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來自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一名在讀研究生。2013年我高中畢業，選擇到臺灣輔仁大學讀心理學，經過諸多的轉折之後，我最終走上人類學的道路。

從心理學轉向社會學，最終踏上人類學這條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當然這些故事裡也包含了我對世界的一點觀察和一些思考。

在田野遇見田野

大二的時候，我在心理系修了一門叫做社區心理學的課。從開學的第一週開始，老師便把我們丟到了一個位於臺灣基隆海邊的社區。

這個社區有一個很美的名字——太平洋，它的特別之處在於，這裡是一個阿美族和漢族混居的社區。

生活在這裡的阿美人很多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生養他們的部落被大巴拉到北邊來挖煤的礦工，煤礦產業沒落之後就滯留在這裡了，靠著種田賣菜、出海跑船的微薄收入生存。

而我們這半年的學習任務，就是要跟著阿美族的長輩學種玉米。說是種田，但更重要的任務是，

我的訪談對象孫爺爺，當時已經90歲了。第一次見到他時，我就意識到這學期的任務沒那麼簡單。孫爺爺戴著一副助聽器和重度老花眼鏡，喝著阿美族米酒，讀著日文《聖經》，操著一口含混不清的中文。靠著其他阿美族人的幫助，我才能勉強和他進行比較簡單的交流。

就這樣，我開始每週往返於學校和這個世外之地，體驗田野生活，一跑就是一整天。

我們一邊開荒播種巡田除草，一邊繪製社區地圖瞭解這裡的社區鄰里關係，一邊用新學的阿美語混雜著中文和長輩們訪談，偶爾被群聚的族人灌醉，倒在社區裡還會被長輩們嘲笑一番。

很快，春去夏來，我們開墾的荒地長出了大片的玉米，我也慢慢從艱澀的訪談碎片中，慢慢拼湊還原出孫爺爺如何失去土地被迫流浪，如何失去工作四處謀生，如何失去妻子酗酒度日的回憶，其中的苦澀和無奈不只是他個人的生命情感，也折射出整個阿美族近半個世紀來的社會處境。

對我而言，社區心理學可以說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一次啟蒙，這時候我才知道，原來還可以用這樣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溫度的方法來研究人、研究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當然，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它讓我第一次真正產生了對自己所面對的、實在的那個“人”的好奇。

這種好奇隨著我觸及的知識和掌握的方法慢慢延伸而萌芽壯大，讓我開始不滿足於心理學的學習，一步步跨入社會學專業，想要從更宏觀的社會結構去看人。

同時，我也開始思考，既然“種田”都可以成為理解人的一種手段，或許我也可以在枯燥的學習之外找到另外一條理解人的線索。

平民窟中尋找理解世界的線索

獨立日的印度

大三那年的暑假，我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程。

我追隨著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找到了孟買的達拉維社區，這裡曾經是亞洲最大的貧民窟。

在這裡，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的想象力是多麼的有限和貧乏，貧民窟的複雜和生動遠超過我的認知。

當時恰逢印度獨立日，集體狂歡的氣氛瀰漫在街頭巷尾，我穿行在狹窄陰暗的弄子裡，拿出相機窺視著每一個活躍的家庭作坊和狂歡的人群。

貧民窟的景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僅是因為難以忍受的骯髒混亂，還有這種混亂表象之下的內在秩序和文化生機。

這種衝擊帶給我最直接的一個影響就是，我對它本身產生了濃烈的興趣。我想知道，貧民窟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生活在其中的人是怎樣的一群人？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貧民窟會是什麼樣子？

勞動節的菲律賓

但從印度回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並沒有急著尋找下一個目的地。相反，我開始懷疑過去的這趟旅程，質疑自己窺探別人私生活、進入別人私領域的舉動有何價值，審慎地揣測自己是不是在消費我所拍攝的人。

我暫時想不到方法有效地解決這個難題，但給自己立下相對嚴謹的規矩：避免拍攝別人的私生活，避免急功近利式的尋找答案，只是去聽去看去想。

很快，我就遇到了下一個機會。我在菲律賓工會的朋友知道我對貧民窟很感興趣，邀請我在勞動節到馬尼拉參加他們的遊行，順便走訪幾個馬尼拉典型的貧民社區。

在這裡我很有幸遇到了兩位特別的嚮導。

一位來自臺灣的傳教士，他和他的菲律賓妻子在馬尼拉最大的貧民窟駐點了多年。他們帶我進到帕羅拉社區，兩個月前這裡爆發過一場大規模火災，轉眼間廢墟之上已經蓋滿了一片新屋，整個社區都恢復了驚人的秩序和活力。

接下來的幾天當中我頻繁地往返於各個貧民窟和遊行現場之間，在這裡我認識了我的第二個嚮導——一位大學校工，也是工會的主席。我們在遊行期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帶我去他在貧民窟的家中做客，跟我分享他最愛吃的大餅，帶我一個個認識他的鄰居和親戚。

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朋友的幫助，我沒有可能觀察到很多細節，觀察到貧民窟內部的危機處理和組織動員，瞭解到一個小家庭內部的生活細節。

貧民窟不只是讓我這樣一個對世界充滿好奇、充滿困惑的年輕人可以一窺世界的窗口，更重要的是，

比如，我在2018年聖誕節前後造訪的首爾貧民窟，它本身是1988年漢城奧運會城市改造的產物，三十年前，他們被以清理市容為由，從城市的其他角落驅趕到了這裡。如今，這裡面臨財團的新一波開發；

再比如，我在泰國潑水節前造訪的曼谷貧民窟，在這裡我遇到了不少來自緬甸的難民和柬埔寨工人。正是都市空間所裹挾的大量社會問題，不管是城市改造、國際難民、區域政治，還是性別、宗教、種族等社會因素，共同堆砌出了這樣一個獨特的空間，而這些問題都是社會最普遍性、根源性的議題，也是研究社會、研究人繞不開的議題。

從貧民窟回到身邊的生活

走過了這多貧民窟，你或許會問，貧民窟和我產生了什麼關係？它們不只在空間上和我生活的城市相隔甚遠，在時間上也和我的日常生活脫節，怎麼看似乎都和我毫無關聯。

但我發現，這些累積下來的對異國他鄉平民生活（我稱之為異地常人）的觀察，好像點燃了一把火，燃起了我對生活周遭的土地和人群的好奇（我稱他為斯地斯人），然後又進一步喚起了我對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異鄉人的關注（我把它叫斯地異人）。

人們就像是活在一個鮮活的光譜上，在不同的位置之間流動，而我和貧民窟中的人們一樣，也正是其中的一員。

我開始慢慢明白，貧民窟所帶給我的問題需要我回到日常，回到我曾以為理所當然的生活中才可能找到答案。於是我把眼光收回到我生活的地方，開始關注生活周邊的那些具體、日常的對象，試圖重新去理解我周遭的人事物。

在我的大學畢業論文中，我花了一年的時間去追訪一群不受關注的移動者——定居臺灣的大陸丈夫，我稱他們是島隅的陸人。

我想知道他們跟隨妻子移動、跟隨妻子居住的形態，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怎樣的經驗。我更好奇的是他們怎樣克服重重的困難，在制度性歧視的社會中讓自己自融入當地的生活？

開始的時候，我以研究者身份和他們建立的是一種疏離的、僵硬的合作關係，但是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們的關係也不斷地深入，我可以近距離地在飯桌上觀察他們和孩子的交流，在家庭中觀察他們和妻子的互動，貼近這些人的生活和生命情感。

這種轉變大概源於我們都經歷相似的流動且仍處在不斷流動的狀態中，我們有著共同的移動路徑，有著相似的生活方式和體驗。也正是這種遊離和流動的特質，讓我可以更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這些人。

到這個時候，我才清楚感受到，我在心理學學到的同理心，在社會學學到的社會關懷，真正化為了我所擁有的、所能施展的能力和精神。

以身為度量人間

不管是心理學也好，社會學也罷，亦或是我後來感興趣的人類學，其實都有著一個相通的目的——都想要回答人是什麼。人是活的，而且那麼複雜，而研究者想要搞懂人，只有更加靈活，才有可能把握到一絲絲人的複雜性。

當然，這些經驗帶給我的收穫更多來自內在，來自於這些經驗給予我的衝擊，給予我的更寬廣的視野和視角，讓我對自己身處的社會生出一點敏銳和敏感的觀察，讓我有動力去重新理解身邊的事物。

在這一點上看，我這些年在貧民窟的旅行和在臺灣的學習在我身上達成了高度的一致，它們共同成了我的給養。

古希臘哲學家曾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我非常喜歡這句話，但是我更喜歡另外一種詮釋，來自臺灣社會學家謝國雄老師的概念——“以身為度”來表達田野工作者必須要有的態度。用我之身作為他者的度量。“我”就是探究他人生活的媒介，“我”也是理解自我生命的路徑，“我”終而可以成為理解人、理解世界的尺度。

作者丨傅陽

來源 | 據作者在第五屆中國教育創新年會上的演講整理

責編丨蒲公英教育智庫 · 新校長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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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田野 孟買 貧民百萬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