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丨超大型政治體的內在邏輯——“帝國”與世界秩序

✪ 強世功 / 北京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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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帝國”是對人類歷史影響深刻的一種政治體制。以往歷史學家的“帝國”研究，或出於爭霸動因，或出於對光輝歷史的緬懷，或出於對專制體制和殖民統治的反思。20世紀末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中遭遇治理困境，歐美學界興起了新的、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帝國研究”(Empire Studies)，試圖將討論重心從民族國家轉向新的超大型政治共同體，並以此奠定新的跨區域、多元性治理與國際秩序新格局的理論基礎。

本文作者接續這一研究轉向，但更強調超越主權國家視野的限制，思考超大型政治共同體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作者深刻剖析了人類歷史上帝國形態的三次鉅變，指出傳統的“帝國”概念與“民族-國家”均不足以描述中國國家形態的複雜性，甚至可能遮蔽我們對人類政治形態多樣性的理解，以及對人類發展的想象空間。我們的理論研究迫切需要從歷史與現實出發，發展出具有主體性的研究視角，以此定位中國自身發展的方向。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參考。

當前政治思想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主流話語中關於主權國家理論的“表達”與普遍的帝國政治“實踐”之間的巨大鴻溝。這種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迫使我們反思“民族國家”的概念體系，從而提出用“帝國”這個概念來重新理解人類歷史與現實政治生活。

不同於傳統意識形態話語中的“帝國”概念，本文所說的“帝國”乃是一種描述性的社會科學概念，用來描述一種普遍存在於歷史中的超大型政治實體，它既是一種包含內在複雜多樣性的穩定秩序，也是一種追求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哲學思想和政治努力，即不斷將自身形態普遍化到更廣闊的時空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帝國”包含了人類處理普遍主義與特殊多樣性的歷史技藝，也是推動人類歷史發展變化的動力。正是建構帝國的努力和帝國之間的競爭推動了人類從散居各地的地方性文明邁向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文明。人類歷史既是一部帝國爭霸史，也是一部帝國形態的演變史。當前，人類歷史正處在“世界帝國”（the Empire of the World）發展和演變的重要歷史時刻。

▍主權“話語”與帝國“實踐”的悖論

主權理論是現代政治理論的核心。在西方政治思想譜系中，從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從科學革命到啟蒙運動，西方現代思想史的每一次思想運動都在推動現代主權國家理論的形成和完善，而圍繞主權國家建構形成的社會科學體系至今仍支配著我們的學科知識分類。中國知識界自晚清以來也經歷了一次全面而徹底的思想轉變，開始以近現代西方政治思想來建構和想象世界的政治秩序。這個世界秩序的理想圖景就是所有“文明國家”都作為主權國家平等地參與到國際秩序的建構中，即所謂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從一戰時期的“國聯”到二戰時期的“聯合國”往往被看作是這種國際體系的典範。

正是在“主權國家所構建的國際體系”這一觀念框架中，我們思考政治秩序不免會習慣性地以主權國家與國際社會、“國內”與“外國”這兩個概念作為全部問題的出發點，並由此形成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政治思潮。

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了國際關係中的國家主權、國家領土與國家獨立等原則

然而，從實事求是的角度看，這種存在於概念中、書本上的國際秩序乃是現實生活真實的國際秩序嗎？國際秩序是由平等主權國家建構起來的嗎？如果我們回到真實的國際政治實踐中，法律意義上的近200個主權國家，在實踐中有幾個真正擁有完整的主權呢？有多少國家的主權發揮著“帝國”式的強大影響力，又有多少國家不過是這些帝國的“藩屬國”甚至“帝國邊疆”或“行省”呢？

在法律規範以及不少人的觀念中，全球秩序是以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法來維持的，然而在現實政治中，全球秩序卻始終是按照帝國的邏輯運行的。有些國家（如德國、日本）甚至在法律意義上都未被塑造為主權完整的國家，其憲法確立的不是國家主權至上，而是國際和平和國際法原則至上。這種法律規範上的“半主權國家”的根源，在於德國和日本是帝國爭霸戰爭中的戰敗國。而有些國家雖然在法律規範上擁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但其現實中的主權已經被組織到更大的帝國體系中，而這些超國家主權的帝國體系甚至是通過國際法來建構的，比如“英聯邦”、“北約”、“歐盟”。有些國家雖然也是主權國家，但卻可以將其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或者將其國內法延伸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甚至變為國際法，比如美國的海外反腐、“長臂管轄”以及經濟制裁等，更不用說其公然宣揚並操縱的“顏色革命”。事實上，我們在國際關係領域中討論諸如“霸權主義”、“第三世界”、“南北問題”、“世界多極化”、“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概念時，都是圍繞帝國問題展開的。

“北約”可以視為一個超國家主權的帝國體系

從這個角度看，人類歷史無疑是一部帝國爭霸史，是一部帝國之間不斷競爭、推動帝國形態從區域性帝國逐漸轉向全球性帝國，然後再由全球帝國之間的爭霸進而推動建構“單一世界帝國”（the single empire of the world）的歷史。今天的全球化既是帝國競爭的產物，又是帝國的一種特殊形態。縱觀整個人類歷史，帝國始終是人類政治活動的常規主體，而主權國家只是近代以來的新生事物。而且，主權國家的政治活動往往是以帝國秩序為擔保的，可以說主權國家秩序乃是一種特殊的帝國形態；離開了對帝國競爭與建構新型帝國秩序的思考，我們甚至連主權國家這個概念都無法理解。因此，我們必須從帝國的視角來重新梳理歷史，從帝國秩序建構的角度來重新思考主權國家的建構。

▍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形成

帝國首先是一種涵蓋普天之下的普遍主義思想觀念，其次也是一種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實踐。這種觀念與實踐之間向來包含著巨大的內在張力：帝國觀念是普遍主義的，但帝國實踐往往侷限在特定時空。正是這種張力推動著帝國的興衰更迭。

人類文明的源頭散佈在地球上各個適合於早期人類生存的地理環境中。高寒地帶不適合人類生存，而熱帶太容易生存也就喪失了推動文明發展的動力，恰恰是溫帶地區迫使人類只有通過不斷勞動和發明創造才能維持生存。因此，人類文明普遍發軔於地球上廣闊的溫帶地區。這些文明不斷髮展，以至於越出自然地理邊界，就形成文明之間的交流和學習、挑戰和應戰、發展和滅亡。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就是這樣不斷從小的地方性共同體向更大的共同體演進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是一個不同文明之間不斷學習、融合的過程中，也是文明之間衝突征戰、挑戰與應戰中不斷合併的過程。

在文明的歷史演化中，如果我們可以將“同質性的國家”與“多元一體的帝國”看成是政治秩序的兩種理想類型，那麼

從“帝國”角度看，人類文明史的第一個階段，就是地球上各個文明不斷在國家與帝國這兩種政治形態的辯證運動中演進，並最終整合而形成具有穩定地理邊疆的區域性帝國的過程。正是這種地理上廣闊、相對完整和穩定的帝國滋生出一種普遍主義的帝國意識。所謂人類歷史的“軸心時代”，正是以這種帝國意識為標誌：帝國不再是簡單的軍事征服和政治建構，而成為一種普遍主義的文明秩序。我們可以把這種具有相對穩定的地理空間與相對連續的文明特質的帝國形態稱之為“區域性文明帝國”。

以中國為例，早期文明在中華大地上呈現出“滿天星斗”的狀態，經過不斷整合形成了早期局部性部落或部落聯盟，或可稱之為局部帝國。這些不穩定的局部帝國在不斷競爭中最終形成後來夏商周這些以中原和九州為穩定地理空間的區域性帝國，而夏商周的帝國建構只有經過孔子的思想對其進行普遍主義的哲學表達後，才形成持續穩定的政教文明體系。以至於後來秦漢、隋唐和明清的每一次帝國重建，都是在已有基礎上進行的文明更新。

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敏銳地意識到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地理與文明基礎。他從全球地理空間角度把整個歐亞大陸分成了以草原遊牧為特徵的樞紐心臟地區和以河流、平原和農業為特徵的邊緣地區。樞紐心臟地帶以落後的遊牧生活方式為主要的文明形態，邊緣地區則被地理環境分割為四個相對高級的、以農業和商業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明區域：儒教中華文明區域、印度教南亞文明區域、伊斯蘭教阿拉伯文明區域與基督教歐洲文明區域。我們可以將歐亞大陸的這五個區域看作是五個相對穩定的區域性文明帝國。這些帝國是依靠地理環境的自然要素和哲學/神學之類的精神要素整合在一起的。在漫長的歷史中，雖然具體的帝國王朝不斷興衰更替，但五個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格局基本上保持穩定不變。直至幾千年之後的今天，這五大區域性文明帝國依然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空間地理和文明形態，這足以看出區域性文明帝國固有的韌性。

▍全球性殖民帝國的興起：大陸帝國與海洋帝國的全球競爭

在帝國曆史的第一個階段，五個區域性帝國全部集中在歐亞大陸，而且全部是大陸帝國文明。在這五個區域性帝國格局中，歐亞大陸邊緣的四個帝國擁有巨大的文明優勢，而地處高寒地帶的草原帝國則處於文明程度較低的遊牧階段。然而，草原帝國擁有地緣戰略優勢，對邊緣地帶的四大文明帝國始終構成威脅，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帝國一直受到東方伊斯蘭帝國和草原帝國的雙重擠壓。而伊斯蘭帝國之所以能對基督教帝國構成威脅，不僅是因為其宗教和軍事的優勢能力，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壟斷了與東方印度帝國和中華帝國的海洋貿易，從而擁有巨大的資源和財富。正是在這一帝國競爭的背景下，基督教帝國才不得不冒險進入大西洋，試圖尋找與東方中華帝國進行商業貿易的海洋通道。哥倫布航海尋找的就是一條海上絲綢之路以替代陸地上被草原帝國所破壞的“絲綢之路”，從而打破伊斯蘭帝國對東方貿易的壟斷。

基督教帝國被迫冒險走向海洋，翻開了人類帝國曆史的新一頁。

一方面，基督教帝國“發現”並征服了美洲、南部非洲乃至大洋洲等以前未知的領土和文明，攫取了前所未有的資源。

另一方面，地理大發現導致了“全球性殖民帝國”這種新型帝國形態的出現，即統一的基督教帝國開始分裂為新興的以主權國家為母體的新型殖民帝國，而這些殖民帝國之間的競爭推動了基督教文明率先實現了現代文明的轉型，從而使得西方的殖民帝國擁有了對東方傳統文明帝國的壓倒性優勢。

此後，世界歷史進入到西方帝國支配全球的歷史階段。地理大發現推動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學習東方文明，不僅吸收東方文明在天文、數學、地理、航海、造船等領域的先進成果，也受到中華文明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影響。而全球不同民族、文明的出現，本身也在摧毀基督教聖經對普遍歷史的描述。這一切表現為西方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興起，與傳統基督教帝國的瓦解。

基督教帝國被迫冒險走向海洋，翻開了人類帝國曆史的新一頁

地理大發現推動了基督教帝國內部的競爭，各個王國或民族紛紛開展海外爭奪。這種內部的競爭也推動了西方文明整體的理性化進程，各個王國紛紛脫離基督教帝國向現代主權國家轉型，由此形成現代西方政治理論所闡述的以公民個體權利為主體，通過社會契約來建構同質性的主權/民族國家這樣的新型政治實體，也形成了協調各個主權/民族國家之間關係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由此，在政治理論中出現了主權國家與帝國這兩種政治類型的比較，那些古老的區域帝國（如中華帝國、印度帝國、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等）被看作是一種代表著過去的傳統政治形態，而新興的歐洲主權國家才是一種代表著未來的現代政治形態。

然而，新興的歐洲主權國家在進行海外殖民、建立殖民帝國的過程中，又建構出新型的帝國體制。不同於傳統區域性文明帝國將征服的領土作為帝國內部的一部分進行治理，

如果我們追問，歐洲帝國何以主宰世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作為這些帝國文明內核的現代民族國家體制。恰恰是歐洲各民族拋棄了傳統基督教文明帝國的形態、拋棄了宗教和道德這些傳統文明要素對人的束縛，著眼於人的自由解放而建構起來的現代民族國家體制，賦予了這些國家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強大的經濟、政治、文化力量，從而不斷在全球開拓殖民地，建立起新的帝國形態。

可以說，西方民族國家是在擺脫舊帝國的同時建立了新帝國，這個新帝國不僅包括殖民地，也包括國際法體系，是一套殖民地法、國家法和國際法整合在一起的全新帝國形態，是擁有國家與帝國兩副面孔的複合體。威斯特法利亞體系中的主權國家體系的建構始終是以全球殖民帝國體系的構建為前提的。一個國家只有在殖民帝國的爭奪中獲得權勢，才有資格進入這個主權國家體系中。正是由於歐洲列強可以在新發現的“自由土地”上隨心所欲地展開殖民帝國的爭奪，才維持了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的脆弱平衡。而19世紀晚期，隨著地理大發現的結束，歐洲殖民帝國在爭奪世界霸權的過程中爆發了世界大戰，最終摧毀了殖民帝國體系，也瓦解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

如果我們比較傳統的區域性文明帝國與近代的全球性殖民帝國，就會發現二者在帝國形態上的巨大差異：

其一，區域性文明帝國雖然有潮汐般的興衰、擴張和收縮，但基本上保持在相對穩定的地理區域之內；然而新興殖民帝國的觸角則越出歐洲的地理空間，伸向全球各個大陸，其勢力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乃至古老的亞洲均未能遇到與其力量相匹敵的阻力，以至於在地理空間上擴張為全球性帝國。

其二，區域性文明帝國在帝國征服中往往追求文明擴展、追求區域內的“大同”與“和平”；相比之下，全球性殖民帝國從一開始就以商業貿易作為其主要動力，因此其新徵服的地區不是需要治理的領土，而是向宗主國提供原材料、奴隸與商品輸出市場的殖民地。由此，殖民地和奴隸制構成了全球性殖民帝國的兩種基本特徵。事實上，基督教帝國之所以順利演變為殖民帝國，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其早在希臘羅馬帝國時期就因為商業貿易而形成的漫長奴隸制傳統。

其三，區域性文明帝國建構形成一個帝國內部相對同質的治理體系，只在局部邊疆地區臨時採取不同的治理模式；而全球性殖民帝國從一開始就將殖民地作為經濟榨取的來源，由此形成了內部主權國家與邊緣殖民地之間內外嚴格區分的現代帝國體系。歐洲的主權國家與殖民帝國在憲制層面，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律實體。

其四，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文明特徵促進了區域內種族之間的融合，並形成文明之下的種族平等，這種文明帝國儘管有種族問題，但種族並不成為帝國建構的障礙；然而全球性殖民帝國雖然也在文明與野蠻的話語下進行擴張，但由於殖民帝國始終進行內部民族國家與外部殖民地的嚴格區分以及公民身份的隔離，以至於殖民帝國的文明標準始終包含著種族主義的要素。因而，殖民帝國非但不能促進種族的融合，反而催生出前所未有的種族仇恨與屠殺。殖民帝國催生的種族主義遺產至今難以消化。

歐洲殖民帝國的興起無疑是人類帝國曆史的第二次大轉型，而這個過程始終與航海發現聯繫在一起，即率先走向海洋世界的國家也率先開始海外殖民、建立殖民帝國。因此，歐洲殖民帝國的興衰歷史就展現為邁向海洋、控制海洋、建立殖民地以及殖民地爭奪的歷史。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展開了海洋探險並在海外建立起殖民帝國，這些國家依靠基督教帝國的正統性，率先獲得在新發現的領土中建構全球殖民帝國的正當性。隨後興起的荷蘭、英國和法國在爭奪殖民地過程中，就遇到了來自基督教帝國的正當性挑戰。事實上，荷蘭、英國和法國等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實際上就是針對西班牙、葡萄牙及其背後的中世紀基督教文明帝國。由此，基督教帝國分裂為傳統的天主教集團和新興的新教集團，而荷蘭、英國這些新教帝國在競爭中逐漸取得了對西班牙、葡萄牙這樣的天主教帝國的勝利。

由於陸地與海洋不同的地理條件，歐洲國家在邁向殖民帝國的爭霸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海洋帝國與大陸帝國兩種不同的國家治理與殖民治理模式。荷蘭、英國這些新教帝國發展為以全球貿易為核心的海洋帝國，其內部採取共和政體，在殖民地治理中致力於實行在主權控制下開展自由商業貿易；而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後來的法蘭西、德意志和俄羅斯則大體上繼承了羅馬帝國-基督教帝國的大陸帝國治理形式，即內部治理採取君主制，在殖民地治理中以專制形式進行掠奪。由此可以看出，

全球性殖民帝國的興起加劇了帝國之間的競爭，而激烈的帝國競爭也急速地推動著現代科技、知識和觀念的變革，從而導致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這場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的帝國競爭一方面是歐洲內部諸殖民帝國之間的競爭，但另一方面隨著歐洲現代文明在全球的傳播，其他傳統帝國也被激發起來學習西方，並通過自身的改革參與到這場競爭中。德意志帝國和沙皇帝國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轉向殖民帝國，從而加入到全球帝國競爭中。類似地，地處中華帝國體系海洋邊緣的日本率先“脫亞入歐”，轉向海洋世界，將自己建構為殖民帝國並加入到全球殖民帝國的競爭中。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所有的全球性殖民帝國對建構最終稱霸全球的“單一世界帝國”的血腥爭奪。

▍“世界帝國”第一版：從英國到美國

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隨著愈演愈烈的帝國競爭，帝國的形態也發生著轉變。

一方面，在諸多全球性帝國的競爭中，出現了一個殖民地遍佈全球、能夠主導世界商業貿易、並能調控和維持歐洲諸多殖民帝國平衡的“世界帝國”，即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建構起來的“日不落帝國”。

另一方面，這種世界帝國的帝國治理模式也在不斷升級和轉變，即不再單純依賴對殖民地的掠奪，而是著眼於在科技和金融主導下對其經濟命脈的控制。然而，恰恰是這種新的帝國治理模式推動了帝國在殖民地治理中賦予後者越來越大的自主權，殖民地甚至出現與宗主國合併的傾向。英聯邦體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

這種新型帝國治理模式的出現，引發了殖民帝國內部關於“舊帝國”與“新帝國”、“殖民帝國”與“自由帝國”、“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辯論。正是霍布森和列寧在對“帝國主義”的政治批判中，傳統的殖民帝國被貼上了“殖民主義”的標籤，而“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則專門被用於指稱大英帝國所建構的這種新型帝國，即沒有殖民地的殖民主義。

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建構了全球帝國的第一版

兩次世界大戰將世界帝國的建構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我們之所以稱之為“世界大戰”，不僅是因為全世界所有力量都被捲入其中，而且意味著諸多全球性殖民帝國都在圍繞“世界帝國”的建構展開爭奪，而

一種是美國繼承了大英帝國晚期發展起來的“帝國主義”的新帝國模式，只不過用美元取代了英鎊，而日本、西歐對於美國而言就類似於大英帝國的“自治領地”；

另一種就是蘇聯依賴共同的共產主義信仰以及共產黨組織在各加盟共和國之間形成的穩定的政治聯盟。

這兩種世界帝國建構模式在意識形態上分別被貼上“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標籤，在價值形態上形成“自由”與“平等”的區別，而在帝國傳統中，它們依然是海洋帝國與大陸帝國的區別，兩種帝國的支配性力量分別是商業貿易與共同體道德。

由於我們對“帝國”這個概念的理解要麼侷限在古典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想象中，要麼侷限在對現代全球性殖民帝國的批判中，以至於當新型的“世界帝國”出現後，反而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特殊的帝國形態。

蘇聯帝國往往被批判為一個渴望領土和霸權的傳統帝國，而沒有看到這種帝國與傳統帝國的不同地方在於其共產主義理想包含著強烈的革命與解放的信念，從而建構單一世界帝國的努力。

而英美締造的世界帝國由於依賴貨幣、商業體系和國際條約體系，人們往往忽略其中新型帝國的建構意味，很容易將其理解為舊的殖民帝國在經歷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形成主權國家之後，平等地加入到國際體系中。

我們只看到聯合國這種名義上代表主權國家之間平等的國際體系，而忽視了聯合國本身乃是世界帝國建構的結果，而且是世界帝國建構進程中的一個鬥爭場域。冷戰結束後，美國拋開聯合國乃至國際條約的單邊主義，恰恰表明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建構已經完成；今天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都處在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美國基於國內法而採取的經濟制裁之所以能夠產生巨大效力，正是由於這個世界被組織進了唯一的“世界帝國”秩序中。

聯合國本身就是世界帝國建構的結果，也是世界帝國建構進程中的一個鬥爭場域

因此，“冷戰”的結束之所以被看作是“歷史的終結”，與其從意識形態上來理解，不如從“世界帝國”的角度來理解更為準確。美國在冷戰後主導的“全球化”，無論在理念上還是在戰略上，都是在推動美國的“帝國化”、建構單一的世界帝國。這在西方語境中往往被稱為“新羅馬帝國”。

從此，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離開全球貿易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法治和民主的體制。每個國家無論是否願意，都必然要捲入到世界帝國的建構進程中。國人常說的所謂“歷史三峽”，其實質也是走向“歷史終結”與“世界帝國”的過程。可以說，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全球化就是“單一世界帝國”的第一版，即從大英帝國到美利堅帝國所塑造的世界帝國模式。從此以後，世界各國都必須在自由、法治和民主的世界帝國秩序中追求各自的發展模式。

目前，美國在維持世界帝國上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尤其是來自俄羅斯的抵抗和中國的競爭。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競爭是在世界帝國體系內展開的競爭，是“世界帝國”形成之後爭奪帝國經濟和政治主導權的鬥爭，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為爭奪世界帝國首都中心的鬥爭。

儘管亨庭頓將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格局理解為“文明的衝突”，且這種文明衝突與歷史上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在地理分佈上有所重合，但我們絕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所謂“文明的衝突”不過是世界帝國內部的反叛，它必然是在今天“世界帝國”的體系中展開的，也必然要在技術、商業貿易和自由、法治之類“歷史終結”的普遍主義哲學敘述中展開。因此，未來的世界只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向前並加以重構，而無法徹底將此加以顛覆，除非整個世界退回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所建構的世界帝國。

▍結 語

20世紀以來，步入世界帝國已是人類的必然命運。無論對其懷著“永久和平”或共產主義的期望，還是對技術、經濟和政治霸權的批判和擔憂，我們都無法逃避世界帝國時代的到來。如果說世界帝國的形成源於區域性文明帝國之間的競爭，那麼今天的

世界帝國的形成徹底改變了以往流行的基於國內政治所形成的左派與右派的政治意識形態劃分，這在美國和歐洲的競爭性選舉中能夠清楚地看出。原來主張自由市場的右派在轉向民粹派，而左派卻變成了維護全球既得利益的建制派。這種意識形態倒錯恰恰反映了世界帝國在今天的危機，即沒有一種政治主張能夠解決其面臨的三大困境。可以說，我們今天正處在世界帝國第一版面臨失效並趨於崩潰，而第二版的構思還尚未到來的混亂、衝突和鉅變中的時代。

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帝國形態的轉換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人類歷史幾千年才推動帝國形態發生三次巨大轉變，而且每次轉變必然伴隨著巨大的衝突和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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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4月刊，原標題為“超大型政治實體的內在邏輯：‘帝國’與世界秩序”。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文化縱橫”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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