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德國（西德）的聯邦下院採取單選區與政黨比例代表制並行的選舉方式——單選區和政黨比例席位各299個（實際還有所謂“延伸席位”，每次不定），最近一次大選（2013年選舉），獲勝的聯盟黨（基民盟和基社盟）總得票率是41.5%，在聯邦下院佔有311個席位（總數630席）。
而完全不採用比例代表制，以統一的單選區制產生的英國議會下院，最近一次2015年選舉的獲勝者保守黨，得票率是36.9%，贏得331個席位，下院總議席數650，直接單獨過半。
而納粹黨在1932年7月、1933年3月的選舉中，就已經拿到了37.3%和44%的選票，都位列所有政黨第一。稍有政治和數學常識的人都不難看出，與“比例代表制導致納粹坐大、上臺”論恰恰相反，實際上，比例代表選舉制很可能一定程度的拖延了納粹最後篡取權力的時間。
無論是希特勒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政治對手，都沒有否定過這樣一個事實：到1933年1月，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德意志人，都是支持納粹黨以及它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當時任何其他政治派別的德意志政治家都沒有達到或接近過這樣高的支持率。
當人們注意到納粹運動的追隨者中不僅包括了來自“新”、“老”中間等級的群眾，而且也包括了來自其他社會各階級、階層、教派的群眾時，就不難看出納粹運動所具有的獨特的“獨裁式大眾聚會化運動”的特點。
事實上，希特勒要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裡奪取政權，並實現他對內建立法西斯極權獨裁統治的種族國家、對外奪取“生存空間”的目標，不僅需要組織起中間等級的反民主隊伍，而且本身更需要組織起一個具有更大包容性的社會聯盟，來作為他採取行動的手段。而這個社會聯盟也即是納粹主義的“民族共同體”。
納粹主義的“民族共同體”是專門為這樣的人設計的：這些人在現代化進程中，一直在不斷忍受著日益增長的孤獨之苦，因而渴望在日常生活中，能過上“令人愉快的集體生活”。這種“共同體意識”，不僅具有否認階級存在和階級鬥爭的反馬克思主義功能；而且也具有否認工業化社會多元利益衝突的現實性功能，因而本身也具有反民主主義、反自由主義、反共和主義的性質。
但是，在1929年至1933年的大危機年代裡，德意志社會對這種“共同體意識”的需求竟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納粹黨能成功地通過對此種意識的強調，召集到廣泛的群眾隊伍，來實現它所要達到的目標。
對於這種因果關係，人們只能從德意志現代化的長期進程中，從這個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發展中去尋找。
“共同體意識”的最初來源是與19世紀德意志現代化的快速進程聯繫在一起的，也是與高工業化所帶來的異化感受聯繫在一起的。這場現代化不僅導致了向資本主義工業新生產關係的轉變，而且也帶來了傳統價值標準的動搖和舊有社會聯繫的崩潰。
在這場“社會大裂變”中，客觀世界以比主觀想象的行為模式快得多的速度變化著，個人在舊有的社會中失去了傳統的法規，而又沒有能在這個新的社會中獲得一種安全地位。伴隨著德意志快速工業化的成果一起來臨的，還有社會兩極分化的加劇、現代階級的形成和階級鬥爭的興起。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在沒有來得及從政治上戰勝容克貴族階級的情況下，又面臨了工人運動的挑戰。
在強大的產業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的同時，社會中間層卻經歷了一場分裂化和非統一化進程的加速，因而也導致了這樣的結果：過去市民階級自由主義運動中的民主進步因素，在1848年革命後的年代裡，逐漸地被揮發掉了；而與此同時，出現了一種現代主義的共和主義，它是將共和國理解為與君主制相反的民主主義和社會自由的國家的，但這種共和主義卻已不是形成於資產階級之中，而是形成於反對容克貴族和資產階級統治的德國工人運動以及力量日益壯大的社會民主黨之中了，因而也使所有的佔有者階級的神經都緊張了起來。
在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厭惡和對工人運動的恐懼之中，工業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控住問題被提出來了。19世紀70年代中期，“講壇社會主義”理論家們為威廉帝國傳統的君主制獨裁提供了這種證明：“強有力的國家當局，是能夠使個人贏利追求的結果和諧地協調起來的。”這種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確切地講，促進的只是一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發展，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種“文化共同體”的思想發展起來。這種思想盡管帶來了現代福利國家政策的起源，也反映了部分理性的現代主義思想路線，但是，這條路線在當時仍然首先是為維持德帝國對這個正在發展著的多元化社會進行“自上而下”的控制服務的。不僅如此，這種思想還同時助長了一種“階級合作主義路線”，並極大地影響了社會民主黨主流派在帝國晚期和魏瑪共和國時代的政治方向。而在知識界的右翼保守主義的陣營內部，這種“階級和諧輪”卻轉而發展成一種“無階級論”和“反階級鬥爭論”的反現代主義理論。這一理論最為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保守主義的社會學家費迪南·特尼斯。
在特尼斯1887年出版的《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他集中展示了受到兩極分化威脅、喪失了社會地位安全感的德意志中間等級對現代化進程的抱怨。這種對資本主義的異化感受，導致的卻是對過去的非現代性社會特點的追念之情。
與“講壇社會主義”理論家們不同的是，在這種感情中，特尼斯頭一個公開地將臆想中的“無階級衝突”的過去、“農業文化共同體”，與現實存在的“工業階級社會”，作為一對反命題提出來了。他這樣描繪過去那個非現代性的社會：“在這個農業文化共同體中，佔統治地位的是日益增長的統一，各部分是有組織地進行協作的，因而也使一個人類家庭溫暖的世界。它是通過和睦一致、習俗和宗教來鞏固的，它是建立在人的本質願望的基礎上的。這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秩序才代表著必然的永恆和進步，而且也唯有在這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秩序中，民族性和它的文化才能得到保持。而階級鬥爭毀滅著國家，它使整個民族文化在社會文明中變味了，所以，文化也在不斷變化著的文明中瀕於死亡。”
事實上，被特尼斯美化了的這樣一種“共同體”從來就不曾存在過。因為就是在那個早已過去了的農本經濟時代裡，也一直存在著階級剝削、壓迫和階級衝突，存在著疾病、早夭、飢餓、戰爭、人身依附性與屈辱。然而，在特尼斯的筆下，出現的卻是一個過去充滿感情、無限美好的“共同體”與一個現今冷酷無情、不堪忍受的“契約社會”之間的對立，他甚至聲稱：“這個天然的人類共同體已經受到了一種非自然的階級社會的威脅。這種發展是令人不愉快的，因而必須加以阻止。”
這種阻止社會變遷的企圖儘管在歷史發展中證明是失效的，但也正是由於這種失效所帶來的恐慌，才首先在傳統精英的統治層裡引起了不同的凡響。強調普魯士“美德”和紀律化的容克貴族—大資產階級統治集團，不僅早已在一場政治制度現代化與傳統專制體制決裂的前景中，猜測到了對他們等級特權地位的危及，而且也在這種“共同體”意識形態中，看到了能為他們現存統治權力的凝固化服務的功能。因此，利用這種“無階級論”，不僅能夠為這個受到階級鬥爭震動的統治集團提供一個柔軟舒適的枕頭，而且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掩護下，他們也能減輕令人頭痛的階級鬥爭問題的打擾。當然，這個統治集團同時也在那些充滿擔憂的“老中間等級”身上找到了支持，因為這些以“獨立經營者”為特徵的“老中間等級”發現，他們僅僅只有在對經濟、社會和政治現狀的維持中，才可能找到死裡逃生的機會。這樣，在知識界右翼保守主義集團的協助下，也在他們之間，結成了一個反現代主義、反自由民主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好古者聯盟”。儘管工業化、都市化、社會利益多元化的發展在不斷地打破這個聯盟的美夢，但這個聯盟仍然頑固地將它所強調的“內部和諧化”作為現實，或者至少是作為基準點和目標來看待的。
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德帝國與外部世界的商業競爭變得日趨激烈。帝國政府積極推行“世界政治”，力圖跨出“中歐盒子”，奪取“陽光下的地盤”，因此，與其他列強國家爭奪殖民地的外部衝突提出了對“內部和諧化”更強烈的要求。“要求更多民族團結”的意識獲得了一種進攻性的態勢，它帶來的一個顯著結果就是“共同體”意識形態在德意志社會上的廣泛傳播。
這種非理性主義的、浪漫主義的“共同體”意識形態的傳播，恰恰是與“福利國家”這種具有現代理性精神的政策手段的實施聯繫在一起的，而且這項政策的推行本身就是帝國時代“民族集合化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斯·韋伯這樣寫道：“在這條道路上，我們要給我們的後代帶來的，不是全人類的和平與幸福，而是我們民族方式的維護和發揚。我們社會福利政策的目的，為的是使這個民族能在未來的艱苦鬥爭中達到整個社會的團結一致，它將強行打開現代經濟發展的大門。”
因此，繼1883年福利保險制度開始在產業工人身上貫徹以來，1911年又有了進一步的擴展。《職員保險法》的推行，其目標在於將正在崛起的又一個受僱者的新階層——職員階層——納入國家關照之下，並通過使這個新階層得到比產業工人優厚一倍的福利待遇，來培養他們“新中間等級”的自我意識。這不僅旨在分化整個受僱者隊伍，更在於“將這股種族情緒強烈、在內政上表現出矛頭向上並具有攻擊性的社會力量，納入到保守主義的國家當局的指揮棒下，並引向外部。”
總之，這種“避免社會內部衝突的戰略”營造出一種“內部和諧化”的氣氛，它使“共同體”意識不僅為“新”、“老”中間等級普遍接受，而且也為不少的工人，尤其是農業工人和天主教集團中的工人所接受，以至於它發展成為德意志社會自我理解的民俗學的一部分了。在這種民俗學中，引出了一連串的反命題，即“德意志文化”與“西方文明”的對立，“共同體”與“階級社會”的對立，“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國際主義”的對立。在這些反命題中，前者是作為理想出現的，而後者則是作為深深厭惡的、也是堅決加以反對的東西來出現的。這種反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對於德意志民族主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崛起的影響和意義無疑是巨大的。
德意志民族主義運動本身就是由於19世紀初拿破崙入侵才真正誘發起來的。這個運動中佔上風的文化浪漫主義、非理性主義的思想潮流，從來就是決定性地拒絕1789年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的。在這個思想潮流中，“民族”這個概念從來就不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表達，而是作為“某種語言、習俗、歷史上具有獨特天性的東西”來理解的。
在19世紀後半期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中，人們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失去的傳統聯繫越多，這個佔上風的民族主義思想潮流就越是密切地與“共同體”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因而也是神話般地、不加批評地將“民族”強調性地理解為“一個發展起來的命運集體，個體是無條件地為這個共命運的集體服務的。在必要時，個體必須為這個共命運的集體而獻身。”
德國學者洛塔爾·嘉爾對此作出了這樣的評價：“正是在這裡，首次顯示出，民族主義的思想也是能從它原始的關聯中分離出來，變成落後的東西，併為反動的目標服務的。”
正是這種非理性主義的潮流，才造就了威廉時代的“德意志民族意識”，它在兩代人的時間裡，發展成一種包括了所有居民組織的一體化力量，國民的效忠最後也幾乎排它性地遵循著帝國權力擴張的方向。對社會結構來說，“它造成的後果是，由於以命令和服從為基礎的等級秩序，民族運動中原有的平等原則被排擠掉了。在威廉德國對外狂妄目標追求的影響下，民族主義變成了民族沙文主義，變成了一種具有奇特動力，而又失去了目標的不知疲倦的一代人的政治宗教。”
在這裡，這個社會內部“團結一致”的意識形態被統治者有意地移進了一幅“民族處於被包圍狀態”的圖畫之中，因而這個民族中的所有成員都必須同舟共濟，形成一個為之而獻身的“共同體”。也正是在這裡，外部壓力必然加強內部統一的法則，由於威廉帝國奪取世界霸權的冒險目標而被濫用了，因為那種自己製造出來的外部壓力，以及經常掛在嘴邊的外部壓力，連同現實中的外部壓力一起，被用來充當了將人們注意力從社會內部的“混亂局勢”中轉移開來的工具。德意志“反西方的戰鬥”、“反1789年精神”的“1914年思想”正是這種真相的表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用義務、正義、秩序來反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德意志口號，在帝國內部政治實踐中最為突出的體現，就是1914年8月全德意志社會的各政治集團之間達成的那個“從感情上克服階級對立”、“消除黨派鬥爭”、“一致對外”的“城堡和平”。
這個“城堡和平”的締結，標誌著德意志已建立起一個民族主義的“戰爭共同體”，它起先還並沒有在內部採取公開敵視猶太人的態度，也就是說，“同化了的”德意志猶太人還是被包括在這個“團結一致”的“戰爭共同體”內部的。但是，這種帶有文化浪漫主義強烈色彩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本身總是極力證實自身民族有著與眾不同的獨特優越性，並將這種優越性歸結為文化來源甚至是人種上的優越性的。隨著德帝國戰爭勝利前景的動搖，民族主義者們所鼓吹的“內部更加一體化”導致了這種發展趨勢：德意志人越是“德意志化”，猶太人就越是“異體化”。這是因為，唯有將不利的戰爭局勢歸罪於“混入內部的敵對種族”——猶太人——的破壞，才能安慰受到挫傷的民族自尊心，才能再度鼓舞起民族的戰爭士氣，也才能證明德意志民族本身是不可戰勝的。由此可見，這種“內部更加一體化”，已經反映出這個正在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唯有在反對“異族敵人”的戰爭狀態下，才有可能維持“內部一致”了，而且這種“內部一致”，也唯有通過一種與獨裁政治直接發生聯繫的民族主義，才得以維持了。對於希特勒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
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民族共同體”正是從對“1914年思想”以及“城堡和平”的回憶中才獲得靈感的，而且也是1914-1918年“戰壕意識”的體現。這個“民族共同體”實質上是一個由德意志中間等級的右翼政治激進派們進行組織，有希特勒個人實行極權獨裁統治，吸收所有社會階級、階層、教派參加，並以軍事化作為永久性衝擊方向的社會聯盟。不過，這位納粹“元首”還在其中加上了更為鮮明、更為激進的種族主義思想內涵，從而也帶來了一場對1918年“城堡和平”的“超越”。通過這場“超越”，傳統的“文化共同體”、民族主義的“戰爭共同體”發展成為一個種族主義的軍事共同體，而這被他稱之為一場所謂的“民族革命”。
希特勒這樣聲稱：“在這個共同體內，日耳曼人作為純潔的雅利安人，是健康、強壯的人，這就是理想；他們樸實、簡單、勤勞、忠誠，沒有身體上和精神上的缺陷；在民族夥伴令人愉快的關係中，作為生機勃勃的能動者，他們將時刻聽從領袖人物的召喚，去實現古老的人類夢想；他們是英勇的戰士，他們將毫不猶豫地為整體獻身！”
通過將自身民族提高到超凡脫俗，直至天際的無以復加的高度，來獲取民族的自我價值感、榮譽感和崇高感，通過對“共同體意識”的呼籲，來喚起並組織這個民族，固然可能給這個民族帶來超凡的成就，但也同樣可能給這個民族帶來超凡的苦難，這早已是德意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中得到過證明的結論。
然而，在這個“共同體意識”不斷獲得市場的社會里，這樣一種激進的反現代主義的、種族主義“民族共同體”理想，不僅對“新”、“老”中間等級，而且對保守主義的傳統政治精英們以及容克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甚至對相當多的工人來說都產生了日益增強的吸引力。
這種“共同體意識”之所以能不斷獲得市場，要歸因於德意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敗以及戰後魏瑪時代的艱苦歲月。首先，這個民族在戰爭中的失敗，對於不明軍事局勢而聽信最高軍事當局戰爭宣傳的廣大群眾來說，是“普遍感到意外”的，因為直到1918年上半年，德軍還在東部戰線上奪取過大量地盤。而戰爭的失敗，以及以“1789年法蘭西思想”為基礎的魏瑪民主制度的建立，使得這個自從拿破崙戰爭以來從未吃過敗仗的民族，這個數百年以來一直與王朝發生著密切聯繫的民族，在社會心理上一次性的失去了中心基準點。民族主義的意識和“共同體”的文化價值觀念，並不能適應這種文化。戰爭的失敗是由於“背後有人捅刀子”的理論，能從右派圈子中向外迅速傳播開來，正是這種不能適應的反映，這種理論是將戰敗的責任推到猶太人和“猶太化的”社會民主黨人身上。因此，這種與過去時代的普遍精神聯繫，自然成為對魏瑪民主共和制的一種潛在威脅。
其次，如果這場德意志民主制度的頭一次嘗試，能有一場長期穩定的經濟繁榮作保證的話，這種潛在的威脅或許是能夠慢慢加以克服的，不少歷史學家都指出了這一點。但是，這種期待不過是一場過眼雲煙，1918年至1923年的“超通脹”，1929年至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僅僅14年的民主生涯中就有近10年的經濟災難！魏瑪共和國危機重重的經濟狀況與粗暴發展的“生產合理化”，導致了德意志社會由多元化向“碎片化”的發展趨勢，即使是同一階級、階層中的人也完全可能處於不同的境遇之中，更不要說不同階級、階層中人的不同處境了。與此同時，這場步履艱難的現代化進程還導致了社會福利保險制的危機和廣大群眾安全保障的完全喪失感，因為在高失業率的背景下，當需要幫助者個人的社會困境最大的時候，也正是他能從這個社會中得到的幫助最小的時候，這個在帝國時代經濟增長時期不易察覺的福利制度運行結構中的固有的基本矛盾，在大危機年代中暴露無遺。因此，當民主主義被排擠到政治邊緣上去的時候，當堅持傳統世界觀的保守主義再也無力控制現代化社會的尖銳矛盾的時候，當堅持新現代性方向的馬克思主義只能為部分失業工人所接受的時候，唯一還有可能跨越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的區別和矛盾的政治信仰就只剩下民族主義了，因為民族主義的信仰者可以是來自不同社會集團、不同政治派別中的任何人。對於陷於日益“社會孤立化”之中的人們來說，除了還能在“民族同一性身份”上找到共同一致的東西外，再也找不到彼此之間能得到一致認同的其他東西了。
因此，當這場社會心理上的損失和經濟災難，與一場西方民主國家、也是戰勝國所強加在頭上的“凡爾賽民族恥辱”聯繫在一起的時候，不滿的民族情緒，便成為了共和國時代自始至終唯一得到不斷髮展的東西，而且在大危機中獲得了加倍的膨脹。民族主義的情緒越是得到膨脹，對“共同體意識”的認同感就變得越是強烈，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希特勒的“民族革命”才獲得了它日益增強的“感召力”。
這種尋求“內部一致性”的需求本身有著一種在外部尋找一致性對立物的傾向。對於納粹黨的宣傳來說，將外部世界“魔鬼化”無疑是最便利、最有效的手段，而這個外部的魔鬼就是“猶太人”，因為在納粹種族教義的解釋中，“猶太人既是階級鬥爭思想的發明者，同時也是國際現金交易資本主義的創造者，以及德意志只有的頭號敵人。”因此，無論是西方的國際金融資本主義，還是東方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都被說成是“猶太人企圖統治世界的陰謀”。
約瑟夫·戈培爾這樣宣稱：“這個外部世界的魔鬼已通過魏瑪共和國——這個猶太人的共和國——在統治德意志人了，迄今為止的所有災難就是證明！這個民族不僅已被包圍，而且已經開始被滲透了！……猶太人已經腐蝕了我們的民族，敗壞了我們的道德，破壞了我們的風俗，瓦解了我們的力量，因此，必須迅速重建起這個民族自身純潔、堅強的共同體！”
當然，所有這些關於“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宣傳，正是為那些對現代化嚴酷的現實性感到憤慨，而又在政治上天真爛漫的人們設計的；為那些精神上迷失了方向的人們設計的；也是作為建立、鞏固、強化納粹極權獨裁統治的一種手段而設計的。
納粹黨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名稱，之所以沒有成為迫切要將自己作為“國際無產者”的產業工人階級區別開來的德意志“新”、“老”中間等級加入這個“民族共同體”的阻力，相反卻成了為這個“共同體”召集社會各階層民眾具有吸引力的標籤，其關鍵並不在於納粹黨黨名向不同階級的人各投所好，而在於“社會主義”、“工人”這兩個概念，在希特勒絕妙的解釋中，是完全與他的“民族”意識劃等號的。在這裡，他只強調了一件東西，那就是德意志的“民族共同體”。對黨名中的“社會主義”標籤，希特勒作了如下的說明：“任何人，只要瞭解我們偉大的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的意思是：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再也沒有任何東西高於德國、德國人和德國的土地的人，這樣的人就是社會主義者！”在回答黨名上為什麼要安上“工人”的字眼時，希特勒這樣說道：“每個民族同胞都應將自己看作是這個民族的工人，無論他是資產者，還是無產者！”正是在這種對階級界線有意識的模糊中，“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概念，已完全被“民族共同體”意識偷樑換柱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存在與意識的獨立關係的科學定義，也被完全顛倒了。當然，也唯有通過對這種帶有“社會主義”和“工人”標籤的“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強調，希特勒的獨裁者地位才能真正建立起來，這是因為唯有在“克服”（嚴格地講，是模糊和掩蓋）了階級對立的“城堡和平”的秩序下，每一位“純種的”民族同胞與作為“民族化身”的“元首”的關係才是一樣的，即都是這位“第一工人——元首”的工人，無論他是資產者，還是無產者！而且也唯有通過這個“民族共同體”對階級對立的“克服”，這位“元首”才能率領這支“一致對外”的德意志隊伍去發動一場“奪取生存空間”的戰爭。
對於這場所謂的“民族革命”，希特勒的忠實信徒羅伯特·列伊做了這種說明：“這場偉大的革命是從1914年8月就開始了的，因為唯有在戰壕裡，這個民族才再度地聚集在一起了，炮彈與地雷是不會去尋問你出生的高貴與低賤，你是富人還是窮人，你屬於哪個教派、哪個等級的。而今天，唯有跟隨元首去進行戰鬥，也唯有用暴力的方式才能檢驗這個共同體的意志和精神！”
如果說在毀滅魏瑪議會民主制上，希特勒最後成功地做到了自由軍團的貴族領導們在共和國初期所沒有做到的事情，那麼這種成功的部分原因也顯然在於，以這場大危機為契機，希特勒的納粹黨恰恰通過它的“民族共同體”意識中更大的包容性和模糊性，通過議會外宣傳手段的使用，成功地動員起全民族範圍內廣泛的民眾階層。自由軍團固然屬於他最重要的先行者和開路先鋒，而且他們之間的目標在許多方面都是一致的，甚至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若沒有前自由軍團成員在組織和軍事上所作的貢獻，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由軍團團的領導是與容克軍官團的舊貴族—資產階級社會傳統密切相聯的，這種傳統本身就妨礙著這場反民主運動朝群眾性的方向發展。而希特勒這位上等兵，突破了這種軍官貴族精英傳統的障礙，並將這場反民主運動發展成一場沒有精英限制的廣泛的大眾化運動。正如德國曆史學家，社會學家羅伯特·埃利亞斯所指出的那樣：“希特勒是比過去所有的右派都更加強調‘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而這種‘日耳曼種族成員資格’，比較起那種所謂‘出身良第的貴族社會成員資格’來說，也無疑為更多的人打開了通向‘希望’的大門。”
在這裡，人們不難找到希特勒的納粹黨奪權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政黨儘管沒有成功地通過選民來奪取政權，但它在議會競選上的成就，無疑是這個政黨最後能獲取政權的一個廣泛而根本性的前提，而這種成就本身就得益於對德意志“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煽動性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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