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是一段曲曲折折的歷史，一個重重疊疊的謎，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它終究是一樁太難負擔的話題，從未在中國人記憶中消失。

1860年，英法聯軍兩次闖入圓明園，將這座歷六代帝王擴建、佔地350公頃的“萬園之園”毀於一炬。驚聞此事後，法國著名作家維克多・雨果在寫給巴特勒上校的信中說，“這（圓明圓）是某種令人驚駭而不知名的傑作，在不可名狀的晨曦中依稀可見，宛如在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瞥見亞洲文明的剪影。”

“兩個強盜和幫兇”

圓明園堪稱世界奇蹟之一，它與北京紫禁城和承德避暑山莊一起，共為中國皇家御苑。雨果將它與希臘巴特農神廟，埃及金字塔、羅馬鬥獸場和巴黎聖母院相提並論。圓明園於17、18世紀由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大帝所興建，歷時150多年；佔地350公頃，包括200多座各式建築，樓塔宮闕，金碧輝煌。園內還建有“西洋樓”等宮殿及花園，屬巴洛克風格，仿普羅密尼、瓜爾蒂尼和比比耶納等人的作品，系園內的珍奇建築。“西洋樓”是1747年至1759年間，按宮廷傳教士王致誠、數學家兼天文學家蔣友仁神甫，以及來自米蘭的著名畫家、建築師郎世寧等人設計的圖紙建造的。這些歐式花園構成一個蔚為壯觀的整體。人們不禁要驚訝於這一有悖常理的事實：竟然是歐洲人摧毀了中國的歐式宮殿。

圓明園是整個中華民族高度智慧的結晶，但不幸的是，英法聯軍的一把大火點燃了整個大清帝國的裙裾——“他們像發狂的野獸一樣，把園內凡是能拿走的東西，統統掠走，拿不動的，就用大車或牲口搬運，實在運不走的，就任意破壞、毀掉。然後，三千多名侵略軍奉命在園內放火，使這座世界上最輝煌壯麗的園林在燃燒了三晝夜後成為一片廢墟。

有人說這都因為那個不怎麼出名的“漢奸”龔橙。連政府都惹不起的洋人原本是不打算去圓明園的，只是由於時任英法聯軍翻譯官和嚮導的龔橙極力推薦，洋人才“勉強”一路開進，來到了那個後來令他們目瞪口呆的萬園之園——“圓明園之毀於英法也，其說有二:一為英法所以焚圓明園者，因有龔橙引導……英軍北犯，龔為嚮導曰: ‘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及京師陷，故英法兵直趨圓明園”一為英法所以焚圓明園者，因有龔半倫為引導……英軍北犯，龔為嚮導曰: ‘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及京師陷，故英法兵直趨圓明園。“《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李伯元在《南亭筆記》卷六中記載：“或曰圓明園之役，即龔發縱指示也，以是不齒於人，晚年卒以狂死。”。

龔橙何許人也？清中期文壇領袖龔自珍的長子!眾所周知，龔自珍與林則徐、魏源等人在近代史上也算是開一代風氣的人物，但就是這麼一個大知識分子卻偏偏有些不入流的毛病——“喜歡跟女人往來”，在他任職宗人府主事時，他就禍害了一把自己頂頭上司、滿洲親貴明善的小老婆顧太清。後院起火是天下男人的大忌，又不是繡球，任誰都不願往自己身上攬那些花花綠綠的帽子，於是明善一劑毒藥，龔自珍就這麼稀裡糊塗地死了。

有道是父仇不共戴天。龔橙是龔自珍的獨苗，這為父報仇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稚嫩的肩膀上。1860年，日夜尋思著為父報仇的龔橙機會來了。用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孽海花》裡影射龔橙的話說就是：“庚申之變，我輔佐威妥瑪，原想推翻滿清，手刃明善的兒孫，雖然不能全達目的，燒了圓明園也算盡了我做兒的一點責任。”近人孫靜庵就替龔橙做了辯護：“人傳孝拱（龔橙）於英焚燒圓明園事，為之謀主，海內群指為漢奸。豈知當時英人慾徑攻京城，孝拱力止之，言圓明園珍物山積，中國精華之所萃，毀此亦可以償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拱與有功焉。”按這個說法，龔橙非但無過反倒是有功了，孰真孰假，難以分辨。

除此之外，就連洋人的表現也有不同記載。近人王湘綺在他的《圓明園宮詞》小注中有這麼一段話：“京師即陷，文宗（咸豐）北狩，於是園中大亂，始則小民與官宦爭奪之，其後英法大掠之。有謂，夷人入京，遂至園宮，見陳設巨麗，相戒勿入。雲，恐以失物索價也。乃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以夷民，遂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黃浚在《花隨人聖庵摭憶》中也說：“是焚圓明園之禍首，非為英法聯軍，乃謂海淀一帶之窮旗人。”王湘綺、黃浚都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文人，頗精於晚清掌故，應該說他們的話不一定就是向壁虛構，空穴來風。

《花隨人聖庵摭憶》還說，在圓明園被掠期間，“貝子綿勳帶兵一千名赴圓明園彈壓，願往者不過二百餘名，土匪聞知即勾結夷人帶隊來撲，綿勳眾寡不敵，幾為所獲”。照這個邏輯，英法聯軍即使鐵定了是燒園的罪魁，那麼那些參與打劫的國人無論如何也逃脫不了幫兇的嫌疑。火燒圓明園，英法是大惡，參與搶劫的旗人、土匪，甚至農戶難道就一定是小善？

窩贓者的狂歡

不過燒歸燒，當時圓明園剩下的也並非就是大水法的那幾根石柱，至少在1895年，康有為遊園時還是有相當一些遺蹟存在的。“雖蔓草斷礫，荒涼滿目，而壽山福海，尚有無數亭殿……竟日僅能遊其一角。”但1900年，隨著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蜂擁而入，“園內的官員、太監和駐軍乘機勾結了園外的流氓痞棍，又對圓明園進行了最後的洗劫，及至清王朝覆滅之時，當年花遮柳護的瓊樓玉宇已化作一片荒涼的殘垣斷壁。”緊接著風雨飄搖了幾十年的清政府垮臺，北洋當政，軍閥混戰，主要領導人走馬燈似地換了一撥又一撥。

圓明園的賬目和物品清冊毀於大火，所以根本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金銀、珍寶和古董化為烏有。清廷從未正式公佈損失情況。不過也有一些精美的遺存逃過了火劫。法國軍隊離開圓明園的當天，清政府當局即命人重新佔領了圓明園，試圖盡最大可能收回園內被偷走的物品。但這件事做起來極端困難。首先是根本無法找回被侵略者掠走的文物，按理說它們都是最值錢的。至於被當地的竊賊強盜據為己有的不那麼值錢的物品，由於數量過多，也無法悉數找回。另外，很多東西已經被賣掉了。

清廷敦促凡持有從圓明園流出的物品者，在一個月之內上繳歸公，周圍的村莊裡都張貼了警示和佈告。凡擁有園內物品的人，一經發現即被嚴懲。驚恐萬分的小偷們急忙把他們偷來的東西藏匿起來。有些小偷甚至因為藏有圓明園內有價值的東西而被砍頭。據圓明園檔案，當時有一位將軍受命收繳被偷的物品。至1860年底，只有少數幾件文物被找回來，但在無以計數的丟失物品中，這只是微不足道的極小部分。

何伯・丹拜夫人認為，要找回那些值錢的東西，這樣做並不是個好辦法，因為很多東西都因此被埋在地下或乾脆被毀掉了。嚴刑峻法並未能阻止偷竊行為在疏於保護的圓明園裡長期肆虐。其實，在大火過後，圓明園並沒有完完全全成為廢墟。正如法國人樊國樑所肯定的那樣，園內還有一些精美完好的遺存。他說：“有些建築損害程度很小，樹木、花甕、石橋、欄杆、大理石柱仍點綴著各個花園。從此以後，一切都消失了，要麼被看守賣掉，要麼被人們偷走。他們砸碎大理石雕塑，取走其中起聯結作用的鐵件，伐倒樹木用來燒火取暖，賣掉了磚石以及琉璃瓦，總之幾乎所有的東西都不見了。”

就這樣，隨著時間的流逝，圓明園各處建築中所有能移動的東西，諸如裝飾物、傢俱、門窗等都蕩然無存。幾年之後，外國使節在北京建立了常駐機構，這些物品中有相當一部分又重新現身。圓明園內流出的精美玉器、象牙製品、寶石几及其他各種寶貝，被兜售給歐洲的愛好者，似乎沒有一日曾間斷過。

樊國樑認為，中國的窩贓者撿了大便宜。當時英法聯軍的士兵急於賣掉手中的戰利品，因為他們不認識銀錠，所以只收大洋。北京市面上大洋的價格急劇上升，竟達到每枚12法郎以上。儘管清廷當局對窩贓者以死罪論處，大部分贓物還是流入中國人之手。於是，很多年間，北京的商人們不斷地向收藏者兜售這些文物。有的人因此喪了命，但很多人從中發了財。

政局的持續動盪，沒有人有心思來多關心關心那一堆殘垣斷壁。園中曾經花了大價錢移植的名貴古木被燒成了取暖的木炭，雕樑畫棟的石頭被當成了現成的建築材料。徐世昌拆走了鳴春園和鏡春園的木材。王懷慶來晚了，就把安佑宮的大牆以及西洋樓的石料運了幾大車。等到抗日戰爭，北平淪陷期間，由於缺糧，大批饑民開始陸續跑到園中圍湖造田。曾經風光無限的頂級園林居然一下子變得十里飄香，面目全非了。

桀驁與懲罰

1961年，圓明園被毀百年之後，歷史學家兼藝術史家林語堂出版了一部插圖版《皇城北京》。他描寫圓明園的廢墟時說：“這座宏偉的皇家宮苑，昔日曾佈滿了樓榭亭臺，堪稱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燕居遊樂之所。而今只剩下一處處‘意大利式的’廢墟，它們是洛可可時代由法國和意大利建築師用石頭建造的意大利式宮殿的遺址。一根根洛可可風格的石柱橫躺豎臥，一塊塊簷壁和三角楣淹沒在荒草之中。這些東西，由於是石頭製成的，都留了下來，儘管仍處於廢墟的狀態，而其餘的一切都已蕩然無存。遙想當年，這座供康熙和乾隆皇帝享樂的宮苑是何等壯觀，與它相比，西方的城堡簡直如同玩具一般。”

林語堂強調，慈禧太后所鍾愛的圓明園的毀滅，對她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她因此對西方人恨之入骨：“新建的頤和園一直延伸到昔日圓明園的遺址。當圓明園在成豐朝遭到滅頂之災時，這位著名的皇太后還只是個年輕婦人。她與皇上逃到熱河，一同蒙受這一奇恥大辱，這個痛苦的經歷如同一塊永不癒合的傷口一直留在她的記憶裡。她所熟悉的鼎盛時期的圓明園，如今只剩下一堆無法修復的瓦礫。汪達爾分子沒有對任何東西手下留情。

圓明園被燒，很大一部分責任在於英法聯軍這自不用說，但是一味地責怪洋人而忽視自己的毛病，卻也算不上是多麼正常的心態。英法聯軍放火燒園，還劫走了我們祖先營造的財富，虜我妻兒，殺我同胞，這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是在收穫憤懣之外，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心平氣和地靜下心來想想，想想我們自己的一言一行，我們究竟有沒有過失？

讓我們把目光向前，眾所周知，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起源於英法的換約要求，在他們是擴大利益，在頑固的大清國這是恥辱！1896年英法聯軍以更換條約為名進逼北京。當英法聯軍在天津和通州時，清政府與其有過一系列的外交談判。通州談判時，英方派代表巴夏禮率領39人參加，清政府答應英法聯軍提出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但在枝節問題上卻是寸步不讓，在巴夏禮面見皇帝“跪與不跪”這一點上爭執不下。欽差大臣全權談判代表載恆說：“按大清禮制，見皇帝必須跪拜。”巴夏禮說：“我不是大清的臣”。爭辯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談判通報後指示：“必須按大清禮節，跪拜如儀，方予許可。”巴夏禮拒不接受，揚長而去。

抱著這樣的心態是沒法真正談判的，事實確實如此。清政府則指示僧格林沁將巴夏禮一行39人截拿扣押，押往北京作為人質。清朝政府一直把巴夏禮看成英法聯軍的最高統帥，他們期望巴夏禮就擒之後，英法聯軍群龍無首，必定自亂，然後乘機大舉進剿，穩操勝券。但事實並非他們想象的那麼簡單。

據《帝國的回憶晚清觀察記》記載，通州談判中，那個一度令國人十分自豪的僧格林沁就蠻橫地扣押了參與談判的英方代表，而且據說其中19人後來更是被凌辱至死，這實在是有違國際公約，令人大跌眼鏡。於是，“英法聯軍藉口戰俘被虐待，要求賠償撫卹金五十萬兩，若不允，則放火燒園”。經過緊急磋商，“恭親王回覆照會，允其所請，但被傳送回復的守備私下譭棄，該守備另外捏造了一洋文收條回營交差，致使聯軍空自等候了三天，其首領大怒之下，遂下令縱火燒園”。如果這是事實，那個抱著一腔愛國熱忱私毀回覆的守備究竟是英雄還是罪人呢？

不容否認，《帝國的回憶晚清觀察記》是一本站在洋人立場上寫就的史書，其中有很多有悖於我們慣常思維的地方，但正是這種不同的思維方式給我們提供了一面觀察自己的鏡子。在《帝國的回憶晚清觀察記》中處處可見參加燒園的英法士兵對自己心情的描述：“對圓明園內部徹底的破壞，只不過是對大清國皇帝桀驁不恭以及清國人對待戰俘方式的一個小小的懲罰”，“由於戰俘們受到了清國人殘暴的對待，我們對清國人的憎惡之情真是太強烈了”。很難說這樣的心情完全是出於虛構，當然也不排除英法聯軍為鼓舞士氣，為了讓自己放火燒園能稍微名正言順一點而故意做的宣傳。但無論如何，僧格林沁扣押對方談判人員卻是正史記載的事實。

晚清著名外交家，像龔橙一樣曾經被稱作“漢奸”的郭嵩燾在論述近代外交時有一段很精闢的話：“吾嘗謂中國之於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流之萌，而不可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奈何。”

近代留存在國人大腦裡的通常只是苦難和屈辱，我們常常由衷地痛恨那些侵略者。誠然敵人是有過錯的，但我們在詛咒他們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做好捫心自問的工作。歷史悠悠千古，當圓明園的大火熄滅一個多世紀以後，當我們靜下心來，憤懣之外，似乎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東西需要我們去面對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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