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錫惠公園，映山湖畔西南處有一間大殿，豁達軒昂，正門上懸匾額“泰伯殿”。正堂匾額上寫著“至德無上”，匾額下是泰伯畫像；兩旁楹聯寫道，“草昧造三吳，自南河陽城箕山以來，無錫此土；豆登延百世，立君臣父子兄弟之極，民無能名。”殿中配有“斷髮紋身、荊蠻義歸、建都梅里、開發江南”等四幅古樸典雅的壁畫，基本交代清楚了泰伯的生平經歷。
錫惠公園 泰伯殿
這個叫作泰伯的人，一個遠古的至德賢者，穿越千年歷史，跨過滄海桑田，從西岐山下，跋涉到江南荊蠻之地，以至來到這個公園，靜靜地供遊人瞻仰憑弔。於是間，古今相連，遠古的賢者與今日的俗人相逢，遊玩的遊玩，感嘆的感嘆。
錫惠名勝處，蒼柏翠松間，看著映山湖的碧波倒影，聽著隱約傳來的《二泉映月》，不禁有些心曠神怡，不知身處何時身居何處了。
電視連續劇《封神榜》
說起泰伯，在今天吳地一帶，估計不知道或不甚清楚的人也會有很多。不過，要是說起《封神演義》，聊聊其中的周文王姬昌、武王姬發，說說姜太公釣魚的故事，就有很多人知道了。《封神》故事流傳千百年，還是沒有給泰伯帶來更多的流量。然而，若沒有泰伯三讓，“東吳”早就是“西吳”，一番歷史就要重新書寫了。
今天的陝西省岐山縣，古稱“西岐”。相傳，西岐是炎帝生息之地；西岐也是周王朝的發祥之地，《封神》即有描述。
我們要從另一個人說起，他的名字叫古公亶父。
相傳，帝嚳元妃叫姜嫄，踩了巨人的腳印，生了兒子棄，即后稷，也就是周人的祖先。“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
后稷
周人早期居於姬水一帶，到公劉時期，“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
公劉死後，子慶節立，遷居於豳。他們居住穩定，以為農耕為業。自公劉起，歷經九世，傳到古公亶父。他繼承周祖遺風，積德行義，繼續豳地的開發治理，深受百姓愛戴。當時，西北薰育戎狄屢次侵擾豳地。想要財物，就給他們；給了還不滿足，還想要得到土地和百姓。老百姓非常憤怒，打算與戎狄決戰。古公亶父說，“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
於是，古公亶父帶領著老百姓遷居至西岐。“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聽聞古公亶父的仁義，四方百姓鹹來歸附。古公亶父改革戎狄風俗，建築城邑房屋，設立官吏，開墾荒地，發展農業生產，國力迅速發展壯大。至此，一方面建立諸侯國，得到了商王朝認可；同時，“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周太王 古公亶父
古公亶父開啟了周王朝的序幕，也就是周太王。
為了清晰地講述後來的故事，需要把《史記·周本紀》摘錄一下。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脩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於此，通過對周王朝早期的梳理，就可以看出，從后稷到公劉，再到古公亶父，再到文王姬昌，延續著一條不變的線索，傳承著一種美德，支撐著周王朝的肇興、發展與壯大。
到了這裡，就該說到今天的主角，吳太伯了。
泰伯奔吳
吳太伯，一般稱泰伯。在中國歷史上，泰伯享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受到後人極高的歷史評價。這主要與兩個人有關。一個是孔子，他這樣評價道，“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如果說孔子是至聖，泰伯就是至德。按照孔子的說法，泰伯的道德之高，是老百姓難以用語言來描述的。另一個是司馬遷，他在《史記》中將泰伯列為世家第一，可算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那麼，問題來了，泰伯為何能享有如此之盛譽呢？
這要從我國古代的世襲制度，也就是嫡長子繼承製說起。然而，在長幼賢愚的世襲制度爭辯或王位更迭中，很難做一個準確的價值判斷。電視劇《雍正王朝》上演了一出九龍奪嫡的好戲，可以清晰地看到王位更迭時的明爭暗鬥，真是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三國演義》中，劉備避居荊州，就勸劉表切勿行“廢長立幼”之事，以免亂了邦國根基，自取滅亡。功名利祿，慾望無止境，誰人能輕易放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泰伯三讓，既可以看出其德行，又可以發現其睿智。
九龍奪嫡
曹操雄才偉略，一代梟雄，統一北方後，在王位的傳遞上，也難免犯下“長幼賢愚”的錯誤。新版電視劇《三國》中，就把這一段宮廷鬥爭戲處理的極其到位。曹操曾告訴司馬懿，腳為什麼比人身上其他部位白，是因為“藏著”。曹衝之死，即在於其聰明過人鋒芒畢露；曹植之敗，悽然中七步成詩，也在於其外現的才華橫溢。而曹丕，深曉“藏著”之理，抱朴見素，終成一代王業。
周太王走了一步險棋。
據《吳越春秋》，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說“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由是知古公欲傳國及昌。周太王看到季歷的賢能，看到姬昌的“聖蹟”，從周的整體利益通盤考慮，欲傳位於季歷。從慣例上講，這實在是違背了傳統的王位更迭制度，若是處理不好，勢將造成周王朝的衰敗乃至崩潰。
周文王 姬昌
泰伯自然是有著三讓之美德，更是一個睿智的人。他應該是看清了政治格局，審時度勢，退避三舍，確實是明智之舉。恰巧周太王病了，泰伯就帶著二弟仲雍，以于衡山採藥為託詞，跋山涉水，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
“示不可用”，實為韜晦之略。為了防止以後的“留得青山在”，在王位更迭或政治奪權中，豈容你暫時的退避，多是“趙氏孤兒”式的斬草除根。泰伯“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通過對身體髮膚的傷害，對宗教禮俗的違背，來呈現“自闢害耳”，從而消除誤會，以實現自保。
回到“歷史”中，我這種想法卻是多餘的。泰伯一切的“明智”，都成了多此一舉，一切因季歷之“賢”迎刃而解。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以至到“天下歸之西伯”。
周武王 姬發
對於這種反覆的“讓國”之舉，朱熹是這樣看的。“大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之事。就死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邪？曰大王之慾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慾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狷，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朱熹的意思是，泰伯之所以為“至德”，不僅在於“三以天下讓”，更在於其審時度勢地從邦國利益出發，“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以使“天下歸周”。
從西岐到荊蠻，遙遙數千裡，即便當今，徒步而行，也要歷經千辛萬苦，方能完成。試想當年，山高路遠，舟車不行，泰伯和仲雍二人，帶著幾個家人僕役，揹負行囊，一步步走來。那是何等的艱難困苦，又是何等的偉大壯舉。
伯瀆港 伯瀆橋
惠山腳下，是流傳了千年的古運河。沿著古運河，一路南下，過清名橋，有一東向的支流，邑人謂之“伯瀆港”。伯瀆港，相傳為泰伯所開，大概就是江南地區最早的人工運河。《寰宇記》載：“泰伯開瀆，以備旱澇，百姓利之，故後人立廟於瀆側。”又云：“當季開之，以備旱澇，一方居民，始得粗食。”舊時江南地勢低窪，水災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三讓王道”是一種歌功頌德立傳的政治宣傳；興修水利，惠澤鄉民，卻是實打實的功績。
從泰伯瀆，搭一葉小舟，東行三十餘里，即到梅村，也就是當年泰伯駐足停留的地方。泰伯奔吳，引入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主動融入當地社會，“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正值殷商末世，中原諸侯混戰，擔心傷及荊蠻，以防中國侯王用兵，泰伯即於此地起城，週三裡二百步，外郭三十餘里，人民皆耕田其中。或許，這就是江南建城史的最早記載了。
泰伯廟
伯瀆港畔，靠近梅村老街處，有一片祠堂廟宇，就是“泰伯廟”，也喚作“至德祠”。東漢桓帝永興二年，敕令吳郡太守糜豹在泰伯故宅立廟。經過歷代修建，已成為一組莊嚴輝煌的群體建築。現存的泰伯廟為明清建築，廟前有立照池，池上架單孔拱形石橋，名“香花橋”。橋北立花崗岩石牌坊，上鐫“至德名邦”四字。石壇北為欞星門，豎有六根石柱，有云龍、仙鶴雕飾。欞星門為泰伯廟第一進建築，面闊三間。後有院落廂旁，東西各九間。今天的泰伯廟前，老街已被拆除，一大片的仿古建築“泰伯文化商城”拔地而起，已是一派繁榮昌盛的景象。
沿著伯瀆河繼續前行，有鴻山，山西南側就是泰伯墓。還是那一年，敕令糜豹督辦，把吳王墩擴建為皇陵，墓呈圓弧形，全由青石砌成羅城塋門和墓墩、墓碑。泰伯墓座北向南，依山而建，佔地約三畝。墓前有七萬平方米的吳文化廣場，每年的吳文化節和公祭泰伯大典，都在此舉行。廣場南側也有一大片仿古的“鴻山吳文化商城”，卻是冷冷清清。
泰伯陵
我前往泰伯廟時，適逢孟春；憑弔泰伯墓時，卻是仲夏了。炎炎烈日，驅車前行。走進去，才發現裡面僅我一人。雖然整個景區乾淨整潔，在東西迴廊裡，卻不時有蛛網撲面，想來是久許沒有人來了。沐浴心靈，拾級而上，泰伯墳塋周圍的蛛網已然清晰可見。每年四月份的吳文化節上，泰伯都被抬出來，供某些宏大的政治和經濟活動運用一下，就回去安然歇息了。想想，文化商城越蓋越多，文化節也越辦越大，在這個經濟中心主義的社會里，歷史文化究竟還能值幾個錢。
三千餘年過去了，滄海桑田間，“故吳”古城早已沉入地下，不知幾何。而當今的梅村，遙想著泰伯，回憶著過去的農桑耕作與金戈鐵馬，應該是別有一番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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