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為什麼參加高考？
白永秀：最直接的原因是我想改變自己的身份。我當時是“社辦人員”，還不算是國家幹部。此外，我想繼續發展，離開我們那個小地方。其實我那個時候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想有一個大學文憑，然後回到陝北繼續做行政工作。但是讀了大學以後，我的想法有了變化。我這個人的想法其實很簡單。讀小學的時候覺得小學老師好，讀中學的時候覺得中學老師好，當了公社幹部覺得公社幹部好。上了大學以後覺得大學老師比國家幹部好。我曾經給記者講，我覺得大學老師是天底下最好的職業。我到現在也是這樣看，因為大學老師比較超脫。我的性格也比較適合當大學老師，我有個性，喜歡發表點不同意見。我曾經給我的同學說，我的一生就是為國家服務的一生。做教授比做農民為國家貢獻多，我就做教授。我現在覺得做企業家可能比做教授為國家貢獻更多，所以我現在開始創業。
本刊記者： 為什麼選擇經濟學專業？
白永秀：我上大學的專業是政治理論教育專業，學得是馬列主義理論。馬列主義分為三個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為什麼選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客觀上講原因比較多。第一，這是我的初心。就是從現實出發，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我是從基層出來的，小時候在陝北農村吃都吃不飽，所以我就對一些和老百姓生活切實相關的問題特別感興趣——經濟如何發展？如何解決吃飯問題？老百姓如何改善生活？怎麼能夠致富？
第二，我對改革很有興趣。我讀大學之前還在農村的生產隊當過一年會計，對當時的農村經濟有著切身體會。
第三，我是從清澗農村出來的，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人的一生要幹一些事情，男人們要幹一些大事。我當時也不想做個一般的老師，還想有一些創新，而我對馬列主義非常信仰。直到今天，我都堅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十分有用的科學。
綜合上述原因，我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
本刊記者：您和目前比較知名的中國經濟學家，例如張維迎、魏傑等一起在西安度過了自己的大學本科時代。此後，張維迎、魏傑研究生畢業後先後都選擇北上或者出國，您卻選擇留在西安，這是什麼原因呢？
白永秀：我覺得這體現了我這個人的兩重性。
從正面來說，我出生於陝北農村，對自己的家人、對自己的家鄉始終懷有深深的責任感。我曾經給我那些如今已經成為高級官員的學生就說過，你做一個部長、省長、市長，首先應當保證讓你走出的那個地方富裕。我從陝北農村走出來以後，想辦法改變我們村子、我們鎮，甚至我們陝西的面貌。我對家鄉、對西部的感情使我留在這裡。
我不做純理論研究，我的研究從來都是腳踏實地。我只關注三個層次的問題:其一，中國如何改革；其二，西部如何發展；其三，企業如何發展。前一段時間，我閱讀了幾本關於“人工智能”的書籍，我就立刻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內部組織了一個研究團隊，力求研究人工智能如何改變政治經濟學研究、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如何促進經濟發展。這就是我的研究特點，我總是希望讓自己的研究和現實結合起來。當然，這是從正面的角度去評價。
從另一角度上講，這也是我的侷限性。我當時就立志不僅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還要改變我家人的命運。我家兄妹5個，只有我考上了大學，其餘4個都是農民。我始終都覺得我對自己的兄弟姐妹肩負著責任。我覺得對於一個人來說，第一位的責任應當是家庭責任。我現在給學生講責任的四個層次:第一是家庭責任。第二是崗位責任，你做縣長、廠長、系主任，必須把自己的工作崗位做好。再次是社會責任。最後是國家責任。我當時就覺得自己留在陝西，可以照顧家裡人。但這也是農村子弟的侷限性。現在回顧還是有些後悔，當時沒有去國外，沒有去北京，包括曾經也有一些機會可以去北京的一些大學做院長，不過我當時就覺得留在陝西也蠻好。我當時給自己的定位就是西部經濟學家。現在我們班一些出國的同學大都發展得比我好。
通過我自己的人生經驗，我覺得只要走出去，都會有發展。所以我當時做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時候，凡是有西北大學的老師想要離開西大，我就只有一個標準，只要你覺得你離開西北大學，學問比在西北大學做得好，我就放人，就鼓勵你走出去大發展。當時我們學院有一個博士生，我把他推薦到復旦大學讀博士後。後來博士後出站時由於學業優秀復旦大學希望留下他，西北大學的領導不放人。我就說服學校領導，幫助這個學生調動。我的理由是，如果當年西北大學不放魏傑、不放劉世錦，就不會有今天的魏傑、今天的劉世錦。我覺得人才是國家的，你要站在更高的層次上看他的發展，他在外面做大了、發展了就是對西北大學的貢獻。
選擇留在西安任教，既是我一種樸素的情感，也是一種作風、一種理念的體現，我當時就覺得自己適合在基層研究。
本刊記者：改革開放40餘年，經濟學家多次捲入中國社會輿論的漩渦，比如多次出現的“左右之爭”，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白永秀：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不同的專業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社會關注。改革開放一開始，其實是哲學、文學獲得最多關注。1990年代以後，隨著社會體制的大局已定，經濟學開始走到歷史舞臺的中央，與此同時又因為經濟學和人們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所以經濟學家也成為最受矚目的學者群體。
這麼多年過去了，從我身邊圈子及其我所認識的學者來看，也是經歷了大浪淘沙的過程。那些曾經跟風、因為某些觀點而受到關注的經濟學家隨著社會的進步已經被人遺忘，而另外一些經濟學家卻始終引領時代的發展。我認為吳敬璉先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始終代表著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我相信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髮展，吳敬璉先生的很多想法會逐漸變成現實。
不過在對國情的判斷上，我對吳敬璉先生的觀點還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吳先生認為市場經濟在中國可以較快規範發展，而我認為，市場經濟在中國的規範發展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過程。目前的中國距離市場經濟還有相當距離。這個歷史過程必然要經歷，無法跨越。
此外，還有一批學者，就是社會上稱之為“左派”的學者，他們之中也有一些人的人品是非常好的。雖然他們的一些觀點與做法我不贊成，但他們對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非常虔誠。這類學者我也是非常欽佩的。
本刊記者：從事經濟學研究以來，您所關注的主題是否存在變化？
白永秀：我的經濟學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這既有學術的規律，也反映出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
第一個階段是我的大學時代，我的主要精力都投注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研究。這其實符合學術的邏輯，就是你必須把經典理論研究明白。我曾經給學生們說，我們這一代人具有你們這一代所不具備的三個優點:對學術虔誠、能吃苦、瞭解現實。我們這代人大都是真的研究經濟學、尤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現在的一些年輕人學習經濟學是為獲得個人的物質利益。我們可不是，那時我們真的是學習、是研究，就想搞清楚馬克思主義，不放過任何一篇馬克思的文章。我還記著在大學的時候，我和同學們晚上在操場上爭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抽象勞動”“具體勞動”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徹夜不回。第二天天亮繼續上課。
我在第二個階段的學術研究重點和市場經濟有關。我個人認為自己在市場經濟的理論建構方面作出過一些貢獻。我國在1984年10月份召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那時中共中央出臺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此後，我就寫作了大量文章來論述這個問題。我當時就敏銳地認為，“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黨首次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命題，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乃至人類發展史上的破天荒事件，是里程碑。我1994年出版了一本書叫《中國現代市場經濟研究——一種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及其實現形式》。
從第三個階段開始，我主要關注中國的西部問題。1999年國家層面開始醞釀“西部大開發”政策。2008年以後，我開始關注西部的城鄉一體化問題、精準扶貧問題等等。近幾年成立“永秀智庫”，受西安市政府相關部門委託研究一些西安發展中的問題，例如大西安產業規劃、將西安建設成為“一帶一路”文化旅遊中心等，也給企業做一些發展研究。這些研究都收到了比較好的社會影響。
本刊記者：您如何看待目前西安市的發展態勢？
白永秀：我認為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積澱，現在的西安迎來了大發展的新時代。目前中國經濟的重心在西移，因為東部已經飽和了。我堅信，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西安的優勢會越來越明顯，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一個地方所擁有的歷史，人文資源就會愈發重要。10多年前我給西安市領導專門講過西安的地位問題，那時我就認為西安的定位不應該是陝西的西安，而應當是中國的西安、世界的西安。現代社會，交通運輸方式發生轉變。農業時代是以漕運為主，工業時代以鐵路、海運為主，現代經濟是以航空、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為主，而西安位於中國國的中心，在這種條件下，西安在全國的地位、國際的地位會越來越高。
但不可否認，目前的西安還存在一些短板。西安最突出的短板就是工業太落後。西安的工業產值佔比太低，服務業產值佔比過高。
本刊記者：您今年已經64歲了，您的一生似乎總是在擁抱新的不確定性，從一個農家子弟到大學教授，從大學教授到行政管理人員，乃至今天創辦“永秀智庫”。這背後的動力是什麼？
白永秀：從現象層面上講，確實是這樣。但你問我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其實我也不知道，沒有考慮過，這可能是一種性格。我從上小學開始就覺得自己責任重大，擔負起了改變家庭貧窮狀況的艱鉅任務。那個時候我父親身體不好，我小時候八九歲就開始做買賣，就通過養豬放羊補貼家用。那個時候我似乎就懷有一種使命感。我就覺得我要照顧我的弟弟妹妹、要接濟我的父母。在西北大學擔任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有責任把學院發展好，經管學院一百多位老師的家庭幸福就和我有關。現在我招聘一些年輕人進入“永秀智庫”，我就覺得我要對這些年輕人的一生負責。
我經常給我的項目經理說，你們要為手下年輕人的一生負責。這個年輕人以後的工作理念、人生態度與婚戀幸福與否都與項目經理有關。我覺得這是一種責任，這種責任就會讓人覺得有學不完的東西、有做不完的事情，真正體會到“活到老，學到老”的豐富內涵。記得我當西大經管學院院長的時候，當時的副院長就建議我找一個既會開車又會電腦的年輕人做秘書，我就不要學電腦了。當時我就覺得不行，我覺得電腦那麼流行，我怎麼能不學。所以我自己就一直在使用電腦，甚至現在連字都不會寫了，“永秀智庫”就是無紙化辦公。
後來我就發現，那些企業家、大教授、高級官員都是愛操心的人。我把人分成兩類，一類是愛為這個社會操心的人，他們天生就為別人操心，為單位操心，這樣的人一生不一定生活得好，但他的一生是忙忙碌碌的，活得很有價值。另外一種人，從來不為別人操心，甚至活得裡糊塗的，但他可能幸福地度過一生。我發現我就是第一類人，我上小學的時候就開始對學校、對家庭的大小事情都操心，每天晚上我要等我們家養的所有的豬、雞都進了窩以後才能放心地去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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