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建都選址的歷史悠久。

明代時，學者陳建在《建都論》裡提出：“按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

即“四大都會”是西安、洛陽、開封、北京。

20世紀20年代，開始有學術論著將西安、洛陽、北京、南京、開封並稱為“五大古都”，逐漸成為公論。

後來，更有“七大”乃至“十大古都”的說法，說法不一。

縱觀中國歷史，可以發現：

無論是古代一統王朝、分裂時期以至近現代，國都或陪都多數設在幾個城市或其附近。

尤其是以“五大古都”最受青睞，不但做過多個全國統一政權的國都，地位等級高，而且定都的朝代/國家較多、時間較長。

幾個著名古都的積年，按照學術界公認的史學大師史念海先生的計算標準：

西安為1077年、北京為903年、洛陽為885年、南京為450年、開封為366年，安陽為351年、杭州為210年、鄭州為355年；

若依建都的時間長度順序，則依次為西安、洛陽、北京、開封、南京、杭州、鄭州、安陽。

古都的總體特徵

總體而言，這些能成為國都或陪都的城市，必須符合相關的基本標準要求（詳見本人上一篇拙文《破譯中國古代的定都密碼：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

從宏觀層面而言，是在全國領土範圍內的位置，最好是在全國的地理中心，或者靠近統治集團的發源地；

從微觀角度而言，是建都地點本身的環境，包括經濟、水文、軍事、交通等基礎條件。

當然，很難有一個地方完全滿足這些條件，只能根據當時的主要矛盾，選擇相對最有利的地點。

於是就會某一時期在兩個地方徘徊建都，出現輔京、陪都現象。而且，國都和陪都也往往集中在幾個城市身上。

這個現象，既體現了歷史的進程，也說明了城市的發展變遷歷程。

朝代更替與國都的變遷

古都城市的地位變遷，與朝代的更替、城市的自身特點等相伴隨，可以大致分為幾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國都多在西安與洛陽之間徘徊遷移。

夏、商朝時，多次遷都。由於其核心領土範圍在今河南省一部分，於是除了曾短暫遷都於其它地區之外，主要還集中在今河南省境內。

做為諸侯國的周國，為了向東開拓，政治中心從關中西部不斷向東遷移，武王時遷到鎬。

不久，武王伐紂而取代商朝，鎬京作為首都就顯得過於偏西，於是就選定中原地區之中心位置洛邑（今洛陽）營建新都。

於是鎬京為正式都城，號為宗周；洛邑是陪都，號為成周。這是中國“雙都制”的肇始。

終西周之世，國都始終不遷的原因在於:一是與周人之發源地相近，有政治後盾。二是關中地區自然條件好，有險可守，糧食供應充足; 三是離前敵較近，攻防皆宜。

正如《詩經•大雅•民勞》所說：“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鑑於西周亡於犬戎等西北民族，東周時將都城東遷洛邑。

秦國在西部發跡，都城幾遷，統一六國後定都咸陽。秦朝雖未以中原洛陽為陪都，但代之以皇帝多次全國巡行。

西漢劉邦初稱帝時，定都洛陽。這裡既是天下之中，又離老家豐沛較近。後來接受婁敬、張良的建議，才西遷長安。

張良認為：

“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婁、張兩人都認為，可以借鑑秦朝定都的經驗，關中是劉邦的故地，在依靠關中的險固、富饒自保的同時，可以進取、控制全國形勢。

而洛陽，最大缺點是防守比較困難。中州平原是四戰之地，伊洛小平原更無險可守。

所謂“東據成皋，西阻崤、澠，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勝，只是主張建都洛陽的人的說詞。

若真正打起仗來就如張良所說: “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尤其是若國家內部有叛亂，洛陽的安全性更不如西安。

以控內的角度而言，秦朝初期首要應對的是東方六國舊貴族叛亂的潛在危險，西漢初期首要對付的是東方諸侯的割據勢力，即內部敵對勢力都來自東方，因而定都偏西的關中是低風險選項；

以御外的角度看，秦與西漢面對的最大外敵是北面的匈奴。定都關中，靠近抗匈戰場，利於全力禦敵。

事實也如此，以關中為政治根據地，秦國收復河套地區，又佔河南地建設新秦中，深度地打擊了匈奴勢力；自漢武帝始國力強盛，沉重打擊匈奴，開闢河西五郡、西域地區，疆域向西大幅擴張，因而當時的長安幾乎處於全國地理中心。

新朝王莽時，徘徊於西安、洛陽兩都間，以長安為西都，打算遷至東都洛陽未果。之後，在位不過三年的更始帝劉玄，先都洛陽後遷長安。

東漢初建，劉秀定都洛陽，主要原因在於：

他是從南陽一帶起兵，後以黃河以北的河內郡一帶作為後方重地，從而一統天下；洛陽的地理交通便利，可節省定都長安的鉅額漕運之費；東漢的國力遠遜於西漢，面對北方匈奴、西方羌族侵犯，心有餘而力不足。

但是，返都長安與維護建都洛陽的爭議一直未息，並且杜篤、班固、張衡等官員以“都邑賦”的形式闡發各自的政治見解，各論長安、洛陽的優勢。

但東漢一直未返都長安，政治、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區，只是皇帝會時常西巡。這也反映了東漢的軍事退守與興復禮樂的兩大政治文化思潮。

隨後的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各定都成都、南京、洛陽自守。其後的西晉脫胎於曹魏政權，定都洛陽以維持統治。

當時江東少受中原戰亂影響且財富充裕，於是司馬睿在南京建東晉。

十六國、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各政權擁地自重。長安、洛陽、安陽、南京、成都等繼續被作為國都，也有甘肅武威、青海樂都等一批新都出現。

北周靜帝禪讓於楊堅，定國號為"隋"，並繼承其國都大興城(今西安)。隋煬帝即位後，為利於漕運、對四方征討、加強全國經濟社會文化交流與商貿發展，遷都洛陽。

唐代隋立，由於做為統治階層的關隴集團根據地在西北，西方的突厥是主要外敵，因而以長安為國都，同時以洛陽為東都。武則天稱帝后則定都洛陽。

唐末，駐節於開封的宣武軍節度使朱溫，篡唐稱帝，建國後梁，就直接定都自己的根據地開封。

從此，長安失去了國都的地位，短暫做過後唐的陪都西京，北宋以後便與國都地位告別了。

所以，國都在西安與洛陽之間徘徊遷移的主要原因在於：西安與洛陽都是國都的優質選項，但各有利弊，哪個也不能佔絕對分數優勢。

這個特徵現象也反映了：

其一，秦、西漢、唐朝的政治根據地都在西北一帶，經營多年並依重該地的軍事力量取得政權，正如《漢書》中所說的“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這樣的背景，為他們定都關中地區提供了可靠的基礎。

其二，若王朝積極進取則定都長安，如秦、西漢、唐朝；若守成自保則定都洛陽，如東漢、西晉以及諸多割據政權。

其三，西安的地理西偏的硬傷，需要以洛陽的居中地位來補救、替代，於是出現了“雙都制”。

第二階段，國都多在洛陽與開封之間徘徊遷移。

五代十國時期，開封、洛陽、南京、揚州、杭州、福州、長沙、廣州、太原、成都、江陵等為各割據政權的國都。

後周諸將發動陳橋兵變，擁立趙匡胤為帝，建立宋朝，繼承後周國都開封。

靖康之變，北宋滅亡，趙構在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繼位，後遷都臨安（今杭州），史稱南宋。

南宋軍事力量較弱，依靠秦嶺—淮河、長江天險以及江南富庶之地而偏安，與金國、西夏和大理形成對峙局面。

契丹部落先定都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 ，後南下中原攻佔汴京(今河南開封)為國都，改國號為遼。

後來隨著內亂、國勢衰落，國都回遷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後來在遼陽、北京、大同多地建都，政權終被金國、蒙古所滅。

唐末以後，隨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東移，國都輪替則發生在洛陽與開封之間。

從唐末起，開封成為政治中心，直接原因是控制了唐政權的宣武軍節度使朱溫駐節於此。朱溫強迫唐昭宗遷都於洛陽，自然是便於控制；篡唐而立後梁，就直接定都開封。而且開封利用運河的漕運便利。

但是，接下來便是開封與洛陽的小徘徊期。朱溫定都開封不到兩年便西遷洛陽，四年後還都開封。

後唐滅梁，遷都洛陽。後晉滅唐，兩年後定都開封，延續至北宋末年不變。但洛陽也一直作為陪都存在。

北宋也並非完全確定建都開封的。宋太祖趙匡胤曾打算以洛陽為都，但其弟趙光義與群臣都力諫阻之。

趙匡胤退一步說到長安建都，“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趙光義等人還是堅決反對。

開封是四戰之地，無天險可守，便只好用純粹的武力守衛，北宋戍衛兵力達14萬人之眾。

開封在北宋時也最為鼎盛，是當時世界上的繁華都會。

清明上河圖

金末皇帝為了躲避蒙古人的侵略，將國都遷往南京，陪都為開封。

後來南京陷落，開封在歷史上作為陪都與國都的地位至此宣告結束。

明初，朱元璋仰慕宋朝的制度，有建都開封的想法，但因開封周邊水道淤塞，才定都應天為南京，以開封為北京（保持了約十年）。

開封有水利優勢，但也是把雙刃劍：

秦始皇時，命大將王賁攻打魏都大梁（今開封）。久攻不下，便扒開浚儀渠引水灌城，毀城滅魏；

明末，李自成調集大軍圍攻開封，官軍便扒開黃河大堤，黃河淹沒義軍，席捲開封，淹死餓死者不計其數，城池遭受嚴重破壞；

從金代明昌五年到清光緒十三年的六百年間，黃河在開封氾濫40餘次，侵入和淹沒內城四次，當年繁華似錦的宋城蕩然無存，被泥沙埋沒在黃土之下。

第三階段，國都多在北京與南京之間徘徊遷移。

從三世紀至六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政權大多選擇“龍盤虎踞”的南京作為國都，憑藉天然防禦工事長江、富庶的地方資源而維護統治。

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先後在黑龍江阿東城、北京、內蒙古寧城、遼陽、開封、大同多地建都，政權在南宋和蒙古的南北夾擊下覆亡。

党項人在西北部建立的西夏政權，定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被蒙古所滅。

蒙古族建立了大一統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

紅巾起義軍推翻元朝，朱元璋建國大明，定都於應天府（今南京）；後來朱棣遷都至順天府（今北京），以應天府為陪都。

建州女真部改國號為大清，入主中原，遷都北京。

北京的北部和東北部是燕山山脈，西部是太行山脈，形成三面半環形包圍圈，唯東南是一望無際的華北平原。

靠近北方故土，既有天險可守，也有平原農業經濟基礎，於是北京成為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後理想的國都。如金、元、清朝皆如此。

1912年，中華民國定都南京，同年北洋政府遷往北京。後來短暫遷都洛陽。1928年完成北伐後遷回南京，陪都重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京。

綜上可見，從西周到唐代的兩千年裡，國都主要是在西安與洛陽之間徘徊搬遷；唐末到北宋的二百年間，是在洛陽與開封的徘徊時期。這兩個時期，實質上是在東西橫軸上的位置平移，緯度相差無幾。

金朝以後，則是從北京與南京的往復時期，實質上是在南北豎軸上的位置平移，經度相差也很小。

這個規律性現象，既體現了古都城市各自所具有的獨特地理、人文魅力，也說明了它們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產物，其命運、興衰軌跡與其密切相關。

至於地理風水之說，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