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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揚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導讀】巴黎聖母院的熊熊大火，教堂塔尖轟然倒塌的那一幕，讓“文明崩塌”的話題和爭論隨之而起。但即使巴黎聖母院比起紐約雙子塔更具有文明層面的象徵含義，我們也還是要問：哪個文明的崩塌？哪個階段的結束？歷史總是由勝利者為了獲取自身的合法性而書寫的。為了接近歷史的真實，我們需要跳出原有的敘事框架，對已經成為常識的定論重新進行審查。如此則可以發現，看似純粹的知識的背後總是隱現著權力的陰影。本文原載“觀察者網”，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文明史“中華標準”的確立
雖然作為現代社會科學概念的“文明”、“西方”、“東方”、“世界歷史”等，以及特指為不同文明類型的名詞“西方文明”、“中華文明”等，都是西方學術的理論創造，但這並不意味著學生只能全盤接受，不可以質疑老師、確立新的文明史對照衡量標準。今天的中國人不僅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確立以中華文明史為參照系的“中華標準”，基於如下兩大理由：第一、根據湯因比的研究，人類文明史到目前為止最多經歷了三代，而只有中華社會是貫穿了三代的時間“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其他幾大社會中，西方社會、東正教社會和伊斯蘭社會都屬於晚近的第三代文明，印度社會是第二代文明的產物；由於是唯一的“長輩”，中華5000年的全部歷史經驗構成了一個“天然標尺”，能夠用於衡量所有其他文明。第二、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目前只有一個通行的“西方標準”，但這個標準問題多多，對西方文明史和“世界歷史”的偽造、對其他地區尤其是中東地區文明史的曲解篡改和邊緣化處理，正是應用“西方標準”的結果；若要重新評估“西方標準”的適用性和可信性，只能依靠“中華標準”這個“天然標尺”。
“西方標準”的確立是歷史的產物。近代以來，擁有了知識和科學力量的歐美學者，首先開拓了“理解人類往昔的意義”這一探索領域，實現了對人類歷史上所有出現過的文明進行全面科考研究。在科學方法尚未普及到其他文化中之前，全部的基礎研究以及根據原始材料進行的理論建構，也一直都在西方學者自己的圈子裡進行，屬於很少幾個歐美國家的國內科研項目，沒有來自其他文明並代表其它文明的監督者和挑戰者。
區別於“古物研究”的現代考古學，起源於19世紀中期在北歐率先發展起來的地質學。自從丹麥人湯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第一次提出了人類史前史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三年代分期系統之後，作為科學一個分支的現代考古學，即成為了研究人類歷史並對文獻進行“證經補史”的重要科學工具。由於最初只有西方學者掌握了這種工具，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西方具有充足的條件和充分的自由重新考察包括各民族歷史在內的人類歷史，並將終極解釋權壟斷在自己手裡。
離歐洲最近又與歐洲歷史緊密相關的大中東地區是重災區。現代埃及學、亞述學、赫梯學等綜合學科，都是西方學者開創的，至今也仍然是西方學者主導的，與本土學界沒多少關係。1822年，法國曆史學家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等人破譯了埃及象形文字，科學埃及學自此誕生。自1858年開始，法國考古學家馬裡埃特AugusteMariette擔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長，在任期間雖然為保護埃及文物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時也將本土埃及學扼殺在了萌芽之中。
但中國的情況則大不相同。雖然外國人挖掘、偷運中國文物的事件自清末以來一直未斷，“神物去國”令人“惻焉疚懷”（羅振玉語），但都還沒有超出“古物研究”性質的活動。對中國來說，就是隻丟了些“神物”，還沒有丟掉“神靈”。到了以地質學為基礎的現代考古學發展起來之後，真正的危險才開始出現，因為這是一種可以對一個古文明整體上進行重新解釋的系統化科考技術。幸運的是，這時已是中華民國時期，中國已經能夠行使自己的國家主權了。第一批在中國疆域內進行現代考古發掘的西方人，如瑞典人安特山Johan Gunnar Andersson等，都是北洋政府正式邀請，以政府部門顧問或學院教授的身份，與中國同僚們一起工作的。
今天的中國人應該向上個世紀20年代前後第一代中國考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儘管現代考古學的興起也對中國傳統的歷史學研究造成了衝擊，導致疑古思潮興起，但這是中國本土學界自我更新浴火重生必經的過程。正如史學家翦伯贊所言，“由盲目的信古而進到疑古，更由消極的疑古，而進到積極的考古”。相較於西亞各國學界長期被西方學者控制的情況，中國實際上在第一時間就將本國文明史研究的“學術主權”掌握在了自己的手裡。就在安特生與1926年在斯德哥爾摩建立東方博物館的同一年，時年32歲的李濟就在曹雲祥和梁啟超等國學大師支持下在山西南部開始了中國學者的首次現代化考古之旅。
對中華文明5000年曆史進行發掘、研究、整理和解釋的各項工作，一步步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並通過本土學者的持續努力達到該領域的世界最高水平，這首先是學術上的重大成就。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序中寫道，“清算中國的社會，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清算中國的社會，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能辦到”，“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記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今人可以告慰古人和前輩的是，從那時起到現在，曾經的一張“白頁”，早已密密麻麻寫成了一篇“名作”！這就不僅只是學術成就了。在“白頁”時期中國人只能自我防衛，隨時準備面對來自西方科學霸權的“降維攻擊”，而一旦成為了“名作”，在實現自身“升維”的同時也具有了文明對照衡量乃至文明競爭和國際政治方面的重大意義。首先，對本國“學術主權”的牢牢掌握，同時相當於斷絕了外國人進行惡意篡改和歪曲的機會；第二，對本土文明史的高水平研究，同時相當於獲得了研究和解釋其它文明歷史的學術資格；第三，對本土文明史和異域文明史的對比研究，同時相當於開始了文明史研究領域“中華標準”的確立過程。
設想一下，如果不是中國本土學者很快接手，如果“中國早期文明”、“中國古代文化”等領域長期都被納入西方學術體系、都由西方學者主導開展研究，那麼，早期中華文明的重建工作，今天會變成什麼樣子？被整理出來的古代中國史又是個什麼東西？一旦西方學術界眾口一詞宣稱中華文明從秦漢才算開始，今天的中國人接受還是不接受？再假設一個更壞的可能：學術研究和成果解釋的壟斷權落在了同屬東亞文明的日本人或韓國人手裡，並假想今天的東亞霸主是一個叫做“大日韓帝國”的超級大國，而中華大地則像今天的中東地區一樣四分五裂，戰亂頻仍；如果是這樣，那麼幾乎可以肯定，從仰韶文化時期直到21世紀今天的整個“東方文明”歷史，將非常不同於現在的描述。“大日韓帝國”版的“東方文明史”教科書很可能是這樣寫的：5000多年前首先在中原地區出現了“華夏文明”，不久出現了“黃渤海文明”以及隨之而來的“泛東夷時代”，以“泛東夷時代”為母體崛起了一個覆蓋整個東亞“秦漢帝國”，但數百年後“秦漢帝國”開始衰亡並被北方的“五胡”滅亡，進入了一段“中世紀”，又數百年後以東北亞為中心的“東胡文明”崛起了，這個“東胡文明”重新發現了古代輝煌的“華夏文明”和“黃渤海文明”，開始了一個“文藝復興”時期，隨後經歷了滿洲崛起、高麗振興、日本維新幾個光輝的時期之後，終於進入了偉大的“大日韓帝國”時代，從此迎來了東亞的“歷史的終結”。
讀過世界歷史教科書的朋友們一定會覺得這套敘事有點眼熟，沒錯，與今天流行全世界的關於“西方文明史”的標準版敘事是同一個結構：從7000多年前開始依次出現了“古埃及古蘇美爾文明”—“愛琴海文明”和“泛希臘化時代” —“羅馬帝國”—“中世紀”—“文藝復興”—“大航海”“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 “西方自由民主”。
對於“大日韓帝國”版“東方文明史”教科書，今天的中國人一定嗤之以鼻，當成笑料，但是對於西方版的“西方文明史”以及“世界歷史”敘事，很多人卻還是深信不疑，不敢說不對。造成這種矛盾心理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為近現代世界並沒有真的出現“大日韓帝國”，帝國霸權不存在，出於帝國需要而編造歷史的主謀者也不存在，而且中國人已經成功重建了整個中華文明史，任何人都無法篡改歪曲；二是因為近代之後的確出現了一個“西方帝國”，雖然人們有足夠理由懷疑帝國學者會是編造“世界歷史”的主謀者，讓歷史學為帝國利益服務，但若公開挑戰卻又底氣不足，因為“西方帝國”是一個集中了科學霸權和知識霸權的世界帝國，由不得人們不相信它的學術權威。
帝國的統治要想取得合法性，就一定會讓歷史學為現實政治服務，這是歷史定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的蒙元帝國和滿清帝國也都是如此。那麼，作為有史以來最強大世界帝國的“西方帝國”，更沒有理由不這樣做。實際上，由於“西方帝國”比歷史上其他帝國更具有世界性，也更依靠知識和文化方面的軟實力，對於歷史學的需要更強、更多，屬於一種“剛需”。想象一下，如果一說到西方文明，世人立刻就產生“一個最多1000年曆史的後發文明”、“一個剛剛脫離野蠻狀態的半開化文明”、“一個哲學很貧困的幼稚文明”、“一個依靠暴力掠奪崛起的暴發戶文明”…，情況將會怎樣？世界主導文明的整體形象一旦崩塌，西方的威權還如何維持？西方的統治還如何繼續？
所以，對統治者來說，這種事絕不可以發生，世人頭腦中的這種認識和聯想必須要消除乾淨。於是，利用手中重建世界歷史的話語權，崛起後的“西方帝國”很快完成了一件修改身世的大事，將出身於日耳曼森林、經歷了漫長的開化期、很晚才開始形成的西方文明，與兩千多年前本屬於“地中海文明”一部分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拼接在一起，合成為一個泛稱的、廣義的“西方文明”。這樣一來，原本的確就是後發的、半開化的、幼稚的、暴發戶的西方文明，忽然就“悠久”了，就“自古以來”了，因為多出來一個可以和其他古老文明相媲美的“古典時代”。這套歷史敘事的性質，與中國歷史上屢屢發生的新晉統治者登基伊始立刻修改身世完全一樣。歸根結底，還是事關威權的來源和統治的合法性。平心而論，一方面是出身低微的新貴對於豪門身世有一種身份上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一代統治者對於文明延續性的深層精神追求，兩種因素合起來，若不這樣做反倒顯得不很正常。
相比起當年胡人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韙強行修改身世，近代西方面對的困難要小很多。主要因為西方這個新霸主面對的是一個還沒有任何成文“世界歷史”的世界，與中國事無鉅細全有記錄而且由一代接一代史官不惜用生命維護的成文歷史傳統完全不可比。事實上，西方歷史學家們開始玩弄“文明史拼接術”之時，正值歐美列強為所欲為的帝國主義時代，西方學者橫行天下，自由尋找證據，自由編寫故事，無人監督也無人挑戰，怎麼對自己有利就怎麼說。於是就有了後來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明源自古希臘至今已有兩千多年”之說，長期不受質疑，至今仍是“正史”。然而，此“正史”最大的破綻在於：近代西方的開始與所謂“古典時代”的結束，中間足足隔了一千年，再怎麼向外人解釋，也很難自圓其說。但知識貴族們還是有辦法，很快就出現了兩個對於人們學習理解“兩千年西方文明史”至關重要的關鍵詞，一個叫“中世紀”，一個叫“文藝復興”。意思是：我們“古代”時很輝煌，後來莫名其妙“黑暗”了一千年，不過最後我們突然又“重新發現”了輝煌的“古代”，於是我們再次輝煌，直到現在……並很可能直到未來。
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了，因為故事的講述者同時也是世界主要故事的創造者，不由得不信。而且外人們的確也無力質疑，因為大多數人既不會創造故事也不會講述故事，能聽懂故事就覺得很光榮了。這就是該“公案”直到今天無人“破案”的主要原因。胡族毀掉了秦漢然後說自己重新發現了夏商周，並將夏商周重新定義為大漠草原帝國的“古典時代”，大多數人都表示同意，並認為很有道理。
好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中國人。只要使用“中華標準”做衡量，即可以辨別出其他文明歷史的真偽，哪些是真正的連續文明，哪些是中斷之後拼接出來的文明史，一目瞭然。從中華文明史的歷史經驗中人們可以發現，文明發展因蠻族入侵而陷入一段“黑暗時代”是很正常的事，古代文明由於農耕定居區域規模較小，難免會發生崩潰或被滅國，在中國例如周朝的犬戎滅國時期，在地中海例如古埃及的喜克索人統治時期。但是被破壞的古文明也會通過遷都（周平王東遷）或者通過“復國戰爭”（埃及第十七王朝）恢復活力，延續文明的發展。而且由於蠻族的文明程度遠遠落後於定居王國的文明，即使因蠻族統治出現政治倒退，文化的發展也不會停滯，還可能因異質文化相互糅合嫁接放射出新的光芒，例如中國歷史上的北魏時期。
北魏時期文化遺蹟
立足於這樣的認知來反觀西方版“西方文明史”，在“古典時代”和“文藝復興”之間長達千年的“中世紀”裡，文化不僅沒有任何發展，反而一落千丈到了近乎於原始社會的水平，最後僅僅因為發現了一些古代手稿和古代雕塑遺存就突然“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古文明，並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精神解放運動，一場思想和文化革命。這根本就是一個違反常理、不符合文明發展規律的荒誕童話。與大多數人所想象的不同，對於18-19世紀那些第一次開始編寫“世界歷史”的歐洲學者，為自己所屬的西方文明編造一個符合世界霸權需要且光彩照人的文明史，其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遠比發現一條科學定律或創造一架新式機器輕鬆得多。儘管有很多歷史文獻，也有很多考古發現，但這些真實的歷史材料並不會妨礙歷史學家天馬行空地描繪一幅關於“人類普遍歷史”或者幾千年連續“線性歷史”的宏大畫卷。無數真實的歷史材料證明，僅僅400-500年前，歐洲大陸的各個日耳曼社會還都處在極為原始和落後的野蠻狀態中，類似於中國歷史上的江湖山寨，水泊梁山，沒有人會認為這塊大陸能成為人類社會的主導文明。但這仍然不會影響黑格爾、蘭克等後人的天才想象，用一些純粹形而上學的觀念將文明和野蠻相互顛倒，將歷史的主線從東方轉移到西方。比如，1857年，黑格爾《歷史哲學》一書的英譯者約翰•西布里John Sibree在該書序言中寫道：
這書具有一個大的價值，就是從一個截然新穎的觀點，來論列“歷史”上各種主要事實。我們只要想到黑格爾的著作對於德國各種政治運動已有一種明顯的影響，就可以承認他的宇宙理論，尤其是同政治直接有關的那部分理論，對於最主張“實際”的人士也是值得注意的。
這段話釋放出三個重要信息：1. 將希臘世界、羅馬世界、日耳曼世界串聯起來並宣稱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精神”，這種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線性歷史觀，以及從先驗的歷史觀出發來拼湊歷史素材的方法，在當時還是“截然新穎”的；2. 這種新穎的歷史學對於“德國各種政治運動”有明顯的影響，黑格爾“宇宙理論”的本質不是學術，而是政治；3. 那些“最主張‘實際’的人士”，在當時無疑就是充斥整個歐洲社會的帝國主義者們，作者提醒這些只相信實力政治的人，也要重視“歷史哲學”這種思想武器。
窺一斑而知全豹，西方版的“西方文明史”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的產物。具體的歷史事實不一定是虛假的，所以不必去糾纏什麼“希臘偽史”、“羅馬偽史”，畢竟挑戰者並不佔有歷史材料上的優勢，沒有說服力。但通過借鑑中華文明史的歷史經驗進行對照衡量和邏輯推理，即可以判定，貫穿西方版“西方文明史”的那個線性結構，就是偽造的，是霸權工具。而這一點才是問題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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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觀察者網”，原題為“70年對話5000年（8）：以文明史的‘中華標準’重審西方文明史”。篇幅所限，有所編輯。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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