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春在歷史上是個頗為有名的人，玉堂春只是一個花名，蘇三原名周玉潔，又叫顧立春。五歲時父母雙亡，被拐賣到了北京的蘇淮妓院。於是指蘇為姓，在院子裡排行第三，被稱為三姐，所以叫蘇三。蘇三與王三公子的愛情故事傳唱百年不衰，感動了不少人。其傳奇故事被馮夢龍編入三言中的《警世通言》裡，流傳於世。後來又改編成《蘇三起解》《玉堂春》等多個劇目，傳唱度尚在竇娥冤之上。直到現在，還有歌手演唱她的故事。比如陶喆的《蘇三說》。
蘇三起解繪畫
從整個事件的經過來看，其實蘇三的冤案也是一件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正如前朝的竇娥冤，後朝的楊乃武與畢秀姑，都是一件典型的衙門錯案。
故事從頭說，王三公子王景隆作為兵部尚書王瓊的兒子，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逛個妓院實在是再平常不過了。恰巧王景隆來到蘇淮妓院，老鴇一秤金一看王三公子這派頭，就知道來了個大凱子，一般二般的姑娘王公子是看不上的，於是一秤金當即祭出看家寶貝蘇三姑娘。花錢巧語的忽悠蘇三來坑王景隆的銀子。原文中這樣說：
老鴇不聽其言，走進房中，叫：“三姐，我的兒，你時運到了！今有王尚書的公子，特慕你而來。”玉堂春低頭不語。慌得那鴇兒便叫：“我兒，王公子好個標緻人物，年紀不上十六七歲，囊中廣有金銀。你若打得上這個主，不但名聲好聽，也夠你一世受用。”
對一秤金來說，王公子“囊腫廣有金銀”是最主要的。蘇三打扮一番後出來看，王公子不僅有錢，也眉清目秀風流倜儻。於是兩相歡喜，就此王公子在妓院住下，把蘇三包養起來。
王景隆雖然有錢，畢竟出門帶不了許多。天上人間這種銷金窟，再多錢也不夠用。王景隆大手大腳慣了，妓院裡的丫鬟龜奴，老鴇雜役，隨手就是十幾二十兩銀子的打賞出去。不出一年光景，王景隆隨身帶的三萬兩銀子就使光了。煙花巷裡有句話叫做：“鴇愛鈔、姐愛俏”。蘇三跟王公子日久生情，已經超越了生意關係。但是對老鴇一秤金來說，沒了錢的王公子就是個叫花子。老鴇對蘇三說：“有錢便是本司院，無錢便是養濟院。王公子沒錢了，還留在此做甚！那曾見本司院舉了節婦，你卻呆守那窮鬼做甚？”蘇三知道老鴇的態度，也只當耳邊之風。一秤金又忍耐兩天，實在看著難受，又逼問什麼時候趕走王景隆。蘇三反駁一句：“你們這等沒天理，王公子三萬兩銀子，俱送在我家。若不是他時，我家東也欠債，西也欠債，焉有今日這般足用。”這話戳了一秤金的短，羞怒之下，教人拿了皮鞭把蘇三抽的血跡斑斑。王景隆見了這般場景，心下氣惱，只是手裡沒錢，被欺負多日，也只能隱忍。
老鴇其實是一種鳥
一秤金見王景隆死皮賴臉賴著不走，眼珠子一轉，施了個“倒房計”。把王景隆給騙出門去，來了個金蟬脫殼，把王景隆扔路邊了。王景隆時運不濟，又被強人搶了個精光，連衣服褲子都剝了去。實在覺得丟人，一路要飯，偶遇當年的舊相識，這才混了幾天吃喝。隨後王景隆與玉堂春又偷偷聯繫起來，玉堂春給了王景隆自己的私房錢，讓王景隆裝作從南京帶錢回來了。一秤金眼見王景隆又恢復了闊少的派頭，當即厚著臉皮再次迎接。王景隆和玉堂春均知道這樣下去不是長久之計，下定決心讓王景隆回家攻讀，考中了再來迎娶玉堂春。臨走玉堂春還把屋子裡的金銀器皿都塞給了王景隆做盤纏。兩人互相賭咒發誓絕不辜負對方。
蘇三蠟像
第二天一秤金髮現了此事，情知上當。被玉堂春一番搶白，糊弄了過去。過了段時間，有個山西的富商叫沈洪，看上了玉堂春。一秤金為了報復，只收了兩千兩銀子就賤賣了玉堂春。玉堂春抵死不從，卻也擋不住被人強行帶走。沈洪是有妻子的，原配妻子皮氏，生性風騷，因為沈洪長年在外做生意，就養了個小白臉，跟隔壁的趙昂勾搭成奸。為了養趙昂，皮氏把家裡的錢虧空了大半。眼看窟窿蓋不住了，皮氏就跟趙昂商量乾脆私奔得了。趙昂說天下之大，跑是跑不了的。想辦法做了沈洪，這才能做長久夫妻。皮氏嘴裡不言，心理也活絡起來。
等到沈洪帶著玉堂春回家，皮氏假意吃醋，與沈洪又吵又罵，不肯同住在一起。隨後找了個機會下砒霜毒死了沈洪，剛好死在玉堂春門前。皮氏將計就計，隨口誣陷玉堂春毒殺親夫，上堂喊冤。原文中這樣說道：
皮氏說：“小婦人皮氏。丈夫叫沈洪，在北京為商，用千金娶這娼婦，叫做玉堂春為妾。這娼婦嫌丈夫醜陋，因吃辣麵，暗將毒藥放人，丈夫吃了，登時身死。望爺爺斷他償命。”王知縣聽罷，問：“玉堂春，你怎麼說？”玉姐說：“爺爺，小婦人原籍北直隸大同府人氏。只因年歲荒旱，父親把我賣在本司院蘇家。賣了三年後，沈洪看見，娶我回家。皮氏嫉妒，暗將毒藥藏在面中，毒死丈夫性命。反倚刁潑，展賴小婦人。”知縣聽玉姐說了一會，叫：“皮氏，想你見那男子棄舊迎新，你懷恨在心，藥死親夫，此情理或有之。”皮氏說：“爺爺，我與丈夫從幼的夫妻，怎忍做這絕情的事！這蘇氏原是不良之婦，別有個心上之人，分明是他藥死，要圖改嫁。望青天爺爺明鏡。”知縣乃叫蘇氏：“你過來。我想你原系娼門，你愛那風流標致的人，想是你見丈夫醜陋，不趁你意，故此把毒藥藥死是實。”叫皂隸：“把蘇氏與我夾起來！”玉姐說：“爺爺！小婦人雖在煙花巷裡，跟了沈洪又不曾難為半分，怎下這般毒手？小婦人果有惡意，何不在半路謀害？既到了他家，他怎容得小婦人做手腳？這皮氏昨夜就趕出丈夫，不許他進房。今早的面，出於皮氏之手，小婦人井無干涉。”王知縣見他二人各說有理，叫皂隸暫把他二人寄監：“我差人訪實再審。”二人進了南牢不題。
這一段比較長，我一般懶得引用太長的文字。這一段很重要，不得不引過來。
王知縣先是說：“皮氏，想你見那男子棄舊迎新，你懷恨在心，藥死親夫，此情理或有之。”，隨後又說玉堂春：“我想你原系娼門，你愛那風流標致的人，想是你見丈夫醜陋，不趁你意，故此把毒藥藥死是實。”
王知縣的用詞中，大部分都是“想是”、“此清理或有之”、“我想”之類模糊的詞彙，而根據這種模糊的臆斷，就斷定了玉堂春“故此把毒藥藥死是實”。隨後就要上夾棍動刑。雖然玉堂春辯解了一番，暫時沒用刑，但是接下來的發展也可想而知。
人命案屬於刑事案件，應該慎之又慎，一切靠證據說話。絕不能僅僅聽兩邊人員的供詞就隨便下結論。此刻已經是明代正德年間，《洗冤錄》已經刊行了兩百多年，成為斷案人員的必讀之作。宋慈在《洗冤錄》的序言中一再強調“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蓋死生出入之權輿，幽枉屈伸之機括，於是乎決。法中所以通差今佐理掾者，謹之至也。 ”大概意思是關於死刑的判斷一定要極為謹慎，不能放過任何線索疑點。
然而王知縣顯然沒有把宋慈的告誡放在心裡，僅僅聽了兩句供詞就斷玉堂春“把毒藥毒死是實”。根據一貫的理念，上了刑，不怕玉堂春不招。一頓嚴刑拷打之後，拿了口供，就可以定案了。且先不說刑訊逼供出冤案這種常識，僅斷定玉堂春有罪這個理念，就是古代司法的一個極大的缺陷。叫做“有罪推論”。
所謂有罪推論，就是當一個嫌疑人在受審時，無論他有罪還是沒罪，衙門默認他是有罪的。他要想證明自己清白，就要耗費很大的財力精力去尋找證據證明自己無罪。一般人是沒有這個能耐的。玉堂春更沒有。玉堂春也好，後來的楊乃武與畢秀姑也好，在衙門上統統被默認為有罪。可以說有罪推論是歷朝歷代的冤案源頭之一。即使是宋慈，其實也沒有跳出有罪推定這個思路。直到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在其名著《論犯罪與刑罰》中，才首次提出了無罪推定的理論構想。在無罪推論的體系中，公訴人負有提出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而被告人默認無罪，不承擔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義務；並且疑罪從無，即公訴人不能提出確實充分的證據證實被告人的罪行，法庭經過庭審和補充性調查也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實，那麼就只能判定被告人無罪。 目前無罪推定已經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司法系統所承認，是人類司法的一個巨大的進步。
王知縣作為公訴人，法理上應該提出證據證明被告人玉堂春有罪，而不是僅僅根據兩句供詞就默認玉堂春有罪。玉堂春作為被告，沒有義務證明自己無罪，王知縣和皮氏拿不出證據證明玉堂春有罪，那玉堂春就是無罪的。有罪和無罪之間，就是寧可錯殺絕不錯放和寧可錯放絕不錯殺兩種思路的較勁。判案不是玩遊戲，錯放了可以再抓，錯殺了可就沒法復活了。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所以命案一定要慎之又慎。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汙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汙染了水源。”
是的，我說過
很可惜，玉堂春生在明朝正德年間，無罪推論這個概念還沒被提出來。只好做了有罪推論的犧牲品。皮氏和趙昂為了坐實玉堂春的罪名，給王知縣送了不少銀子。王知縣收了錢，就順著自己一開始的判斷，對玉堂春進行嚴刑拷打，揚言“人是苦蟲，不打不招。”責令皂隸“與我拎著實打！問他招也不招？他若不招，就活活敲死！”。試想，在這種情況下，玉堂春能怎麼辦？要麼屈打成招，要麼被直接打死。刑訊逼供的惡就在於，你的罪名已經被判定了，只需要你自己招了就行。別的什麼證據都不要。自己認罪在有罪推論中，是一個很好的擋箭牌。
在海洋司法體系中，除了無罪推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禁止自證己罪。這個權利被視為最基本的人權，被寫入《權利法案》的第五修正案中。玉堂春自己說自己有罪毒殺親夫是沒用的，必須有切實的證據證明玉堂春有罪。否則玉堂春天然就是無罪的。在禁止自證己罪的前提下，嚴刑拷打失去了其最終的意義。只可惜《權利法案》在1791年的12月15日才正式生效，明朝的玉堂春是無法享受到《權利法案》第五修正案對她的保護的。
最終玉堂春還是屈打成招，被收入死牢。於是就有了那一段舉世聞名的蘇三起解：
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
未曾開言我心頭慘，過往的君子聽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轉，與我那三郎把信傳。
言說蘇三把命斷，來生變犬馬我當報還。
蘇三起解選段
後來蘇三洗冤，屬於純粹的偶然事件。王三公子還是比較爭氣的，回家後全心苦讀，考中了進士。又剛好在山西做巡按使，探聽蘇三犯了死罪，情知蘇三的冤情，就把案卷上調太原，託劉推官重審，如此才讓蘇三沉冤得雪。試想，假如蘇三的老情人並非山西巡按，又或者王三公子倒黴沒考中進士，哪有沉冤得雪的機會呢？在這個司法體系下，有冤案是正常的，洗冤才是罕見的事。正德年間5次科考，一共1753名進士。而整個大明朝276年，一共才錄取89科、24595名進士。有幾個人有當進士的朋友老公的？後來的楊乃武，也正因為他自己是舉人，有幾個舉人朋友，可以和胡雪巖、翁同龢這類重量級的人物拉上關係，這才把案件上達慈禧，洗去罪名。冤案的判別，不應該是靠某一兩個官，而是一個完善的司法體系。
只可惜，玉堂春雖然沉冤得雪，和王三公子花好月圓，傳頌天下。但是大明朝的司法體系沒有做任何調整。玉堂春這種的冤案並非空前，也並未絕後。比她更冤的人有的是，也不獨楊乃武和畢秀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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