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21號，潛逃三年的吳謝宇歸案了。
三年間，大眾幾乎忘了他的存在。
身邊的人，也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2016年2月14日，福州警方發現教師謝天琴死於教職工宿舍內，其兒子吳謝宇有重大作案嫌疑。
他在家中安裝了攝像頭進行監控，放置活性炭吸附臭味，直到半年後屍體才被發現——
還是他主動打電話給舅舅，引導他去找的。
吳謝宇曾謊稱出國留學，以母親的名義借款140多萬，買了30多張假身份證，逃亡期間白天從事培訓，晚上在酒吧當男模，以多個身份活動……
這一切，都很難讓人把他和那個自律、熱情的學霸“宇神”聯繫在一起。
匪夷所思。
這幾天，各種說法試圖給出回應。
自稱是吳謝宇前女友的人向記者透露，其弒母動機是被壓抑太久。
還有心理專家分析，吳謝宇可能具有雙重或多重人格。
在證實之前，Sir無法多加議論。
只是想到——
在惡發生，乃至審判之後。
我們到底還要不要去向惡叩問一個“為什麼”？
如果要，又該如何叩問？
想到這些並非偶然。
而是一部劇正好和我們的現實呼應——
《我們與惡的距離》
The World Between Us
9.5分開局，9.5分收尾，基本鎖定今年最高分華語劇。
故事的風暴眼，是一位叫李曉明的大學生。
平凡家庭生長的他，犯下一起震驚社會的罪行。
正在放映的影廳，他掏出自制手槍，對著觀眾隨機射擊。
9死，21傷。
更揪心的是，銀幕上放映的是一部動畫片，被掃射的對象，大都是孩子。
開槍之後李曉明並未離開現場，警方趕到後立刻將他逮捕。
一起無差別殺人案件。
證據確鑿，動機不明。
他為什麼要犯下這樣的罪？
直到大結局，問題依舊無解。
這是《與惡》的老辣。
它從不假裝自己知曉了案件全部的原委。
而是始終以“不做定論”的立場，去理解捲入同一場風暴的不同的人，試圖散射出悲劇的更多根源。
不批判，不對立，以作品開啟對話。
Sir也毫不吝嗇地給出五星——
《與惡》是一部展示真實世界運行邏輯和悖論的電視劇。
在善與惡，好與壞，黑與白之間，永遠存在一片斑駁的灰色地帶。
受害者與加害者，司法與民意，輿論與媒體。
有太多情節，我們似曾相識。
受害者與加害者
李曉明被逮捕的那一天，他的家人也被扣上“加害者”的標籤。
他們每晚都會遭受騷擾和襲擊。
有的來自受害者家屬，有的只是無關路人。
要不是出了位“殺人犯”兒子，這本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家庭。
沒錢沒勢，安分守己，勤勤懇懇。
父母賣掉房子，盤掉店面，想用來補償受害者家屬。
但只是杯水車薪。
他們來到靈堂前，想告慰死者。
卻不敢走進那扇門。
這麼多的人
我們要怎麼道歉
我們要怎麼賠償
一家三口之後隱姓埋名搬到鄉下。
窗戶貼報紙，臉上掛口罩。
不見天日。
孩子出了問題，原生家庭脫不了關係，但是否應該承擔所有罪，不得翻身。
在李母的印象中，曉明是一個懂事、善良的孩子。
看到鄰居殺雞，會捂住眼睛。
她後悔沒有多瞭解孩子的想法，多陪陪孩子。
但為了維生，全年無休，已經費盡力氣。
失陪背後，是太多現實世界的不得已。
如果可以休兩天
就有時間陪你們了
有愧疚，有自責，但更多的，是不解。
我的孩子，怎麼就成了殺人犯？
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
要花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
李曉明被逮捕的那一天，宋喬安一家的世界也陷入崩潰。
她的兒子就是死亡的9人之一。
喬安當時本陪著兒子在電影院，她跑去外面喝了杯咖啡，想在工作和家庭的間隙中喘一口氣。
偏偏槍聲在那時響起。
從此宋喬安變了一個人，向自己和周圍世界釋放著“惡意”。
對同事刻薄，對家人疏離，對李曉明的家人充滿敵意。
李曉明的妹妹李曉文改變了自己的身份，試圖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進入新聞行業。
卻在哥哥行刑那天露出馬腳。
宋喬安識破後，身為媒體主編的她，派人跟蹤，曝光李曉文的身份。
我都沒有辦法走出去。
你憑什麼重新開始？
那我兒子呢
我兒子有活下去的權力嗎
沒有人該被要求成為聖人，也不該有不假思索的罪人。
誰是受害者，誰才是加害人？
這是《與惡》向我們展示的第一個悖論。
司法與民意
劇中另一個主要角色，叫王赦，是一名法扶律師。
“赦”，本義是寬免罪過。
人如其名。
他選擇為殺人犯辯護。
他認為，解決傷害最好的方法是善後跟預防。
而不是草率地行刑。
如果說我希望我的孩子
不要再遇到有人再做出
類似你犯過的罪
可以平安快樂的長大
這個答案你滿意嗎
過度理性的人，往往不被理解。
理想主義，總要處處碰壁。
幾乎沒有人站在王赦這邊。
受害者的家屬，朝他身上潑糞。
他的愛人，因為擔心受怕，威脅如果他繼續為“壞人”辯護，那就離婚。
到底什麼是好人
什麼是壞人
你有標準答案嗎
誰有標準答案
無欲則剛，清者自清？
在現實世界中，越來越難實現這樣的願景。
律師王赦，並不是一個完全虛構的角色。
他有真實的原型。
電視劇裡的案件，取材自2014年5月21日的一起無差別殺人案。
21歲的東海大學大二男生鄭捷在臺北捷運江子翠站隨機砍人，事件造成4人死亡，21人受傷，是臺北地鐵開通18年來最嚴重的刑事案件。
當時為鄭捷辯護的，是一位叫黃致豪的律師。
鄭捷剛被槍決不久後，他在臺北參加了一場“司法的快意與哀愁”系列座談。
演講的題目是，《為了對抗怪物，我們必須變成怪物？》。
談及為什麼要為殺人犯辯護，他回答：
對我來說，除了案件本身之外，這個案件的價值有二：
其一是檢驗出我們社會的病灶——我們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會變成今天這個下場？
第二個價值則在於，去測試我們的司法與人民感情的程度。
這也是《與惡》試圖去追問的問題。
衝突在第五集被引爆。
經過不懈努力，王赦終於打開了李曉明的心門，同意和家人溝通，說出自己殺人的動機。
就在轉機出現同時，法院為平息民怨，越過前面的51位死刑犯，提前槍決。
△ 現實中的鄭捷同樣也是被提前槍決
王赦崩潰。
不僅是他過往的努力統統白費。
更是他一直以來信仰的司法正義，幾近摧毀。
你們都希望他死
大家都希望他死
但是民主法治是用來討好人民
討好媒體的嗎
這算什麼民主法治國家
劇中有一個鏡頭讓人揪心。
他望著象徵正義的天平，內心天平劇烈搖擺。
程序正義和大眾樸素的正義，常常發生牴牾。
但法律人要如何守住那根底線？
輿論與媒體
殺人犯李曉明的妹妹，試圖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
化名李大芝來到新聞臺工作。
為什麼選擇做媒體？
她說她想讓觀眾看到世界的全貌。
但當下的媒體，能夠讓觀眾看到事件乃至世界的全貌嗎？
《與惡》想要質問。
編劇呂蒔媛在劇本最初構想階段時，並沒打算探討媒體的現狀。
但在走訪、調查過程中，她訪問的法官、律師、精神科醫師、社工……不約而同地將關注點投向媒體。
他們覺得媒體的標籤，媒體的報道，對這些事件裡面的人，都是傷害。
於是，她加重劇中關於媒體與輿論的比例。
《與惡》花了大量筆墨，去展現當下正在變質的媒體環境。
以求快代替求真。
第一集，晚間新聞進行中，李大芝工作的電視臺在播報一則發生在泰國的爆炸新聞。
重大事件，真實性未知。
跟，還是不跟？
越來越多電視臺發出報道，上級也下達通牒：“要贏就是要搶快啊，沒有搶先，觀眾就跑走了。”
宋喬安沒頂住壓力，跟風播報。
沒過多久就被泰國辦事處證實是假新聞。
媒體當然也不是上帝視角的全知者，也會有錯信的時候。
但是什麼樣的環境，擠壓掉了媒體核實、排查的必要時間？
反正假新聞又不是頭一次
習慣就好
以標籤代替立體。
劇中一個細節，宋喬安更改新聞標題。
比如“撞死女大學生”，她說不夠吸引人，要改成“撞死高材生”。
是不是很熟悉。
正如吳謝宇的弒母案，我們最常用的一個說法，便是“北大學子弒母案”。
罵標題黨簡單。
但別忘了，標題黨也是媒體和讀者的共謀。
因為在大多數人眼裡，“北大學生殺人”就是比普通殺人案聽起來更像一條大新聞。
但在博眼球和新聞操守之間，底線在哪？
第二集，又一次發生挾持案，嫌疑人抱著一個髒兮兮的黑包闖進了幼兒園。
現場一片混亂，湊熱鬧的拿出手機拍現場，記者為了搶新聞隨便找人訪問。
不明所以的圍觀者開始貼上標籤——
就是精神病啊
電視臺就以各種誇張的詞語跟進。
驚傳精神病患挾持幼童
傷害的不止個人，更是群體。
在傷人的案件當中，只有百分之五的犯人罹患精神病。而在這百分之五當中，極少數是會攻擊其他人的，大部分是攻擊他自己的家人。
但媒體和輿論貼上的標籤，將精神病患者約等於犯罪分子。
所以劇中李大芝才會對步步逼近的媒體發出這樣的怒吼：
你們殺的人
沒有比我哥少
群眾的眼睛並非雪亮。
媒體的報道不總是客觀。
片面、標籤化的報道，時常鼓動著群眾簡單而極端的情緒。
憑一張牢照，認定是“強姦犯”。
憑一段監控錄像，認定是“仙人跳”。
還沒有可靠的證據，就開始言之鑿鑿地大加分析弒母者的動機。
這些事，難道不是似曾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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