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國剛
中國與南亞地區的佛教文化交流是古代中西交流的重要內容。
佛教產生於公元前六至五世紀的古印度，是在印度古代婆羅門教和耆那教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受到古代印度哲學的重大影響。在悉達多•喬達摩（Siddhartha Gautama，約公元前566-486年）初創之後，經過很長時間的發展過程才逐漸成熟和完善，並開始向外傳播。
早期佛教的基本教義可以歸結為“四聖諦”“十二因緣”和“八正道”。所謂“四聖諦”，是指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四個真理，這是早期佛教教義的基本要點。“十二因緣”是苦、集二諦的延伸，主要內容是分析苦因和論述三世輪迴。“八正道”則是道諦的發揮，具體指出了八種解脫諸苦、決斷輪迴、達到涅盤境界的途徑和方法。佛教的這些觀念與中華儒家文化大異其趣，差異構成了雙方交流的勢能。
佛教東傳
佛教入華有東來傳法與西行取經二途。東漢初年佛教始傳中土之後，大量中亞、南亞僧人以弘法為目的進入中原，中印之間的海路交通更因有大量佛教僧侶頻繁往還而被學者們稱為“佛教之路”。自三國時期始，西行求法的中國內地僧人，有名可考者二百多人，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朱士行、法顯和玄奘。
就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一位西去求法的僧人是三國曹魏時期的穎川人朱士行。朱士行在洛陽白馬寺出家時，深感東漢以來硬譯的佛經文句艱澀，刪節又多，不易理解，於是發誓前往西域尋求原本。公元260年，他從雍州（陝西西安）出發，西渡流沙。既至於闐，求得經書，名為《大品》，後由竺叔蘭、無留叉等譯出，就是《放光般若經》二十卷。朱士行雖僅至於闐，所傳佛經也只有一部，但他此舉促進了大乘佛學在中原的傳播，且開中原僧人西行求法之先，此後西行求法的中原僧人愈多。
三國曹魏時期的穎川人朱士行是中國最早的一位西去求法的僧人。
法顯（約公元340-422年），俗姓龔，平陽武陽（今山西襄垣）人，幼年因體弱多病而常居寺院中，20歲時受比丘戒正式出家。因感慨於當時律藏殘缺，法顯立志要到印度求取律藏戒本，以約束僧眾。他在東晉隆安三年（公年399年）以62歲高齡攜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智儼等自長安西行，經河西走廊、西域和蔥嶺，從陸路抵達印度北天竺，行程三年。此時同行諸人或先期折回，或中途謝世，僅剩道整相伴。他們又繼續南行至佛教盛行之摩揭陀國，搜求經律，抄寫律本，並習梵文。道整樂不思歸，於是只有法顯一人於公元409年起身回國。法顯從恆河河口乘商船，沿印度洋航線返抵青州長廣郡牢山（今青島嶗山），因旅途頗費周折，耗時約四年。法顯抵國在義熙八年（公元412年）七月，距其出發已歷十四年，已是75歲的老人了，但依然筆耕不輟，在建康道場寺與佛馱跋陀羅合譯經律論六部，計24卷。這些佛典的翻譯對中國佛學的發展意義重大，如《涅盤》一經首倡佛性之說，《摩訶僧祇律》則是佛經戒律的五大部之一。此外，法顯還將自己十四年遊歷三十餘國的經歷寫成《法顯傳》（《佛國記》），在航海史上有巨大的價值。
法顯（影視形象）
玄奘（公元600-664年），出生於洛州緱氏（今河南堰師），13歲就剃度出家，鑽研佛教經典，此後又四方遊學，28歲來到長安，此時已是“擅聲日下，譽滿京邑”。玄奘在求學過程中對於業已產生的中國佛教各宗派傳揚之義理終有疑惑，而考之經典，卻莫知適從，於是決心前去印度求取佛經原本，“誓遊西方，以向問惑”。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9年），玄奘從長安出發，沿絲綢之路西行。他不顧涼州官府阻撓，偷渡邊防重鎮瓜州（今甘肅安西），經莫賀延磧和伊吾，到達高昌，受到高昌王熱情款待。自高昌出發再經中亞，歷千辛萬苦而到達印度。玄奘在印度遊學各地，逢師請益，對當時印度佛教大小乘各家學說及其他一些知識都留心學習。他特別在當時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爛陀寺（今印度比哈爾邦巴特那附近）停留五年，師從佛學權威戒賢和勝軍，學識更加淵博精詣。戒日王曾為他專門設立兩次法會，其中曲女城法會有印度十八國國王和諳知大小乘的僧侶四千餘人參加，還有大量外道、大臣和使者等出席。佛會進行十八天，玄奘作為論主，闡揚佛法，竟無一人詰難，聲名震撼五印度。公元641年，玄奘啟程回國，經絲路南道於公元645年回到長安。玄奘對中國佛教貢獻巨大，除帶回大量印度佛教經典並將其部分譯為漢文外，他還是法相宗（或稱唯識宗）的創始人，這一宗派在唐代也曾盛極一時。此外，玄奘還以自己親身經歷為基礎撰《大唐西域記》，記述了他所經歷或聽聞的一百三十八個國家、地區及城邦的歷史、地理、風俗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識，保存大量珍貴史料，至今依然是研究中亞和南亞地區的古代史和宗教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獻。
玄奘畫像
佛典漢譯
入華僧人多有譯經活動，而中原求法僧人回國後也以譯經為首善之業。佛教作為一種域外文化，當然要將其經典漢譯之後才能廣泛傳播，漢唐之間的確有一場佛典漢譯的熱潮，而東來傳法的外國僧人在開始階段率先成為佛典漢譯的主要承擔者，唐代始以華人為譯經主力。
魏晉時期諸多來華僧人之中，在佛典漢譯中貢獻最大者當推竺法護。南北朝時期，參與佛典漢譯的僧人更多，其中最著名者當屬鳩摩羅什（公年343-413年）。
鳩摩羅什出身印度婆羅門望族，其父放棄國相之位，出家東遊，定居龜茲國，被尊為國師，並被迫娶龜茲王之妹，生有鳩摩羅什兄弟二人，又棄家遠遊。鳩摩羅什自幼聰慧過人，七歲時隨母親一同出家，西遊拜師，在罽賓等地遇名師指點，學問日增。當他回到故地龜茲時，已經是以博學著稱的學者。公元384年，前秦苻堅出兵進攻龜茲，命大將呂光迎鳩摩羅什到長安，但此後在肥水之戰中，苻堅大敗，前秦滅亡，於是呂光據涼州自立，並把鳩摩羅什留在涼州達十七年之久。公元401年，後秦姚興攻克涼州，獲得慕名已久的鳩摩羅什，把他接到長安，待以國師之禮，鳩摩羅什自此得以潛心翻譯介紹大乘佛學。印度大乘佛教有兩大派別，一為中觀學派，又稱“大乘空宗”，一為瑜伽行派，又稱“唯識學派”或“大乘有宗”。鳩摩羅什是在中土弘揚中觀學派的第一人，根據般若經類而設立的大乘性空緣起之學經過他的翻譯被系統地介紹過來。他的工作也對隋唐以後中國佛教各宗派的形成有極大促進作用，如他所譯《中論》《百論》和《十二門論》，是三論宗依據的主要經典；所譯《阿彌陀經》是凈土宗的主要經典；《法華經》是天台宗的主要經典；《成實論》是成實學派的主要經典。印度大乘學派的另一支唯識學派，則在唐代由玄奘介紹入華。
鳩摩羅什在長安十年，所譯佛典的數目，據《出三藏記集》卷二記載為三十五部，計294卷，據《開元釋教錄》記載則為七十四部，計384卷，僅次於唐代玄奘。鳩摩羅什的譯著不但數量龐大，翻譯質量也達到一個新高度。他在譯文處理上採取了直譯與意譯相結合的方法，不但要傳達出原文的意蘊，還力求表達出原本的語趣，所以後人認為他的譯文在語言優美和內容準確方面同時達到前人未有的高度，梁啟超贊其曰：“譯界有名之元勳，後有玄奘，前則鳩摩羅什。”（梁啟超：《飲冰室佛學論集》）
鳩摩羅什畫像
在唐代，佛經漢譯的人員構成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漢地僧人不再像以往那樣只擔任輔助性工作，而成為譯經的主要承擔者，不過異域僧人也在繼續譯經。唐代入華異域僧人中從事佛典漢譯的中心人物是善無畏、金剛智與不空，他們都是玄宗時代來華，號稱“開元三力士”，將印度純粹的瑜伽密教傳入中國。
唐代譯經的中國僧人則以玄奘和義凈二人為著，他們不但具有高深的佛學素養，而且都有遊歷印度的經歷，精通梵漢文字。玄奘西行取經，歷時十七年，從印度帶回佛教經律論五百二十篋，計六百五十七部。自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到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他去世前一月的十九年中，玄奘共譯出經、論七十五部，計1335卷，譯作數量之多，古今罕匹。據統計，從隋開皇元年（公元581年）到唐貞元五年（公元789年）的二百零八年間，譯經者五十四人，譯出總數為2713卷，而玄奘一人幾佔一半。從譯經質量看，他一人精通梵、漢文與佛學，改變了過去以外國僧人為主譯的情況，能夠“唐梵二方，言詞明達，傳譯便巧”（《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收《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他的譯風既非直譯，又非意譯，而是融會直、意，形成“精嚴凝重”的翻譯文體。
無論是西行求法還是佛典漢譯，能與玄奘相媲美的唐代僧人只有義凈。義凈（公元635-713年），本姓張，14歲出家，立志西行求法，北宋贊寧《宋高僧傳•義凈傳》載其“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公元671年，義凈自廣州出發，沿海路前往印度。到印度後，在各地遊學，歷時二十五年，遍訪三十餘國，直到公元695年才攜帶梵書佛典約四百部自海路歸國。義凈回國後，初與于闐僧人實叉難陀合譯《華嚴經》，後獨自翻譯，並組織宏大的譯場，中外許多高僧都參與其事。《宋高僧傳•義凈傳》載其在武后久視元年（公元700年）至睿宗景雲二年（公元711年）的十二年間，共譯出佛經五十六部，計230卷。義凈譯經專攻律部，聲名盛極一時。此外，他還譯出瑜伽系及密宗方面的佛典多種，這些佛典都是玄奘未能譯出而有待補缺的。義凈對於譯經極為認真，常於譯文下加註以分辨梵語音義。從這些註文中可看出義凈譯經確有獨到之處，正如唐中宗《三藏聖教序》所說：“古來翻譯之著，莫不先出梵文，後資漢譯，摭詞方憑於學者，銓意別秉於僧徒。今茲法師，不如是矣，既閒五天竺語，又詳二諦幽宗，譯義綴文，鹹由於己出；措詞定理，匪假於旁求。”在《宋高僧傳•義凈傳》中，贊寧對義凈之譯經的評價是：“傳度經律，與奘師（玄奘）抗衡；比其著述，凈（義凈）多文。”
義凈法師銅像
贊寧在《宋高僧傳•義凈傳》中對東漢迄於隋唐之佛典漢譯的成就，以及玄奘、義凈的譯經貢獻，有一個生動精闢的概括：“自漢至今皇宋，翻譯之人多矣。……唯西唯東，二類之人未為盡善。東僧往西，學盡梵書，解盡佛意，始可稱善傳譯者。宋齊以還，不無去彼回者，若入境觀風必聞其政者，奘師、凈師為得其實。此二師者兩全通達，其猶見璽文知是天子之書，可信也。”唐代譯經主力轉為中國人，這也是佛教加速中國化的一個表現，而佛教中國化亦在唐代最終完成，持續了幾百年的譯經熱潮也因此逐漸退去。
佛教漢語詞彙
佛經漢譯對中國文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內涵，還有一項直接貢獻就是豐富了漢語的詞彙。東漢到唐末八百年間，大量梵文佛經被譯成漢文使得數以千計的佛家詞語進入漢語新詞彙中。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類是梵語音譯詞變成中文熟語，如“涅盤”“般若”“菩提”“瑜伽”“禪那”“剎那”“袈裟”“夜叉”等。第二類是用漢字新造詞來表達佛教的特定含義，如“真如”“光明”“法界”“眾生”“因緣”“果報”“地獄”“天堂”“無量”“方便”“圓通”“不可思議”“不二法門”“五體投地”。這兩類詞共同構成了漢語的新成分。第一類則是中文本有的詞彙，但被佛經借用並使其詞義發生變化，且其與佛教有關的詞義從此成為它的最基本和最常用含義，如“本師”“祖師”“居士”“侍者”“眷屬”“長老”“佈施”“供養”“煩惱”“印可”。
《經典釋文》是中國第一部為儒道典籍注音釋義的專書辭典，也是漢魏以來群經音義的總彙。
《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宋齊梁陳隋各書以及南北史等歷朝正史已經開始收錄這類詞彙，文人更常在作品中引用佛經詞語。發展到唐代，這類與佛教有關的新語彙也足可稱蔚為大觀，同時由於佛經漢梵交錯，字義多變，使用辭書很有必要，這些都促成對專門性辭書的需求。另一方面，唐代重視語言文字的規範化，在唐太宗的推動下（曾頒佈顏師古的“五經定本”作為天下士人讀書的依據），字樣之學（以規範字體為宗旨）、音韻之學和音義之學都興盛一時。音義之學方面，成書於陳後主到唐武德年間的《經典釋文》是中國第一部為儒道典籍注音釋義的專書辭典，也是漢魏以來群經音義的總彙。高宗、武后時期，史崇、崔湜及沈佺期等撰《一切道經音義》一百三十卷。而在編纂音義學辭書之風潮和對佛教辭書之需求的雙重作用下，貞觀末年便有玄應撰《玄應音義》。憲宗初年，慧琳更彙集前人之作撰《一切經音義》（又名《慧琳音義》）一百零三卷，從一千三百多部佛經中收詞釋義，訓解四萬多字，成為佛經音義的總彙。至今有些詞語如“世界”“解放”“發願”“真相”，究竟是佛教詞彙，還是佛教影響下造作的詞彙，已經很難辨認了。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長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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