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的炮火從中國東北打響，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遷徙潮。隨著侵略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難民，越來越多難民遷入地成為難民遷出地。14年裡，前方沒有目的地，後面卻有恐慌在追逐，國與民，在這片屬於自己的土地上失去了故鄉。
抗日戰爭時期究竟有多少難民？鑑於其情況複雜，迄今尚無準確的數字。有的資料估計近億或數千萬。據統計，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已達2000萬，到1938年7月受戰爭直接威脅的民眾超過1億人口。
抗戰時期難民遷徙，始於20世紀30年代初。“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佔領東北，大批難民湧入關內，達數十萬之眾。圖為1933年長城抗戰時，中國難民由山海關湧往河北秦皇島。 圖為1938年，日軍佔領廣州後，在海珠橋頭盤查過往行人。這位中國男子因攜帶大批行李而被勒令下跪。
華南地區的難民遷徙，出現稍晚。東南沿海被日軍封鎖後，福建、廣東等地居民有的逃往山區和內地。廣州原有150萬人口，至1938年6月初“僅有五十餘萬人”。圖為1937年，上海，圖為逃難中的一家人。
圖為1933年長城抗戰時，中國難民由山海關湧往河北秦皇島。
1937年8月淞滬會戰，日軍入侵上海，戰爭初期，每天約有3萬人離開上海，然而，當時上海的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到350多萬。這是因為，隨著上海市郊以及江蘇等地的相繼陷落，造成更多的人流離失所，而上海的租界，就成了上海居民和外地難民避難的場所。圖為大批難民從虹口、閘北地區經外白渡橋逃入租界時的情形。
租界當局對於這些無家可歸的難民，本欲拒之門外，但是，由於難民人多勢大，無法阻擋，只得將一些學校和公共場所騰出來，闢為臨時難民收容所。圖為上海，難民帶上他們所能帶走的東西，試圖進入公共租界避難。
隨著戰火不斷擴大，各地難民源源而來，租界當局也無力全部收容。來得比較晚的難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馬路旁人行道上棲身。圖為1937年11月，上海市民逃往租界地區。
華北難民的大批流亡是從1937年8月開始的。北平淪陷前兩三個星期，城內的一些有錢人家，便攜帶細軟舉家外遷。平津淪陷後，大批市民為躲避戰亂，或匿身附近農村，或遷居租界。更多的人扶老攜幼朝兩個方向逃難：從陸路遷徙的主要沿平漢和津浦鐵路，以武漢三鎮和上海為駐足之地；從海路則由天津直接乘輪船南下。圖為1938年，中國華北，攜帶全部家當沿鐵路逃難的老百姓。
相比較而言，南方難民的遷徙情況比較複雜。難民多集中於各大城市，然後分別遷入西南各省。如華東諸省的難民，多隨國民政府西遷武漢，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又遷往四川等地。難民西遷大致形成三路：一路進入四川、陝西；一路進入貴州和雲南；一路進入廣西。圖為1940年，西南城鎮的難民接待站。
有的難民逃到香港、澳門，也有的移居南洋一帶。圖為1940年，徒步抵達香港新界的難民。
隨著日軍炮火的推進，廣袤的中國腹地也遭了秧。圖為1940年，日軍轟炸重慶市區，市民紛紛坐船逃難。
人們開始了流亡的日子，文化教育事業也在戰線推進中“保存力量”。“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當局決定籌設若干所臨時大學，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1月，長沙臨時大學常委會決定西遷入滇，遷校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為當時的西南聯合大學。
就是在這不到九年的時間裡,先後有約8000人在西南聯大就讀,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成為中國各條戰線的骨幹力量。圖為1938年，在西南聯大任教的華羅庚和家人在昆明的住宅前留影。當時，華羅庚從英國留學回到中國後在西南聯大任教，並完成了開創性的著作――《堆壘素數論》。
西南聯大誕生於炮火之間，僅存在了9年，卻成為中國教育史上愛國、進步、奉獻精神的豐碑。圖為抗戰期間，聞一多教授在西南聯大執教時，因生活所迫，掛牌刻製圖章。
大量難民的存在，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難民們的飲食和住宿無法得到解決。為爭奪一小份食物，難民中往往發生流血事件；住宿條件更是惡劣，大多數難民不得不露宿街頭。由於飢餓、寒冷與疾病，幾乎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圖為逃難中的婦女和兒童。
圖為在遷徙大潮中，一名小男孩在遷徙中從難民火車上摔下，不幸死亡。儘管貌似漫漫無期的逃亡終於有了終結，儘管曾經岌岌可危的國土又恢復了安寧，但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長達數十年的流亡生活帶來的，是淹沒在歷史中的悲劇，是對心靈造成的難以療愈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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