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記》插圖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幾乎所有受過中學教育的中國人，都知道這段話的出處——魯迅的《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是魯迅第一篇作品，是總綱。這種情況很少見，某個作家的第一篇作品，變成了後來百年文學的提綱。一直到當代，比如，殘雪的《山上的小屋》，餘華寫《一九八六年》，都還是《狂人日記》的延續。
《狂人日記》又最代表“五四”精神，一是借用了西方小說的形式，二是嘗試了白話文，三是批判禮教，四是進化論的觀點。這是《狂人日記》的基本特點，也是“五四”新文化的四個要點。
今天，正是“五四”100週年的紀念日；今年，也是《狂人日記》發表的第101年。
唯一看破禮教吃人的人，投降了
文 | 許子東
文字綜合整理自：看理想APP音頻節目《20世紀中國小說》，理想國書籍《許子東現代文學課》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
1.魯迅的“吃人”，既講習俗，也談禮教如何限制人的靈魂
小說裡的“吃人”是一個比喻，讀《祝福》就知道，禮教會把一個人害死。
但是，“吃人”又很寫實。小說裡講過幾種吃人的形態，比如講到狼子村時，說“不是荒年，怎麼會吃人”，意思是：到了非常困難的荒年時，就可以吃人。歷史上有“易子而食”，就是鬧饑荒時，家長不忍心吃自家餓死的小孩，就跟別人家換著吃。這是一種。
小說裡還說到“爺孃生病，做兒子的須割下一片肉來，煮熟了請他吃，才算好人”，這是我們特有的一種“道德的吃法”，就是符合禮教的吃人。還有一種，小說裡也寫了，抓到敵人時，可以把他的心肝炒了吃，來表達憤怒。
《狂人日記》裡把人和動物做了很多比較，短短的幾篇日記裡面講了好多種動物，獅子、狼、狗、狐狸、兔子。這是有意把人性和動物性比較。
魯迅講的“吃人”，既是象徵，又是寫實。
既講實際上的吃人習俗，又講禮教怎麼限制人的靈魂。
在文學手段裡，單純的象徵容易，單純的寫實也容易，最難的就是把象徵和寫實結合起來，渾然天成，這是最高的文學手法。
魯迅的《野草》裡有篇散文詩叫《影的告別》，影子隱喻了他自己，他說：“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這是一個思想家的困境和彷徨，不能與黑暗妥協，又受不了革命。可又是寫實的，因為影子就是這樣的。
一般的評論只講象徵，卻忘了它的寫實層面。《狂人日記》的隱喻層面，現在看來有點太露。比如“趙貴翁”，“古久先生”，都是比較明顯的象徵，稍稍有點簡單化。
2.“五四”的重要突破：批判社會的焦點，從官場轉向人性
從梁啟超提倡並親身實踐小說界革命以後，晚清譴責小說都在批判社會，而且不約而同地把官場視為中國社會問題的焦點。
反過來，如果不是批判，梁啟超用幻想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遙想他日富強，可是關鍵的成功要素，說到底也還是改造官場。
《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李伯元說，他想編本教材，教他們學習，學到高等畢業以後再放他們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
這個願望美好而幼稚，但這裡的“他們”值得注意——說明寫書人和讀書人其實都不是官場中人，但中國社會的關鍵卻是在官場。
現在我們看到魯迅的不同了，魯迅認為關鍵不是官，也不是民（把民作為中心是50年代以後的事），或者說也是官也是民，要點就是人，具體說就是
苦難中的國人。文學的焦點從官轉向人，這就是“五四”的意義。
從那一代作家的具體經歷看，當然這種樹立人的想法，是他們在留學時期接受了歐洲人文主義和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但是從讀者、社會接受的角度看，這種人的文學也是從晚清的官場文學自然而然地發展過來的。
第一，官員之貪背後是否也有某種人性的依據？
第二，即使換一批民眾上去，是否也還會有貪腐、專制？
魯迅自己在辛亥革命前後冷眼旁觀，也對於這種新官舊政現象深感失望，當時紹興那邊換了一批新人，可是後來發現非常失望，這就促使魯迅不再把暴露官場黑暗作為喚醒民眾的主要方式，而是考慮更復雜的問題，就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到底是貪腐專制的官場導致百姓的愚昧奴性？還是百姓的愚昧奴性造就了官場的貪腐專制呢？
雖然魯迅以及以他為方向、為標誌的“五四”新文學，還是以文俠姿態批判社會現實，還是像梁啟超這樣感時憂國啟蒙救亡，但是他們關心的焦點已不再是官場，而是人，人的文學。
這裡我要穿越一下，我們知道50年代以後，文學的重點是要寫人民，當時人們都覺得“五四”是對晚清的超越，50年代又是對“五四”的超越。可是今天再想，問題的關鍵到底是在官場，還是在民眾，還是在人呢？
魯迅設身處地想像他筆下的人物，這個舊時的文俠不僅批判官場，也批判民眾，更批判當時的官民相通之處，所謂國民性，而這個人既不身在租界，也不認識大官，那麼具體的現實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就是，眾人反過來批判這個文俠，眾人一起來鄙視，側目，可憐，關心——這個文俠出了毛病了，於是，《狂人日記》就出現了。
你說大家都病了，不僅官場病了，民眾也病了，結果大家就說你病了，而且真的把你最後醫好了，也就是說，你必須跟大家一起病下去。
這就是魯迅的與眾不同，他的深刻就像下棋，比其他人多想了好幾步。
3. 狂人說：說不定你們在睡覺，我在叫醒你們
《狂人日記》值得關注的第三點，就是魯迅小說的基本模式：個人與群體的對立。
我最早讀魯迅的小說時，非常震驚。因為在我成長的年代，個人跟群眾如有矛盾，一定是群眾對。當然，有一個個人比群眾更對，但是他說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所以我們都相信群眾。我從小就知道，凡一件事情，很多人說不對那就一定不對，一定是我錯了。直到讀魯迅的小說才知道，有可能個人是對的。我也可能就是這個人。
有兩個強大的力量一直都在支持群眾，一個是主流的思維觀念，群眾總歸是正確的，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真的是主流。另一個是市場經濟，講銷量，講讀者，講點擊率。流量是靠群眾來的，少數人講得再好也沒有用，幾十萬點擊量就是厲害。
可是偏偏魯迅支持個人。
《狂人日記》裡，很多人都覺得主人公是傻瓜，可實際上他是對的，只有他才看到了歷史的潮流。當然，他最後也自我否定。但是，在群體與個人對立的情況下，《狂人日記》站在了“個人”的立場上，是個人向庸眾宣戰，這是魯迅早期的思想。
當然，魯迅寫得更多的是“眾人”，在分析一個一個的“吃瓜群眾”。但《狂人日記》寫的是“個人”，而這個人，在眾人眼裡是有病的，是“癲佬”。
但狂人想說的是：說不定你們在睡覺，我在叫醒你們。
這個人物的反轉，是這篇小說的基本主題。
最早的“狂人”是企圖“看人”（救人），其實也“被看”（被救）。後來的《阿Q 正傳》和《示眾》，更多隻是“被看”。（我在《許子東現代文學課》前言中說過，本想看人家教書，結果卻是“被看”。）
如果說魯迅自己也是半個“狂人”，那是病中反抗“看人”的半個，而非最後被招安的半個（至少到一九三六年是這樣，倘若魯迅很長壽，後面的情況就不知道了）。
4.魯迅一方面振臂高呼，一方面也對現實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狂人日記》還有一個要點，就是進化論。之前講過，影響“五四”的，有科學、民主、進化論三大主要思想。
科學，理論上是勝利了，今天中國人都相信科學。但也未必全部，因為還有一些科學是不能被懷疑的，而科學的精神是：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懷疑。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距離科學精神的真正實現，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民主，當然我們知道中國是人民作主。但是，民主也有一些非常普遍的誤解。一種誤解是，你是民，我是主。當然這個是錯誤的。第二種誤解非常普遍，要為民服務，要為民作主。
“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白薯。”這句話看上去對，實際上有問題。“為民作主”，主語無論是誰，總之自己沒法作主，才需要有人作主，所以還是要呼喚包青天。歸根到底，民主的最終目的不是要清官。
其實，“五四”以後直到今天，進化論遠比科學、民主更深入人心。在中國古代，人們對於時間的概念有兩種，一種是循環論，一種是退化論。
什麼是退化論呢？就是說中國最好的時候，是上古時代；中國最好的皇帝，是堯舜禹，三皇五帝；過去的是最好的，聖賢都是古人。而我們今天總難企及堯舜禹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說法，就是歷史退化論。
另外，還有一個循環論，《三國演義》的第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方唱罷我登場，主張歷史是循環的。
清末，赫胥黎《天演論》譯成中文後，中國人慢慢接受了一個新的時間觀，就是把臉轉過來了，以前看前人、先人，現在要進歩，看未來。
現在有很多話語，具有不證自明的正能量。比如說“前進”，往哪裡前進？向未來前進。未來一定會更好，這就是進化論。為什麼？物競天擇啊，留下來的都是好東西。世界是競爭的，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勢不可當，反動勢力終將滅亡，正義終將勝利—把一切都歸結到這樣一個線性時間的發展上來。
剛才講的這些，其實已滲透到每個人的腦子裡，不僅在中國內地，也在香港和臺灣。同學們看今天在香港的街上，新鴻基、新地、新時代、新世紀、新光、新世界、新同樂……一大堆“新”，很少有哪家店以“舊”命名的。“老”還有一些，“舊”非常罕見。香港雖然很重視文物保留，願意保護舊建築，但在語言上改得非常徹底。
“新”就是好，這就是“五四”的現代性和主流觀念。
“五四”文學從魯迅開始便形成了一個思想潮流，假定“新比舊好”，“西比中好”，“城比鄉好”。這個歷史潮流有它積極的意義，因為中國的傳統社會形態凝固太久了，矯枉必須過正。
《狂人日記》的最後一句話非常出色：“救救孩子……”因為魯迅的確相信希望在青年。
小說中有一句：“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魯迅覺得他自己也是“吃過人”的。他自己的生活狀態，也並不是全新的。
所以竹內好說，魯迅的真誠在於他承認自己虛偽。
比如魯迅在《吶喊·自序》裡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所以，魯迅厲害在什麼地方？別人都說自己說的是真話，只有魯迅說，我未必都說真話，你們都以為我是直抒胸臆，其實我說話有很多顧忌，我只是不願意把黑暗的東西太多地影響青年人。
按現實的情況，《藥》裡的墳大概是會被人踩掉，將來或成戰場，或流轉成高爾夫球場之類。有人紀念夏瑜，紀念秋瑾，這是魯迅人為加上去的花環，光明的尾巴，他都告訴我們了。
所以，魯迅一方面振臂高呼“救救孩子”，這是一個時代的強音；另一方面，他非常清醒地知道，很難救。
後來他更發現，孩子們也可以很壞。這個悲觀的結局，魯迅在《狂人日記》開篇就用文言交代了，除了在技術上讓習慣文言的讀者有一個過渡外，更深的意思是預先交代失敗的結果。
唯一能看破禮教吃人的人，最後怎麼樣了？投降了。他病好了又去做官了。
沒有懸念，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灰暗的。
狂人的聲音，非常積極，非常戰鬥，非常徹底，或者說，是最勇敢、最堅定的、最正確的——但魯迅也深深地懷疑自己所做的事情，究竟有沒有效。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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