駟馬橋，又叫昇仙橋。成都地方誌有這樣的介紹：傳說，漢代有一個名叫張伯子的人，他修煉道術多年，見到這番景象流連不捨，於是選中了一個地方，騎著他的赤紋虎飛昇上天成了神仙。人們目睹了這一昇天成仙的場面，一傳十十傳百，都焚香遙拜。又把鳳凰水改成了昇仙水，還在張伯子昇仙的地方架起一道橋，叫做“昇仙橋”。
後來，漢賦大家司馬相如，當時正在成都和與卓文君耍朋友。司馬相如家境貧寒，不為人所看重。他勤奮努力，接到朝廷的詔書，走過昇仙橋，在道旁的茅草客棧裡同文君依依惜別。他奮筆在橋頭題字：“赤車駟馬”，說：“我不乘高車駟馬，就不過此橋！”天遂人願，司馬相如到長安後名動京師，漢武帝十分賞識其才華，委他以重任，派其返回成都出使西南夷。如此，司馬相如果然乘著洋盤的駟馬高車重過此橋，兌現了自己的豪言壯語。唐代著名詩人岑參為此寫下《昇仙橋》一詩“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卻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從此，昇仙橋就改名駟馬橋了。
1952年成都站東鄉漢墓出土了一批漢畫像磚，其中有一塊畫磚上清晰地刻出了一座水上的橋樑。水上立有許多排木柱，每排四根，木柱上架有橫木樑，樑上鋪有木板，兩匹馬拉著一輛高車行其上，後側有隨從一名。這個漢墓，位於當時的站東鄉青槓坡（後稱青槓包），在成都北門駟馬橋之西，火車站之東, 北為鳳凰山, 南接成都城桓。這個漢墓距駟馬橋非常之近，這不僅讓人產生聯想，這個畫像磚上的橋極有可能就是墓主人按照駟馬橋的樣式鐫刻在磚上的。
1952年成都站東鄉青槓坡出土漢墓畫像磚
唐代以後，文人墨客留詩此橋，題詠碑記不斷，大多借司馬相如一生行跡和功業懷古詠志。可惜歷代屢經整修，近代又飽經戰火，古橋風貌已不可再現。
但近代曾有兩位大名鼎鼎的人為駟馬橋留下過碑記，這段歷史鮮為人知。其中一位是清代四川第一名臣張鵬翮。
張鵬翮，四川遂寧（蓬溪縣黑柏溝）人，被譽為清代第一清官、治河專家、理學名臣，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時人稱其為“遂寧相國”。張鵬翮曾隨索額圖勘定中俄東段邊界，為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作出積極貢獻。任河道總督，主持治理黃河10年，是卓有成效的治河名臣。
張鵬翮還是一位書法家。成都“青羊宮”三字就是張鵬翮題書，更有意思的是青羊宮裡鎮宮之寶獨角青羊也是張鵬翮於雍正元年（1723），從北京市場上購回，贈送給青羊宮的。底座銘刻記其事，銘文雲：“京師市上得銅羊，移往成都古道場。出關尹喜似相識。尋到華陽樂未央。”落款為“信陽子題”，信陽子即張鵬翮之號。
康熙末年，成都駟馬橋進行整修，竣工後特邀當時的吏部尚書張鵬翮撰寫碑誌並親書《成都駟馬橋碑記》，字體雄渾，筆法蒼古，得到書家高度讚許。此遺墨因年代久遠，且駟馬橋維修、重修的次數較多，今已無法看到張鵬翮的遺墨，而且各種文獻對此事也未及隻言片語。
有意思的是，這一事實在近期發現的一張由日本人拍攝的圖片中得到了證實。近代以來，日本在對外滲透及侵略的過程中，曾派出大量間諜潛入中國各地進行活動。1924到1942年間，日本攝影師島崎役治以其創辦的《亞細亞大觀》刊物為陣地，以旅行考察為掩護，潛入中國各地進行實地拍攝，足跡幾乎囊括了所有省份。其拍攝的內容，則涵蓋了人文、地理、經濟、軍事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情報價值。
日本間諜島崎役治所拍攝的駟馬橋
島崎役治的公開身份，是亞細亞寫真大觀社社長，他於1918 年來到中國東北，1924年成立亞細亞寫真大觀社並創辦攝影月刊《亞細亞大觀》，發行一直持續到1942 年。透過其攝影活動和拍攝內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為一名職業攝影師和刊物經營者，島崎役治其實還扮演著日本間諜的角色，長期打著旅行考察的幌子在中國各地蒐集情報，直接為日本政府的滲透與侵略服務。
當代學者研究島崎役治行跡，發現他曾於1926年和1928年兩次入四川，這張駟馬橋的照片應該拍攝於這一期間。島崎役治在這張照片的文字說明中，提到橋頭有石碑，碑文為張鵬翮所題寫，並題寫了岑參的《昇仙橋》“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卻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
至此，我們可以確認，島崎役治曾親眼目睹張鵬翮的碑文，可惜的是島崎役治沒有把碑文拍攝清楚，我們現在無緣看到張鵬翮的書法墨跡了。但照片中的石碑，是否是康熙年間所立或是為後人重立，仍無法確認。
現今駟馬古橋已不復存在。1951年修築成渝鐵路，原有河道被改道，照片中磚石結構的駟馬橋被拆毀，在改道的沙河上新修平交橋。1981年，地名普查時，仍然定名為駟馬橋。
在2001年前後的成都大規模水環境綜合整治工程中，沙河從上游到下游修建了八座大型遊園“沙河八景”。可惜的是，這一大型工程再一次將駟馬橋遺漏，以駟馬橋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澱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遺憾。現在解放路一段與駟馬橋街交界處，橫跨沙河的駟馬橋作為成都市的文化地標，矗立起了一座雕塑，其造型與神韻皆較為簡單粗糙，不足以供後人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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