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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史的開端標記。無論對這一天發生的事件做怎樣的評述，但是，作為新的歷史記憶點，五四已經納入百年以來中國社會敘事的關鍵情節之中。在我看來，五四是中國社會青年政治的真正開始，一直到上個世紀末，這種青年政治才逐漸淡化。百年來，“青年人”主導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成為中國現代歷史的塑造者和推動者。在每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青年人都秉承了五四精神，煥發自己的想象和激情；與此同時，在歷史沉重的時刻，青年人也敢於擔當，以其生命的銳氣和充滿懷疑精神的思想，把歷史拽離泥淖。
整整一百年過去了，歷史已經從革命激情的年代進入生活理性的時代，那麼，我們如何理解五四和紀念五四呢？
原文 ：《“立鴻鵠志，做奮鬥者”》
作者 |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周志強
圖片 |網絡
“青年的時代”
在1944年，朱自清把五四前後的歷史，稱之為“青年的時代”。他的標書中，透露出一個有趣的信息：青年是在那個時候誕生的——
這是青年時代，而這時代該從五四運動開始。從那時起，青年人才抬起了頭，發現了自己，不再僅僅的做祖父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社會的小孩子。他們發現了自己，發現了自己的群，發現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們跟傳統鬥爭，跟社會鬥爭，不斷的在爭取自己領導權甚至社會領導權，要名副其實的做新中國的主人。（朱自清：《論青年》，《中學生》1944年第78期）
朱自清所謂的“青年發現了自己”，首先是發現了自己的“群”，也就是說，青年是以新的自我認同方式開拓自己的生活，也就是文中所說的“鬥爭”。朱自清賦予了“青年”一種社會文化政治內涵：他們不僅僅是年齡上的族群，還是對由某些老年人和中年人所代表的那種因循守舊的市儈主義文化的抵制者。在這裡，“青年的時代”也就是變革、新銳和重塑的時代，是用“青年的社會”取代老氣橫秋的陳舊現實的時代。
在這樣的訴求下，文章鼓吹青年人要做自己，而不是“祖父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社會的小孩子”。放在今天，這個號召竟然依舊具有現實意義：“佛系青年”“媽寶一代”“巨嬰症”，充分證明了一種與“五四青年精神”截然相反的生活態度。朱自清所謂的“祖父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社會的小孩子”本來的意思是要求青年獨立擔當，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而在今天，這種期待卻要從更低的層面上來陳述：青年人更願意是“子女”而不願意是“成人”——在《我想長大》（2005）這首歌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宣言一樣表徵青年時代結束的話語：“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長大，長大後世界就沒童話，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長大，我寧願永遠都笨又傻”。“萌”“吃貨”“傻白甜”“矮矬窮”……在這些青年自我定位的網絡標籤中，我們清晰地感受到離朱自清對於青年獨立精神和擔當意識的訴求何其遙遠。
而在今天，“青年”的“求誇群”“吐槽群”更多了，做媽媽的兒子遠比做社會的長子更讓自己舒適和溫暖。除了感恩父母和痴戀愛情，再也沒有激情湧動和價值訴求：五四的“青年時代”意味著只有與陳規陋習做抵制，才能擺脫那些磕磕絆絆的束縛，成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今天“青春文化”的泛濫，則告知年輕人只有接受父母親情的呵護，才能在已有的現實規則中活得舒坦溫暖。
正是從這樣的闡釋中，我們理解了五四所謂的“青年時代”。1915年《青年雜誌》（1916年改為《新青年》）發表的陳獨秀對於“青年”的闡釋或者說召喚的內在含義：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自主、進步、進取、世界、實利、科學等概念，是“唯一”可以由青年來承擔的東西。“青年”作為一種想象性的系列符號體系，可以用來組織關於一個未來中國的形象。也就是說，“青年”變成了一個差異性符號集群的“主詞”，用來召喚和達成廣泛性的社會力量——因此，青年也就天然地跟抗爭與進步聯繫在一起。
換言之，何謂“青年”？青年乃是200年來人類社會不斷追求進步理想、不斷進行社會變革的啟蒙主義精神的載體，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探索未知、戰勝迷信的理性主義精神的載體，更是敢於奮不顧身地反對不公正、抗爭腐朽勢力的理想主義精神的載體。我們所紀念的五四，應該是這種青年精神之發源的五四。
“鴻鵠志”與“奮鬥者”
歷史學者對於五四運動的闡釋是多樣的：五四被看作是“帝國主義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結果，或者五四的青年運動其實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的後果，再或者，五四之“變”乃百年累積的社會焦慮的外溢……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講，五四曾經激活了帶著強烈不滿的青年人追求新的理想和未來的衝動，這一點是清清楚楚的。歷史常常不是“因-果”的邏輯，而是“因-果-效”的邏輯，即一個歷史事件可能因為各種原因促成，卻未必止於這個“因”所導致的“果”，而是延續發展，最終以“效”——特定的、也可能是弔詭的影響確立自己在歷史上的功能和地位。這也可以看做五四這個歷史事件的邏輯：無論五四因何發生，卻定格在“改造世界的青年精神”，也正是這種“精神”，才成為中國“現代史敘事”的內在線索。
陳獨秀對於青年的想象，在此就具有了內在“歷史理性”：
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華其發，澤其容，直其腰，廣其膈，非不儼然青年也；及叩其頭腦中所涉想，所懷抱，無一不與彼陳腐朽敗者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嘗不新鮮活潑，寢假而為陳腐朽敗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寢假而畏陳腐朽敗分子勢力之龐大，瞻顧依回，不敢明目張膽作頑狠之抗鬥者，有之。充塞社會之空氣，無往而非陳腐朽敗焉，求些少之新鮮活潑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絕望，亦杳不可得。（陳獨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新青年》雜誌發刊詞）
這樣，“青年”話語，可以通過“身體”這種每個人都具有的“生理基質”，實現鮮明的兩種時代、兩種人、兩種社會和兩種國家的未來的敘述。
另一個方面，“青年”這個想象的共同體，作為社會性的文化運動基礎，和作為未來這種文化運動的後果的“革命”基礎，具有不同的命運。“青年”當然是有效的號召話語，但是，卻只能在“文化”、“思想”的旗幟下有所行動。一種人人都要被革新的衝動，讓新文化選擇了“青年”，也是這種衝動，讓這個選擇只能困在想象性地解決社會問題的理路之中。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另一層含義也就此浮出水面：為一場準備中的大革命，用“階級”來取代“青年”所彙集的、對於革命來說顯得鬆散和無力想象性共同體。與此同時，“青年”依舊在階級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團體中起到號召的功能。或者說“青年”藉此轉化為革命集團內部的魅力符號，依舊發揮其差別性職能。
在五四運動發生之前20年的時候，梁啟超把“新中國”的未來寄望於青年：新的中國應該是少年中國（“少年強則國強”）；從此，“老年”就與腐敗、陳舊的文化想象相關聯；而“青年”則成為嶄新的、進步的、革命的。而五四運動以來，“青年”更是被賦予了特殊的歷史使命。進化論的出現、當時海歸派知識分子對教育下一代的期望、人們對古老中國文化自救能力的失望，種種驅力把“青年”這個符號製作成了富有召喚力的概念，年輕人被推到了中國歷史變革的前臺。1927年，魯迅甚至帶點激動地宣導自己的想法，認為中國只有青年才是真實的，是可以與衰敗腐朽的制度有所區別的進步力量：“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
由此，中國進入了“青年中國”時段，各種各樣的革命思潮和政治運動，都被打上了青年政治的印痕：繼往開來的反清革命（19世紀末）、激情四溢的啟蒙主義文化（20世紀初期）、浪漫多姿的理想主義思潮（20世紀20年代）、迴腸蕩氣的革命主義運動（20世紀30年代）、前仆後繼的反侵略戰爭（20世紀40年代）、跌宕起伏的社會主義建設（20世紀50年代）、文化大革命（20世紀70年代）、啟蒙主義返潮及民主思潮（20世紀80年代），這些現代中國歷史的核心段落中，充滿了青年政治敘事。凡是有激情、理想和犧牲的地方，就一定會有“青年”這個關鍵詞存在。
不妨說，整個20世紀就是青年世紀，是青年主導了中國乃至全球新社會（現代性）的發生和走勢。歸根到底，波瀾壯闊的歷史造就了“青年”的文化品格。不是滿腹牢騷的絮語和精明練達的冷漠（中年），不是淡泊從容的境界和波瀾不驚的衰朽（老年），也不是不知所措茫然無助的脆弱（少年），作為一種象徵和力量，“青年”意味著總是有所作為和敢做敢當，意味著能夠從人類的視野而不是自己的生命歷程打量生活，意味著用政治領域中的理想主義、社會領域中的理性主義和文化領域中的啟蒙主義種種精神改造世界。
百年中國崛起的歷程中，從辛亥革命到新啟蒙運動，青年創造的成就代表了這個國家的最高成就；只要這個群體奮鬥，這個社會就激情湧動，並不斷進步。在我看來，這正是“立鴻鵠志，做奮鬥者”這一來自習近平總書記青年寄語的內涵所在。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5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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