗礼,好多官僚、地主被杀,他们的土地空荒出来,为生产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条件。尽管清初也实行了"圈地"等恶政,但新兴八旗贵族人囗毕竟不多,不如庞大的汉族权贵丶官僚、地主,因此人民负担较轻,这样有利于恢复生产;

三、清朝统一后,已没有必要再征收"三饷",所以取消了,更进一步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迅速发展,政府的收入隨之增加。

所以,明末严重的财政困难,到康熙朝已不存在,初步出现了一些繁荣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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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赋税制度不完善,只重视征收土地税,明末土地集中,大批农民破产,财政枯竭。遇到自然灾害,无力振灾,为镇压女真叛乱加派“辽饷",引起农民起义爆发,天下大乱。李自成建立政权时间短,入北京后拷问出七千多万两银子,不差钱。但是,李自成集团没有整体战略,在出兵山海关问题上过于轻率,一战而失天下,清朝初期则很好解决财政问题。

公元1644年,东亚大陆北方出现三个皇帝,即大明崇祯皇帝,大清顺至皇帝和大顺皇帝李自成。三个人都想一统乾坤,最后福临笑到最后。当时天下大乱,战事频繁需要巨额军饷。清朝入主中原,还没有治理庞大国家的统治经验,清朝几乎全部继承了明朝的政治体治,重用明朝官吏,治定了一糸列大政方针策略。

清朝为取悦农民,宣布实行"仁攻",对受灾或战争影响的地方减勉税赋,给人以亲政爱民的形象。到康熙五十一年时又宣布永不加赋,雍正帝时又时行摊丁入亩的政策,以缓合社会矛盾。同时清初统一全国,平三番,收台湾需要巨额军饷,银子从哪里来呢?

清朝初期向山西商号借一批银子,此外,清朝还有一个筹钱的窍门,即推广捐例以卖官。中国历史上,卖官换钱的办法是从汉代开始的,但次数之繁,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清朝当数第一,监生,贡生,生员,举人加官衔名号。这种办法非常高明,取悦了农民,满足了有钱人当官的愿望,收到大笔银子。

这种办法危害是加速了官僚集团的腐败。耕田之利十倍,当官之利无数。花钱买官做的人想方设法把花出去的银子收回来,更加巧取豪夺,当时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到乾隆后期,清朝吏治全面腐败。




关东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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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不是清代明特有的现象,而是历代旧亡鼎新、周期性出现的现象。

前朝立国长,末期社会固化严重,土地大量被垄断在利益集团手中,而这些集团基本上又享有减、免负税的特权,因而税收难已增加;但立国长,官员会膨胀,支出会快速增加,;另由于多重原因,社会动荡,如起义等,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诸多原因造成了前朝的财政问题,而前朝的末代帝王,作为利益集团的代表,是不能改变这一社会现壮的,因为那是革自己的命。

而每一个新政权,如不能打碎旧的利益集团,或不能及时的完成自身身份的转型,就不能解决财政问题,或来不及解决财政问题,而在短时间内快速倒台;而一个新政权,在旧有利益集团已碎的废虚上,建起新的王朝,快速完成统治转型;原前朝的财政问题已不存在了,新朝只需建立新的财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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