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一个人如何生活的问题
学者周濂 （IC photo/图）
停更微博六年半，学者周濂只破例两次，一次为流浪小狗寻找领养者，另一次是2017年底推广自己在网络音频平台的西方哲学课。
周濂在微博上曾颇有影响，微博停更主要和自己的人生选择有关。他表示，微博要牵扯大量个人精力打理、经营，碎片化信息造成许多干扰。
“今天有一个词叫‘人设’，你有意无意经营你的人设，我不太喜欢这种表演性的东西，所以就放下了。”周濂告诉南方周末， “我不是擅长每一个热点话题及时点评，然后和别人短兵相接、斗志昂扬的性格。”他解释，“作为一个学哲学的人，愿意往后退一步，想一些更长存的东西。”
但周濂的知识立场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让我来180度大转变，我目前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除非我彻底撕裂，但是会做很多微调。我特别喜欢托尼·朱特那句话：当事实改变之后。除非历史中一些根本性的事实改变，彻底颠覆了我们的历史理解，否则我觉得不太可能。”周濂说。
周濂在国防工厂长大，大家都说普通话，职工们、孩子们互相非常熟悉。记忆中，彼时的国防工厂仿佛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城邦。因此，他对社群主义有天然的亲近，也偏爱友情，母亲的教育则令他对儒家具有亲和感。
小学毕业后，因父母调动工作，周濂去了县城的中学。同学们讲方言，他和他们又没有自小培养的深厚情感和纽带，从而产生强烈的异乡感。母亲的善良品性，潜移默化地令他更同情弱者。
近期，那100堂西方哲学课由理想国出版，书名《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从古希腊一直讲到美国哲学家罗尔斯。2019年4月13日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他谈及了对思潮、学术和教育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他并不认同霍金“哲学已死”的判断，关于宇宙和人类，“除了借助科学，还要借助概念分析、心灵直观，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回答”。
时隔2500年呼应苏格拉底
周濂把压轴的两讲留给了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丝毫不掩饰对罗尔斯的偏爱。周濂有个人喜好，也有公共理由。在他看来，当代哲学家，尤其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家，其实大多尚未盖棺论定。许多人在当代有相当显赫的声誉，但也许再过50年、100年就读者寥寥，这样的情况在哲学史上比比皆是。
周濂判断，罗尔斯不会是这样一个浮云般的人物，他的《正义论》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曾有专业西方哲学网站评选，20世纪下半叶到底有谁200年后还将被人阅读，罗尔斯获得头名。
以罗尔斯压轴的另一个原因是整本书的谋篇布局。在书中，古希腊哲学重点讨论苏格拉底、柏拉图，尤其是他们在《理想国》中关于正义的探讨，而《正义论》更像时隔2500年的呼应。之所以跳过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如阿伦特、福柯、德里达，周濂的解释是众口难调，而且谈政治哲学可以不谈阿伦特、福柯，但绕不过罗尔斯。
“全书的一个主题是苏格拉底的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罗尔斯庞大繁杂的哲学理论背后有一个苏格拉底问题的光环，但表现形式更复杂一点。我们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制度，也让生活其下的人们过有价值的人生，其实也是苏格拉底的问题。他整个问题的背景跟古希腊不一样，但我觉得有呼应。”周濂说。
在国内思想界，这几年最热门的是巴迪欧、阿甘本等西方激进左翼思想，而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也一直渴求大师。周濂更加冷静，他认为中国人对“大师”有种迷恋，近年“大师”“小师”出了很多，大家都忙不迭地创造全新理论或术语。但这些新理论、新概念和新术语是否经得起时间检验，是大可怀疑的。
对于巴迪欧、阿甘本等学者是否称得上大师，周濂也持保留意见。“我觉得中国学术界一直以来都蛮浮躁，想抛出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的宏大理论，这可能跟我们学术传统不够深厚、不够扎实有关系。我自己其实比较警惕，很多大师都是骗子。”
尽管对“大师”态度审慎，周濂有时还是会以他们的论述或立场来反观自己，希望在不同立场间找到互补性。譬如，尽管不喜欢中国的“施派”，但他对施特劳斯的著作非常欣赏，在阅读过程中确实感受到思想滋养。相比论理，周濂更愿意和论题对话，论题总是能一针见血地穿透问题根本。一两年来，周濂更多研究保守主义等文本，从这些论述当中看到了相对的合理性，以及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可能补充、修正。
周濂说，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一个人如何生活的问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知识分子也许有另一套立身处世原则，在大时代中到底迎风起舞还是倔强坚守，是他更关心的问题。
“哲学反思的很重要的后果是它会折射到你自己，所有这些价值或判断，对你的一言一行构成什么影响。你是不是依然保持完整性，还是放弃了这个东西。我可能更关心后者，当然前者也很重要。”周濂说。
“每个人都有理性，都是潜在的哲学家”
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以来，周濂已经从事哲学训练28年。作为哲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他经常遇到一些略显尴尬的时刻。比如在挤满天南海北陌生人的火车车厢里，他回答关于职业和身份的问题时，空气会瞬间凝固。“哦，学哲学的。”回应无关痛痒。也有人会尴尬地赞美说哲学是深刻的学问，但也有很多人直接说：“学这个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
有一次，周濂去小区边上的一家理发店理发，聊天话题自然而然转到职业上。“您是做什么的？”“我是大学老师。”“具体做什么？”面对这个经典的情境，周濂犹豫了一下，坦白自己是教哲学的。
周濂以为谈话会再一次就此终结，没想到洗头小妹停顿了三秒钟，突然很认真地提问：“哲学是不是研究因果性的……”因果性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周濂专门用一章内容讲述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质疑，如何让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听到这个问题后，周濂有惊为天人之感。“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未受过相关训练或不甚了解的普通人那里，通常的回应是：“哲学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这其实是诡辩，不是哲学。
“每个人都有理性，都是潜在的哲学家。”周濂说。
周濂喜欢通过讲故事来开启学生和读者的批判式思维。他偏爱的一个故事是：1939年秋天，“二战”激战正酣，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学生马尔康姆在泰晤士河畔散步。两人聊到一则小道消息，即德国政府正谴责英国政府煽动谋杀希特勒。
维特根斯坦评论，如果英国政府煽动谋杀希特勒这条消息是真的，他也不会惊讶。马尔康姆反驳，根本不可能，这跟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常人眼中这种争论无伤大雅，维特根斯坦却非常生气，居然因此与马尔康姆断交。
五年以后，马尔康姆收到维特根斯坦的信，才明白对方为何生气。维特根斯坦写道：“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
周濂一直对维特根斯坦这句话印象极为深刻。由于资讯便捷，越来越多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接触各种“不明觉厉”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些概念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危险的语句”。他希望，学生和读者通过西方哲学史之旅，能养成审慎的思考习惯。
2005年，周濂拿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学位，执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相比思想界时常不欢而散，周濂觉得年轻人相对开放，更能接受不同的知识和立场。课后，有些学生会写信给他，虽然观点明显看得出中学教育的深刻影响，但基本不太挑战他。大一大二的学生更有思想开放性，可以通过说理的方式交流。在课堂上，周濂一直强调，从来不希望来听课的学生亦步亦趋地接受他的立场和观点，只希望他们能讲出自己立场背后的道理。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会尊重并愿意进一步与他们沟通。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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