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對於中國女性曾產生極大的影響，它高度概括了中國傳統女性才德觀重德輕才的傾向。封建社會時期的女子根本是無教育可言，因為女子教育不被官方認可。女性被排除在社會承認的正規教育之外，她們被剝奪了與男性平等的社會參與權。女性不識字，不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並不是"無知"、"粗鄙"的表現，反而是她們更好地發揮自身"德行"的前提條件。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是以婦德為尚、重才輕德的，除了認為"才"較"德"為次要之外，還認為"才"與"不祥"往往緊密相連；比如"才多防命""才厚福薄"等說法屢見不鮮。顯然這樣的女性才德觀的出現讓婦女的身心遭受到了變本加厲的壓迫和禁錮。
一、此觀念產生於明代，女子僅限賢內助教育，禁止接觸詩詞歌賦
"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最早見於明代嘉靖至崇禎間人陳繼儒的小品集《安得長者言》，其原句為"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其中"女子無才便是德"一句是在明末被提出後廣為流行的"反女才"的名句。陳繼儒在"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後有注：
"女子通文識字，而能明大義者，固為賢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說，挑動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醜事，反不如不識字，守拙安分之為愈也。"
到清代時"女子無才便是德"已成為社會的高頻用詞，代表了一部分文人的女性才德觀，當時許多人的著作中都有關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表述。歷朝歷代才女不勝枚舉，唐宋時期就湧現出大批才女，如上官婉兒，李清照等，她們的詩詞流傳至今，才華讓人敬佩，到了明代世人對女才的觀念卻發生了巨大變化。
明清時期理學興盛，封建禮教不斷強化，統治階級不遺餘力地提倡儒家傳統禮教思想，極為重視女性倫理道德的培養，注重德行和貞節教育，貞節被視為女性的第一德，要求女子"貞靜幽閒，端莊誠一"，甚至提出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主張。女性教育內容是賢內助教育，只提倡她們應把全部身心用於"婦言、婦德、婦容、婦功"的修煉，如學習《孝經》、《列女傳》、《女訓》、《女誡》之類，詩詞歌賦一般不允許女性接觸的。因此女性在詩詞歌賦等方面表現出來的"詩才"、"文才"這樣的才華也是被社會主流反對的。
明清時期，青樓文化大肆盛行，擅長詩文詞曲或琴棋書畫的多為妓女，她們才色兼備，更受男子之青睞。才子佳人小說中，男女皆為才貌兼備之人，雙方之間以詩為傳情的媒介，並私定終身。這是一種對女子才情的尊崇與高揚，這便使得現實生活中才女不巡禮法，才子風流多情的故事頻頻發生。才子與才女式的結合(例如蘇州才子張靈與才女崔瑩，江南名妓董小宛與冒闢疆、李香君與侯方域、柳如是與錢謙益等等)往往被傳為風流佳話，因而給時人造成一種不好的印象即過度痴迷於文才抒發性情的女子多會違背倫理道德，做出淫邪不貞之事。在"女才"妨礙"女德"、損害"女德"的情況下，女子擁有文藝之才更加會被人們所排斥。因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才"實際上指的是"妨害女德的文藝之才"。不過，這種觀念在明末清初，隨著一些開明的文人對女才的支持，出現了轉變。
二、明末清初以來女性才德觀有所轉變仍有侷限性
明末清初，開始出現一些開明的文人，他們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是極其膚淺的才德觀，將才視為與德一樣的，是作為優秀女性的應有的基本素質，進而提出了"才與德兩尊於天下"的主張。甚至當時的文人對於缺乏文才的女性失望而發出的感嘆：
"文章不採，幾於木偶"、"有色無才，斷乎不可"、"蓬心不稱如花貌，金屋難藏沒字碑"等等。葉紹袁更是將才視為女性"三不朽"之一。"三不朽"最早出自《春秋·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這是男人的"三不朽"即德功言；女人的"三不朽"則是德才色，他說："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婦人亦有三焉，德也，才與色也，幾昭昭乎鼎千古矣。"
清代曹雪芹作品《紅樓夢》
明末清初以來，許多文人在新型才德觀的影響下，支持、鼓勵女性參與到文學創作這一原本由男性壟斷的事業中來，這樣便在客觀上給予了女性更大的自由與發展空間。但是，從主觀上看，文人主張女性應該才德兼備、支持女性參與文學創作並不是為了幫助女性爭取獨立的事業及人格，而是為了滿足他們自己物質上或精神上的需求。對於這一現象，胡適先生曾在《清閨秀藝文略》所作的序中的內容進行過精闢的評論：
"這兩千多個女子所以還能做幾句詩，填幾首詞者，只因為這個崎形社會向來把女子作玩物，玩物而能作詩填詞，豈不更可誇耀於人?豈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寵?所以一般精通文墨的丈夫都希望'才女'做他們的玩物，替他們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們的豔福。好在他們的老婆決不敢說老實話，寫真實的感情，訴真實的痛苦，大都只是連篇累犢的不痛不癢的詩詞而已。既可誇耀於人，又沒有出乖露醜的危險，我想一部分的閨秀詩詞的刻本都是這樣來的吧?"
清代有明令禁止官員狎妓，雖然未見得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但清代的官員與青樓詩酒酬答的現象畢竟沒有前朝那麼風靡了，大多數的男性把興趣轉向了自己的家中的女性，選擇文學素養較高、才德兼備的女性為伴侶，以享受與家中妻妾意會神合詩詞唱和的風流雅緻，己成為一種時尚的消遣。此外，在科舉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特別是對於那些懷才不遇的文人來說，能夠有一位既能料理家事，又能與他們"鏡檻邀題，燈窗助讀"的妻子，可算是人生的一大慰籍了。
清代是古代女性文學繁榮發展的一個時期，特別是在清前期這一階段，不僅參與文學創作的人數達到了高峰，此時女性們的各項文學活動也是與傳統禮教要求格格不入。她們寫詩作詞、刻集出版、結社交往、酬答唱和、拜師結友，完全打破了"男女有別"、"內言不出於閫"的傳統規範。
三、以才成德，以德達才——女性教育被重視
清朝中期時即乾隆皇帝、嘉慶皇帝至道光皇帝年間，女性並不都是"無知"的，婦德與婦才是可以並舉的，以"以才成德，以德達才"修正人們對婦德與婦才的既有認知。
乾隆皇帝
清代文人學士普遍對於女性學習持贊成的觀點，除了為培養女性婦道及母道的基本目的外，即文人的"才女"情結。"正是在才女情結的影響下，這些文人在珍視女性才華的基礎上，極度偏好與推崇女性作品。一些男性期望獲得夥伴式的妻子，以滿足其情感慰藉的需求，進而聘求有文化基礎的妻子。這也是他們鼓勵支持女性學習的目的之一。而以經商為生的家族認為，讓女子掌握一些基礎的文化及書算知識，有利於提高她們相夫教子、治家理財的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父權社會服務的一種表現。清代學者陸世儀就曾明確提出女子識字有利於持家、理財。同時主張女子應該讀書習字的另一方面在於有利於明禮修德。在清代文人看來，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是女性為人妻、為人母的一個重要條件。擁有一定的知識及見解，不僅能夠更好地管理好家內事務，而且對於丈夫事業的發展也能有所幫助。
嘉慶皇帝
同時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由於明清以後科舉競爭日趨激烈，為保證男性家族成員能夠持續獲得功名，延續家族的地位不致敗落，一些世家大族，世紳家庭格外重視子女的早期教育。由於母親在兒童早期教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女性教育在一定意義上就成為決定家族興衰的一個關鍵因素。於是，在婚姻市場上，受過教育的女性比沒有受過教育的女性，在世家大族的聯姻中更有吸引力。再進一步說，她在親朋好友和整個社會的眼中她還是家學傳統的繼承者，女兒的滿腹詩書是她家書香門第深厚淵源的縮影，因而也是她值得聘娶的一個關鍵標誌。"
因此明清時期江南望族中，有許多文學世傢俱有強烈的文化意識，重視家庭教育及家族中女性的教育，讀書、著述蔚然成風，具有相當深厚的文化積澱。其家族中的女性文學創作活動同樣異常繁榮。如桐城方氏、嘉興黃氏、紹興祁氏、吳江沈氏等家族的女性在當時都是有名的才婦。
道光皇帝
隨著女性才德觀的轉變，對於女性的教育也發生了變化。就像美國學者高彥頤在其著作《閨塾師》中提到的，"一方面，對女性的道德教育始終非常重視，勤勞、貞潔的女性，作為家庭道德正直的一種象徵，依然是人們教育女性的信條。另一方面，人們將文化知識視為衡量女性優秀與否的另一個標準。傳統的女性教育一般不讓女性識字，即便讓女性識字，大都以女紅、節孝、婦德為主，詩詞歌賦一般不允許女性接觸。可是在當時多元文化的影響下，女性的文化教育和道德培養一樣，在家庭教育中受到了同樣的重視。男性文人在女子教育的態度上開始轉變，對其妻妾、女兒、兒媳和女性親屬進行教育，並贊助周圍女子的文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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