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注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對於看慣殺人行刑場面的洛陽百姓也是如此。公園263年的一個夏日，在京師洛陽東面的馬市刑場，洛陽百姓牽衣頓足為他送行。此前，三千太學生曾聯名上書，請求以他為師想藉此豁免他的死刑，他們渴望做最後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權臣大將軍司馬昭能愛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學生的請願，沒有阻止屠刀落下，這位名士隕落後，《晉書》、《世說新語》、《資治通鑑》等眾多古書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後世學者、文人、畫家對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漸成為那個時代的文化符號，這個人就是嵇康。以嵇康為代表的一代名士風範被魯迅譽為“魏晉風度”，成為中國思想史上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
每到夜半時分，洛陽城內總是迴盪著這古樸而神秘的琴聲，它怨恨悽惻如幽冥鬼神，風雨亭亭似戈矛縱橫。彈琴的人就是魏晉時期的大名士——嵇康。相傳，嵇康曾夜宿洛陽西南的華陽亭，一位神秘過客將這首神曲——《廣陵散》授予嵇康，並且叮囑嵇康絕不傳於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儀的主人。古書上說，嵇康為人肅肅如松下風，酒醉時傾倒若玉山之將崩，因才華出眾，嵇康年少時便成為名聞遐邇的大名士。他雖然官拜中散大夫卻無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間。在距洛陽一白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雲臺山，嵇康常常來此悠然盤桓、撫琴長嘯。與他一道交遊來往的有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們無一例外名聞京師，因為七人常在雲臺山下的一片竹林聚會，人稱“竹林七賢”。對於他們，竹林彷彿是一片淨土，七賢在此對酒當歌、吟詩作賦，他們身著褒衣博、寬袍大袖，酒酣耳熱之時，或坦胸露背，或脫帽棄幘，不拘禮法。
竹林七賢的共同愛好是飲酒，酒幾乎成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徵。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過，喝酒故事最多的還是劉伶。有記載，劉伶飲酒一旦上了興致，會在家中脫衣裸體，放達自樂，登門拜訪的人譏笑他有失體統，劉伶不以為然，醉眼朦朧地說道：“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諸位為什麼鑽進我的褲子裡來？”為什麼飲酒之風此時如此盛行呢？這其中，既有對生命強烈的留戀，也有對死亡突如其來的恐懼。
傅剛 ：統治者對士人當然是拉攏，拉攏不了當然就是殺，所以當時有所謂的一日之間名士減半的這樣一種說法。 正始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與元老司馬懿一道輔政。曹氏與司馬兩大政治集團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司馬懿趁曹爽陪曹芳離開洛陽至高平陵掃墓，起兵政變控制了京都。在隨後的大規模政治清洗中，前後被殺者多達數千人，天下震動。從此以後，司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軍政大權。殘酷政治鬥爭帶來的死亡恐懼深深地籠罩著名士階層。
梁滿倉：一些知識分子呢有意的就避開這種複雜的政治鬥爭去到竹林、到一方淨土，去韜光養晦。
南京博物院珍藏著描繪竹林七賢的稀世珍寶——南朝畫像磚。這是畫像磚的拓片。
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就此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賢以嵇康、阮籍、山濤為代表人物。嵇康為曹魏姻親，娶長樂亭公主為妻，山濤則與司馬懿之子——司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則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七賢的出處志向雖然各不相同，但他們都選擇了在竹林飲酒來躲避政治風險。只有竹林這片淨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風血雨。仔細看來，除了竹林七賢以外，畫面還多了一個人，與坐姿散漫、赤腳露腿的七賢完全不同。這位與七賢同處一室的人，名叫榮啟期，是春期時代的隱士。他為什麼會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晉名士作竹林之遊呢？
龔良：他的思想行為跟竹林七賢其實一脈相承的，是原來中原地區比較多的就是傳統的儒教和禮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學和清談。
相傳榮啟期非常精通音律、博學多才，但在政治上並不得志。年老以後，常常在郊野鹿裘帶素、鼓琴而歌、自得其樂，他與七賢同屬“士”這個階層。“士”是西周等級社會秩序下的最後一級貴族，在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彼岸變動中，士階層瓦解，社會身份已經非常複雜，他們雖然不再是貴族，但仍然保留著“士”的稱呼，保留著學習和掌握各種專門技藝的傳統，構成當時的知識群體。“士”在軍事上可任作戰骨幹，政治上任中下級官吏，文化上又學得古今知識，他們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負、有社會責任感，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往往把這種知識群體稱為“士”。但理想與現實總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畫家們把榮啟期與七賢並列正式表達了他們之間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種心境。到了漢代，隨著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社會思想主流，儒士們的言行建議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視，儒士逐漸構成主要的知識群體，並登上歷史舞臺。他們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擁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憂患意識。東漢末年，朝綱大壞，儒家士大夫不滿現狀，通過品評人物來推薦人才，來批評時政，被稱為“清議”。漢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繼承了士大夫們的清議之風，孔融認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是破壞綱紀、倒行逆施，士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評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滿門抄斬。
樓勁：因為曹操絕對不能讓這種不合作、不支持成為一種社會潮流，否則他所設下的所有事業，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無法成功。所以，殺孔融，我覺得是在這個問題上是具有象徵意義。原來是同一個陣營的人，原來也是要被殺的。
政治的殘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與社會的本原。曹魏時期，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莊子和《易經》為文獻骨架，會通儒、道，開創了玄學思想。他們追問本與末、有與無、體與用、性與情、形與神，名教與自然等天人之際的各種問題。因該說玄學家是帶著自己對歷史和現實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這場討論的。他們借用清談的形式圍繞著這些問題所發表的各種看法，與其說是對純粹思辨哲學的冷靜思考，不如說是對合理社會存在的熱烈追求。藉助玄學與清談，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氣節，又能擔負起士的責任。然而理想與現實難以兩全，隨著曹氏、司馬兩大集團鬥爭日趨白熱化，士人已經無法置身事外，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條出路，一是繼續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轉而投靠司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鐘會就是依附司馬氏的受益者。
鍾會是曹魏太傅——著名書法家鍾繇（you）之子，自幼才華橫溢。他只比嵇康小兩歲，卻折服於竹林名士嵇康的風采，鍾會寫了篇《四本論》，討論人的才能、秉性的異同、離合問題，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鍾會懷抱文章來到嵇康的家門口，又猶豫起來。於是，在戶外遠遠地將文章擲入，轉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樓勁：他又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兩個人在政治上是對立，所以他把自己的《四本論》往嵇康的，隔著窗戶往裡一扔就跑了，所以說明他們有共同關心的問題、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們的政治立場確實是對立的。而鍾會本身是跟司馬氏在密室當中策劃如何奪權、如何取代曹氏政權的人物。
此時，司馬氏集團的勢力如日中天，甚至凌鑠王室。儘管如此，直性狹中的嵇康卻依然選擇了堅決不與司馬氏合作。俗話說，天下三大苦：打鐵、撐船、磨豆腐。年屆七十的洛陽老人已經打了一輩子的鐵，在他看來，沒有力量不能打鐵、沒有膽量不敢打鐵。據《晉書》記載，嵇康也是一位打鐵高手，每至紅爐高燒、烈焰飛騰，慷慨的琴聲與嵇康的錚錚鐵骨相互碰撞，迴盪在竹林裡。這一天，嵇康正掄著大錘打鐵，鍾會來了。這位曹魏謀士雖已是司馬昭的寵臣，但他仍然想結交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這位朝廷紅人，獨自揚錘打鐵旁若無人，把鍾會整個晾在一邊。兩人沉默僵持良久，只聽見鏗鏗鏘鏘的打鐵聲，直到鍾會忍不住轉身要走，嵇康終於說了一句話“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不甘示弱，回敬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兩位玄學家的交鋒似高手對決，一招之間兔起鵲落、勝負立判，這段對話就此成為經典。千年以後似乎還能聞到當時盛極一時的玄學氣息。
樓勁：玄學極大地推進了當時中國人的思維水平，使得我們在理論上的徹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規範化的程度都大大地提高。因為他是用當時他們認為最標準的解釋來做解釋，那麼這種程度我們今天可以很負責任的來斷定，也即是說，當時在思考、思維路徑上，在思維結論上所達到的水平，顯然是領先於群體。
當時名士們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動，叫做“清談”。嵇康領銜的竹林七賢大多是當時數一數二的談玄高手。他們都崇尚自然而貶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晉時期最富代表性的口號。
傅剛：嵇康認為呢，要“越”，超越這個名教而直認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確的有政治態度。這個政治態度，就是反對司馬氏集團的，因為司馬氏集團推行的是名教。什麼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種各樣的、符合儒家規範的名來作為教化。
“越名教而任自然”，並不意味著可以超越現實，隨著司馬氏集團加快篡魏步伐，開始對天下名士進行招安。迫於形勢，昔日參與林下之遊的名士一個個離開了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當起了有職無權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濤憑藉與司馬氏的特殊關係，平步青雲、仕途坦蕩。公元261年，原本擔任吏部郎的山濤馬上要再次升遷，讓誰來接替自己原來的職位呢？山濤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顯示司馬集團對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讓嵇康體面地走出竹林。寒冬過後是桃花盛開的季節，山濤的引薦在花瓣的飄落中有了明確答案。山濤字巨源，在這封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用了最嚴厲的辭藻表明自己的拒絕態度和立場。嵇康所絕交的並非針對山濤個人，而是山濤所代表的司馬氏政治集團。信中所寫的“非湯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種時代的吶喊和抗爭。
傅剛：因為他這一個口號，等於是明確地提出了和司馬氏集團進行決裂的一個口號。像商湯造了夏桀的反，週五王是伐紂的。那麼周公呢，推行聖王這套政治理念的。那麼這樣一些聖王的所謂功德被嵇康看起來，他說我是菲薄的我認為這些都不對，叫“非湯武而薄周孔”。連同孔子一道進行鄙薄。所以這就等於向司馬氏集團，你所宣揚的東西我都是反對的，我不支持你，所以這個口號對司馬氏集團想篡奪曹魏，當然就造成了一個極大的困擾，一個阻礙。
一封絕交書，讓嵇康與當權者徹底決裂了。雲臺山下的竹林裡，再也聽不到七賢把酒言歡、清談玄理的聲音，只剩下嵇康打鐵彈琴的蕭索淡漠。嵇康選擇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間，他走的越來越遠。這一期間，他創作了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首琴曲，被稱為“嵇氏四弄”，是中國古代一組著名琴曲。他寫了一片音樂理論文章“聲無哀樂論”，對於魏晉清談影響頗大。嵇康認為，喜怒哀樂從本質上講不是音樂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樂是客觀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觀的存在。人的哀樂之情遇和聲而發，和聲起媒介作用。
樓勁：叫做“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聲音本身它並不是，它就跟宇宙之理一樣，它本身沒有喜和怒、沒有哀和樂，那麼，所有的東西都是人加給它的，他是在闡述這樣一個道理，這個道理依然是跟它的自然就是名教，合乎天理的東西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這個東西連在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崇尚自然，要求名教來服從自然這樣一種政治立場聯繫到一起。
無論彈琴作曲、為文作詩，嵇康都堪稱大家。他優遊從容、遊心太玄，引領一代清峻、淵遠的玄學風致。不肯屈身仕進的嵇康成為洛陽城內眾士人追捧的對象。這位大名士公然不與司馬昭合作的決絕自然也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終於，司馬昭除去這個不識抬舉之人的機會到了，呂巽、呂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兩兄弟反目成仇，呂巽告弟弟不孝，呂安因此入獄。嵇康因曾為他們調停，竟然被牽連進去。最終，司馬昭用這個荒誕的理由將嵇康、呂安一併處以死刑。
樓勁：嵇康被殺是因為他反對司馬氏篡權，司馬氏奪取曹家政權。他要從一而終，一個士人要從一而終，我只能忠於我要忠於的那個政權，我不能做三姓家奴，嵇康的死是政治問題。
嵇康死後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弓山。他的赫然離世，讓整個士族上下籠罩著深深的哀傷。不久後一個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與世長辭。山濤則在朝廷裡飛黃騰達。十四年後，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迫於司馬氏的權威，不得不到洛陽應郡舉。途中，向秀特意繞道山陽嵇康故居憑弔。時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與好友嵇康遊宴竹林的美好時光，不禁悲從中來。“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含淚寫下《思舊賦》。竹林時代早已結束，世間再也找不到這樣一片淨土。
李中華：竹林時期的玄學，他們是用自己的行為方式，不向淫威低頭的一種典範，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高的，和後來的那些名士，假名士，那種假的放達，那一派人完全是縱慾的，那一派人完全不一樣。那些人就沒有了這種，不是心裡有痛苦，他完全麻醉了。
西晉末期，有八個曠達不羈的士人，號稱“八達”。他們把自己關在小屋裡，披頭散髮、赤身裸體、連日酣飲。“八達”自以為襲承了竹林風範，其實卻沒有理解嵇康、阮籍佯狂、任達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們的批判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嵇康可能不會想到，他所留下的“嵇氏四弄”此時已傳遍了洛陽城的大街小巷。然而，當年的鏗鏘絃音早已變味，淪為上層士族附庸風雅的玩物。西晉末年，富可敵國的石崇，樂於結交豪門子弟和文人雅士，當時號稱“二十四友”，他們備有舞伎、樂隊，時常在金谷園聚會，詩酒宴飲、縱情作樂，極盡人間之歡娛，文士們沉醉於紙醉金迷，炫財鬥富之風大行其道。
梁滿倉：西晉後期的一些情況就有所變化，就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另一方面，玄學和政治區分不開，有的政治家不專心治國，把談玄作為第一要務，就形成了“清談誤國”。
狂放、任達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們談玄的場面，也為後人津津樂道。西晉末年，許多官場中人借“清談”全身避禍，裝點名士風度。清談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議論老子、莊子為能事，因為他一直以來身居要職，後進之士無不仿效他談玄，造成了整個朝廷矜高浮誕的風氣。時人評論王衍，說他不以事物自嬰、不問政事，是個典型的官僚玄學家。正是這個王衍，以三公的身份舉為元帥，最後被後趙石勒所殺。臨死時王衍嘆到，我們雖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虛，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於落到今天這步田地。公元316年，統一中國僅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晉，在不合時宜的清談中宣告滅亡。司馬家族帶領大批士人南渡長江，定都建康，建立東晉政權。名士的流風遺韻，也被士大夫帶入東晉。
在江南，竹扇的製作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正是因為大批士人的南遷，為竹扇賦予了更多的風雅。這個位於紹興蕺山的竹扇作坊，現在每天都有幾千把竹扇在這裡生產。同樣是在這裡，東晉時期的一位老婆婆，因為無法銷售她製作的竹扇而發愁，恰逢一位士人路過，士人於是提筆在老人的扇上寫起字來，並囑咐老婆婆，你就說是王右軍的字，要賣百錢。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搶而空。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軍，就是東晉名士、大書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蘭亭集序》，不但堪稱天下之至文，其書法更是被後世推為“天下第一行書”。
傅剛：東晉時期的魏晉玄學名士，以王羲之為代表。他在書法上的貢獻，大家都是知道的。那麼他書法之美，恰恰是東晉名士風流的一個具體的表現。我一直以為東晉的玄學名士，他們最大的貢獻是培養了藝術的心靈。
曲水流觴，是中國古代流傳的一種習俗。農曆三月，人們舉行祓禊儀式之後，大家列坐水濱，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順流而下，停在誰的面前，誰就舉杯飲酒。正是在這樣的聚會中，王羲之乘興而書，寫下來舉世聞名的《蘭亭集序》。蘭亭聚會中，還有另外一位名揚後世的大名士——東晉宰相謝安。謝安，年少時崇尚清談，對走上仕途漠不關心。後來，因謝氏家族朝中人物盡數凋零，謝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這位談玄高手，在東晉面對前秦侵略、生死一線的時候擔任總指揮，在淝水以八萬兵力大敗號稱百萬的前秦軍隊，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謝安的力挽狂瀾，為東晉贏得了幾十年的安寧與和平，也為自己贏得了風流宰相的美譽。
樓勁：像謝安，他們整個前秦大兵壓境，而且力量懸殊。這樣一個時候，他們能夠細加謀劃，可以說是做了整個東晉的中流砥柱，“挽危亡於既倒”。這個應該說都是一種當時士族在當時所起中堅作用、支柱作用、精神領袖作用、社會靈魂的作用。
歷史發展到東晉，玄學在儒與道之間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與自然在名士身上詮釋的更趨和諧，無論是在朝為官，還是隱居山野。“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這裡是東晉名士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淵明給後世中國人規劃的一個理想國度。這裡沒有不公與欺詐，人人和睦相處、安居樂業，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東晉末年，時局動盪陶淵明辭官歸裡，將精神寄託在農村田園生活的飲酒、讀書和作詩上。他的固守清貧傳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實踐了竹林七賢所向往的歸隱生活。
傅剛：人和自然、人和社會的這兩種衝突，到陶淵明他都解決了。比如人和自然的衝突，就是生和死的這對矛盾，從漢末以來，就讓世人感到焦灼、恐懼。怎麼樣看待短暫的生命和永恆的大自然之間的關係，一直是文人在考慮、在焦灼的、不解的問題，但是到陶淵明他解決了。
從漢末開啟的這段魏晉風度，經歷了兩個多世紀的洗禮，依舊曆久彌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謝安、陶淵明，他們都在用不同的行為方式為自己的時代，為後世中國，闡釋著自己心中的魏晉風度。對魏晉風度的闡釋，同樣表現在眾多的繪畫和文學之中，這其中，最蕩氣迴腸的片段還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來闡釋魏晉風度。
樓勁：偶像是由分時塑造的，他自己無非是率性而已。我反對司馬氏易代，那這樣本來還不會死，當司馬氏想讓他吃一點苦頭，把他關到監獄裡面，有三千位太學生，當時整個太學的規模也就這麼大，都去為他請願，要求釋放他，這樣就讓司馬氏真正的感覺到，我們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麼的難，他已經成為一個象徵人物了，所以只好殺之。
儘管朝廷上下都在為自己呼號，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難逃，他做了兩個直到今日都讓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為孩子寫下一篇家誡，點點滴滴皆是教孩子們要謹小慎微、遵從禮教；另一件，是嵇康沒有把自己的孩子託付給自己的哥哥嵇喜，沒有託付給他敬重的阮籍，更沒有交給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託付給了山濤，曾經立誓絕交的山濤。他希望山濤能幫助兒子嵇紹步入仕途，擔負起一個士人的責任。山濤沒有辜負嵇康的囑託，他告訴這個孩子，不要成為鄉愿之徒，要能與世沉浮，又能堅持氣節。十八年後，嵇紹成為晉朝的忠臣，他以身體護衛君主，喪身於飛箭之下。
嵇康行刑的當天，洛陽城萬人空巷，有關史書記錄下了這個悲壯的時刻。臨刑時，嵇康神色坦然。他顧看日影，離行刑尚有一段時間，要來一架古琴，在眾士子的注目下開始撥弄琴絃，彈奏《廣陵散》。錚錚的琴聲、慷慨的曲調，鋪天蓋地。曲終之時，他略有遺憾地感嘆：《廣陵散》從今要斷絕了。廣陵散所代表的魏晉風度，在後世仍以各種形態發生著變奏。人的覺醒帶來了張揚的個性和對時政的批評，關注廣袤宇宙，追尋詩意人生，迴歸精神家園，這就是魏晉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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