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国刚
中国与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是古代中西交流的重要内容。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是在印度古代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受到古代印度哲学的重大影响。在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约公元前566-486年）初创之后，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才逐渐成熟和完善，并开始向外传播。
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可以归结为“四圣谛”“十二因缘”和“八正道”。所谓“四圣谛”，是指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四个真理，这是早期佛教教义的基本要点。“十二因缘”是苦、集二谛的延伸，主要内容是分析苦因和论述三世轮回。“八正道”则是道谛的发挥，具体指出了八种解脱诸苦、决断轮回、达到涅盘境界的途径和方法。佛教的这些观念与中华儒家文化大异其趣，差异构成了双方交流的势能。
佛教东传
佛教入华有东来传法与西行取经二途。东汉初年佛教始传中土之后，大量中亚、南亚僧人以弘法为目的进入中原，中印之间的海路交通更因有大量佛教僧侣频繁往还而被学者们称为“佛教之路”。自三国时期始，西行求法的中国内地僧人，有名可考者二百多人，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朱士行、法显和玄奘。
就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一位西去求法的僧人是三国曹魏时期的颖川人朱士行。朱士行在洛阳白马寺出家时，深感东汉以来硬译的佛经文句艰涩，删节又多，不易理解，于是发誓前往西域寻求原本。公元260年，他从雍州（陕西西安）出发，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求得经书，名为《大品》，后由竺叔兰、无留叉等译出，就是《放光般若经》二十卷。朱士行虽仅至于阗，所传佛经也只有一部，但他此举促进了大乘佛学在中原的传播，且开中原僧人西行求法之先，此后西行求法的中原僧人愈多。
三国曹魏时期的颖川人朱士行是中国最早的一位西去求法的僧人。
法显（约公元340-422年），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幼年因体弱多病而常居寺院中，20岁时受比丘戒正式出家。因感慨于当时律藏残缺，法显立志要到印度求取律藏戒本，以约束僧众。他在东晋隆安三年（公年399年）以62岁高龄携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智俨等自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西域和葱岭，从陆路抵达印度北天竺，行程三年。此时同行诸人或先期折回，或中途谢世，仅剩道整相伴。他们又继续南行至佛教盛行之摩揭陀国，搜求经律，抄写律本，并习梵文。道整乐不思归，于是只有法显一人于公元409年起身回国。法显从恒河河口乘商船，沿印度洋航线返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青岛崂山），因旅途颇费周折，耗时约四年。法显抵国在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七月，距其出发已历十四年，已是75岁的老人了，但依然笔耕不辍，在建康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六部，计24卷。这些佛典的翻译对中国佛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如《涅盘》一经首倡佛性之说，《摩诃僧祇律》则是佛经戒律的五大部之一。此外，法显还将自己十四年游历三十余国的经历写成《法显传》（《佛国记》），在航海史上有巨大的价值。
法显（影视形象）
玄奘（公元600-664年），出生于洛州缑氏（今河南堰师），13岁就剃度出家，钻研佛教经典，此后又四方游学，28岁来到长安，此时已是“擅声日下，誉满京邑”。玄奘在求学过程中对于业已产生的中国佛教各宗派传扬之义理终有疑惑，而考之经典，却莫知适从，于是决心前去印度求取佛经原本，“誓游西方，以向问惑”。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他不顾凉州官府阻挠，偷渡边防重镇瓜州（今甘肃安西），经莫贺延碛和伊吾，到达高昌，受到高昌王热情款待。自高昌出发再经中亚，历千辛万苦而到达印度。玄奘在印度游学各地，逢师请益，对当时印度佛教大小乘各家学说及其他一些知识都留心学习。他特别在当时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附近）停留五年，师从佛学权威戒贤和胜军，学识更加渊博精诣。戒日王曾为他专门设立两次法会，其中曲女城法会有印度十八国国王和谙知大小乘的僧侣四千余人参加，还有大量外道、大臣和使者等出席。佛会进行十八天，玄奘作为论主，阐扬佛法，竟无一人诘难，声名震撼五印度。公元641年，玄奘启程回国，经丝路南道于公元645年回到长安。玄奘对中国佛教贡献巨大，除带回大量印度佛教经典并将其部分译为汉文外，他还是法相宗（或称唯识宗）的创始人，这一宗派在唐代也曾盛极一时。此外，玄奘还以自己亲身经历为基础撰《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所经历或听闻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地区及城邦的历史、地理、风俗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保存大量珍贵史料，至今依然是研究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古代史和宗教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
玄奘画像
佛典汉译
入华僧人多有译经活动，而中原求法僧人回国后也以译经为首善之业。佛教作为一种域外文化，当然要将其经典汉译之后才能广泛传播，汉唐之间的确有一场佛典汉译的热潮，而东来传法的外国僧人在开始阶段率先成为佛典汉译的主要承担者，唐代始以华人为译经主力。
魏晋时期诸多来华僧人之中，在佛典汉译中贡献最大者当推竺法护。南北朝时期，参与佛典汉译的僧人更多，其中最著名者当属鸠摩罗什（公年343-413年）。
鸠摩罗什出身印度婆罗门望族，其父放弃国相之位，出家东游，定居龟兹国，被尊为国师，并被迫娶龟兹王之妹，生有鸠摩罗什兄弟二人，又弃家远游。鸠摩罗什自幼聪慧过人，七岁时随母亲一同出家，西游拜师，在罽宾等地遇名师指点，学问日增。当他回到故地龟兹时，已经是以博学著称的学者。公元384年，前秦苻坚出兵进攻龟兹，命大将吕光迎鸠摩罗什到长安，但此后在肥水之战中，苻坚大败，前秦灭亡，于是吕光据凉州自立，并把鸠摩罗什留在凉州达十七年之久。公元401年，后秦姚兴攻克凉州，获得慕名已久的鸠摩罗什，把他接到长安，待以国师之礼，鸠摩罗什自此得以潜心翻译介绍大乘佛学。印度大乘佛教有两大派别，一为中观学派，又称“大乘空宗”，一为瑜伽行派，又称“唯识学派”或“大乘有宗”。鸠摩罗什是在中土弘扬中观学派的第一人，根据般若经类而设立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经过他的翻译被系统地介绍过来。他的工作也对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形成有极大促进作用，如他所译《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是三论宗依据的主要经典；所译《阿弥陀经》是凈土宗的主要经典；《法华经》是天台宗的主要经典；《成实论》是成实学派的主要经典。印度大乘学派的另一支唯识学派，则在唐代由玄奘介绍入华。
鸠摩罗什在长安十年，所译佛典的数目，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为三十五部，计294卷，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则为七十四部，计384卷，仅次于唐代玄奘。鸠摩罗什的译着不但数量庞大，翻译质量也达到一个新高度。他在译文处理上采取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不但要传达出原文的意蕴，还力求表达出原本的语趣，所以后人认为他的译文在语言优美和内容准确方面同时达到前人未有的高度，梁启超赞其曰：“译界有名之元勋，后有玄奘，前则鸠摩罗什。”（梁启超：《饮冰室佛学论集》）
鸠摩罗什画像
在唐代，佛经汉译的人员构成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汉地僧人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担任辅助性工作，而成为译经的主要承担者，不过异域僧人也在继续译经。唐代入华异域僧人中从事佛典汉译的中心人物是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他们都是玄宗时代来华，号称“开元三力士”，将印度纯粹的瑜伽密教传入中国。
唐代译经的中国僧人则以玄奘和义凈二人为着，他们不但具有高深的佛学素养，而且都有游历印度的经历，精通梵汉文字。玄奘西行取经，历时十七年，从印度带回佛教经律论五百二十箧，计六百五十七部。自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到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他去世前一月的十九年中，玄奘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计1335卷，译作数量之多，古今罕匹。据统计，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到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的二百零八年间，译经者五十四人，译出总数为2713卷，而玄奘一人几占一半。从译经质量看，他一人精通梵、汉文与佛学，改变了过去以外国僧人为主译的情况，能够“唐梵二方，言词明达，传译便巧”（《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收《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他的译风既非直译，又非意译，而是融会直、意，形成“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
无论是西行求法还是佛典汉译，能与玄奘相媲美的唐代僧人只有义凈。义凈（公元635-713年），本姓张，14岁出家，立志西行求法，北宋赞宁《宋高僧传•义凈传》载其“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公元671年，义凈自广州出发，沿海路前往印度。到印度后，在各地游学，历时二十五年，遍访三十余国，直到公元695年才携带梵书佛典约四百部自海路归国。义凈回国后，初与于阗僧人实叉难陀合译《华严经》，后独自翻译，并组织宏大的译场，中外许多高僧都参与其事。《宋高僧传•义凈传》载其在武后久视元年（公元700年）至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的十二年间，共译出佛经五十六部，计230卷。义凈译经专攻律部，声名盛极一时。此外，他还译出瑜伽系及密宗方面的佛典多种，这些佛典都是玄奘未能译出而有待补缺的。义凈对于译经极为认真，常于译文下加注以分辨梵语音义。从这些注文中可看出义凈译经确有独到之处，正如唐中宗《三藏圣教序》所说：“古来翻译之着，莫不先出梵文，后资汉译，摭词方凭于学者，铨意别秉于僧徒。今兹法师，不如是矣，既闲五天竺语，又详二谛幽宗，译义缀文，咸由于己出；措词定理，匪假于旁求。”在《宋高僧传•义凈传》中，赞宁对义凈之译经的评价是：“传度经律，与奘师（玄奘）抗衡；比其著述，凈（义凈）多文。”
义凈法师铜像
赞宁在《宋高僧传•义凈传》中对东汉迄于隋唐之佛典汉译的成就，以及玄奘、义凈的译经贡献，有一个生动精辟的概括：“自汉至今皇宋，翻译之人多矣。……唯西唯东，二类之人未为尽善。东僧往西，学尽梵书，解尽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宋齐以还，不无去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凈师为得其实。此二师者两全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唐代译经主力转为中国人，这也是佛教加速中国化的一个表现，而佛教中国化亦在唐代最终完成，持续了几百年的译经热潮也因此逐渐退去。
佛教汉语词汇
佛经汉译对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内涵，还有一项直接贡献就是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东汉到唐末八百年间，大量梵文佛经被译成汉文使得数以千计的佛家词语进入汉语新词汇中。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是梵语音译词变成中文熟语，如“涅盘”“般若”“菩提”“瑜伽”“禅那”“剎那”“袈裟”“夜叉”等。第二类是用汉字新造词来表达佛教的特定含义，如“真如”“光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地狱”“天堂”“无量”“方便”“圆通”“不可思议”“不二法门”“五体投地”。这两类词共同构成了汉语的新成分。第一类则是中文本有的词汇，但被佛经借用并使其词义发生变化，且其与佛教有关的词义从此成为它的最基本和最常用含义，如“本师”“祖师”“居士”“侍者”“眷属”“长老”“布施”“供养”“烦恼”“印可”。
《经典释文》是中国第一部为儒道典籍注音释义的专书辞典，也是汉魏以来群经音义的总汇。
《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宋齐梁陈隋各书以及南北史等历朝正史已经开始收录这类词汇，文人更常在作品中引用佛经词语。发展到唐代，这类与佛教有关的新语汇也足可称蔚为大观，同时由于佛经汉梵交错，字义多变，使用辞书很有必要，这些都促成对专门性辞书的需求。另一方面，唐代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在唐太宗的推动下（曾颁布颜师古的“五经定本”作为天下士人读书的依据），字样之学（以规范字体为宗旨）、音韵之学和音义之学都兴盛一时。音义之学方面，成书于陈后主到唐武德年间的《经典释文》是中国第一部为儒道典籍注音释义的专书辞典，也是汉魏以来群经音义的总汇。高宗、武后时期，史崇、崔湜及沈佺期等撰《一切道经音义》一百三十卷。而在编纂音义学辞书之风潮和对佛教辞书之需求的双重作用下，贞观末年便有玄应撰《玄应音义》。宪宗初年，慧琳更汇集前人之作撰《一切经音义》（又名《慧琳音义》）一百零三卷，从一千三百多部佛经中收词释义，训解四万多字，成为佛经音义的总汇。至今有些词语如“世界”“解放”“发愿”“真相”，究竟是佛教词汇，还是佛教影响下造作的词汇，已经很难辨认了。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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