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幾十萬大軍,為何會在土木堡被蒙古騎兵一擊而敗?

楊旻威


土木之變,也稱土木之戰、土木堡之變(今河北懷來土木鎮),是指發生於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的兵敗事變。土木堡坐落於居庸關至大同長城一線的內側,是長城防禦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年7月,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集合韃靼、兀良哈等部,分四路大舉進攻大明。也先所率騎兵進攻大同,大同的明軍參將吳浩戰死在貓兒莊。大同前線敗報頻傳宮廷,當時年輕氣盛的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煽惑與挾持下,率領50萬大軍,御駕親征,最後在土木堡慘敗被俘。


這場土木堡之變,號稱50萬的明軍,卻被十幾萬的瓦剌軍打得潰不成軍,勇將重臣多人戰死,英宗朱祁鎮被俘,朝野上下大為震驚,明王朝遭遇到建國後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明軍土木堡大敗這樣的局面呢?經深入分析,悅讀史書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防務工作不實是根本原因

積極防禦,是克敵至勝的重要法寶。明朝之初,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視做好邊境防務工作。洪武時期,朝廷在邊境地區設置九邊,派兵屯守,逐漸形成了內外呼應的防禦體系。同時,還在北部各邊鎮大力發展軍屯,當時北部的邊境防禦可以說是固若金湯,相當穩固。然而,從永樂開始,到正統時期,邊境防禦體系卻日漸薄弱,防務工作做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

永樂時期,明廷為結交周邊蒙古部落,裁撤放棄北部重要邊鎮,防線內縮。在洪熙和宣德時期,對蒙古多以安撫為主,防線一再南移,北部防務毫無建樹。等到了正統時期,朝政腐敗,宦官當權,對於瓦剌也先的南攻野心,雖有大臣一再建言,要加強對蒙古邊事的重視,並提出防禦策略,但最終卻難以實施。《中國通史》記載,正統八年(1443),直言敢諫之士劉球曾上言十事,其中之一:

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

劉球諫言不成,反被英宗朱祁鎮的腹心之臣王振秘密處死並肢解。這個宦官王振,英宗敬稱其為“先生”,很受寵信。英宗倚信的重臣張輔、軍將王驥,特別是宦官王振,都主張南征,致使正統時期的北部邊境防禦更加脆弱。這種情況下,長期疏於北部邊境的防範,給策劃周密的瓦剌軍入侵大明創造了有利條件,明英宗親征的失敗厄運也就在所難免。

戰爭準備不足是主要原因

戰爭準備,歷來為戰爭指導者和軍事理論家所重視。戰爭準備的程度,直接影響到戰爭雙方的主動與被動,勝利與失敗。而明英宗此番親征造成土木敗事,與未做好相應戰前準備工作而倉促出兵不無關係。

首先,選將用人失誤。宦官專權,必亂朝政。明太祖朱元璋曾建鐵碑鑄“禁內臣干預政事”,立於宮門。但到正統英宗這會兒,宦官王振開始干預朝政,特別是張太后病逝後,元老“三楊”或死或貶,於是王振更加兇狠猖狂,肆無忌憚,廣植私黨,排斥異己,陷害忠良,而明英宗對宦官王振卻言聽計從。此次出兵,年輕氣盛的英宗,恰恰是不顧文武大臣的勸告,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決定御駕親征,並將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毫無軍事指揮能力的宦官王振,這為土木失利埋下了禍根。

其次,戰前練兵不夠。繼永樂之後,仁宣之治,天下太平。京城大軍長期未作操兵演練,平時基本上處於務農狀態,久疏戰陣。特別是對此次出征使用的新型火器,未組織提前演練,大多數士兵根本不熟悉新火器的操作,不能充分發揮火器對蒙古騎兵的威懾作用。從宣府東北防禦全面潰敗,大同守軍敗退告急,便是很好的證明。大明英宗親征軍數量之多,是瓦剌軍無法比擬的,但因平時練兵少,遇戰則軍心煥散,軍隊缺乏凝聚力,戰鬥力低下,所以當瓦剌軍圍追堵截到土木堡,大明軍隊便一潰千里。

再次,後勤保障滯後。兵法有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當年成祖北征的後勤準備:

調用武剛車3萬輛,運糧20萬石,沿途每10天行程存一批糧,以備回返時食用,發山東、山西、河南及鳳陽、淮安、徐、邳民十五萬,運糧赴宣府。

而這次大明倉促出兵的結果就是:“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不懂兵法的明英宗和王振,集結兩日便倉促出兵,火藥、糧草、用水等後勤補給跟不上,行軍不到十天已缺糧斷水。在準備如此不充分的情況下,明軍接連敗績在所難免。

作戰指揮不當是直接原因

最高作戰指揮員的正確決策指揮,是戰場致勝的決定性因素。此番英宗親征,由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野、戶部尚書王佐等大臣護駕。但扈從官員懦弱無能,無法干預手握軍事大權的王振,整個行軍均受王振節制。從親征部署到紮營土木堡,由於英宗和王振的錯誤指揮,致使明軍疲於應付,始終處於被動狀態,軍心渙散,士氣低落可想而知。

一方面,回師路線錯誤導致明軍中計被困。明軍行至大同,王振得知前線諸軍慘敗的消息後,才同意班師回京,從聲勢浩大的出征變成狼狽不堪的逃跑,使當時的明軍軍心更加不穩。當時,明軍班師回京路線有兩個:一個是東北向路線,大同→陽和→宣府→懷來→居庸關→北京;第二個是東南向路線,大同→陽原→蔚州→紫荊關→易州→北京。東南路線即為先遣將守大同總兵郭登建議明軍的回軍路線,若沿此路線返京,可以避開瓦剌的圍剿。但是,王振根本不聽他人勸告,在其錯誤的指揮下,明軍沿東南向行四十里後,又改東向,仍走東北路線,正好迎敵而去,進入到瓦剌軍的包圍之中。

另一方面,明軍露營土木堡貽誤退兵時機。明軍回師行至土木堡,為等待輜重車輛,王振不顧部隊將士安危,令部隊就地露營,這個錯誤註定了明軍在土木堡的慘敗。土木堡為居庸關同往宣府、大同等地的重要驛站,地形複雜,群山環繞,山高缺水,駐紮於此,完全不利於軍事調動。當時,兵部尚書鄺野考慮到部隊安全,再三要求把部隊立即撤到居庸關內,但王振一意孤行瞎指揮亂作決定,致使明軍在土木堡陷於瓦剌軍的合圍之中。雖然土木堡南邊十五里處有河,但早已被瓦剌軍佔領控制。也先利用明軍缺水斷糧而遣使詐和,主動撤離,明軍不知是詐,飢渴難耐的將士們便一哄而起奔向河邊,場面極其混亂。瓦剌軍趁機發動迅猛攻勢,明軍如一盤散沙,已無力抵抗,露營後的第二天於土木堡以徹底慘敗而告終。

土木堡之變,罪魁禍首宦官王振也死於亂軍之中。此戰,使明朝國力受到嚴重削弱,成為明朝由前期進入中期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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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史書


土木堡之變,是明朝對外軍事史上一次巨大的失敗,而且是首次,在此之前明朝的對外戰爭從未有過這麼大的戰損。

而在此戰之前,無論是明朝人還是瓦剌人,沒有一個人想像得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明朝一方,最壞的預計不過是有可能達不成戰略目的,無法全殲瓦剌軍,白來一趟勞民傷財。但凡此事有百分之二十的危險性,明英宗朱祁鎮都不可能御駕親征,他再傻也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大臣們拼命阻攔他北征,並不是覺得此事有多危險,而是認為天子不可輕動;

瓦剌一方,最好的預計無非是多搶一些財物,然後跑回老家。他們根本想不到能搶來個皇帝,以至於拿這個皇帝不知道怎麼辦了。

開戰之前,戰局很明朗,明朝佔據優勢,瓦剌軍只能東躲西藏,根本不敢和明軍正面對抗。那麼一場意料中的勝仗怎麼會變成敗仗呢?我認為有這幾個原因:

一、明軍兵力不是五十萬,而是二十萬

明朝出兵五十萬這種說法,最早來源於劉定之的《否泰錄》:“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後來的史學家們把“私屬”兩個字給去掉了,以訛傳訛,傳成了五十萬。

我認為“私屬”應該是指軍中高層的奴僕之類,這類人沒有戰鬥力,不能算為兵力,而且有沒有這麼多都不一定。

明朝大臣李賢是事變的親歷者,他寫了本書叫《天順日錄》,裡面提及“二十萬人中傷居半”,這種說法無疑更可靠,明朝此次北征軍應該就是二十萬左右。

按照當時動員兵力時間以及京城附近佈防情況來分析,也不可能有五十萬那麼多,二十萬比較合理。

朱祁鎮剛登基的時候(1435年),各地軍營建制不滿這個問題就已經爆發出來了。當時京營有18萬人的編制,實際上只有6萬人。其他人去哪兒了呢?要麼被調去屯田或做工部的勞動力,要麼跑了,明軍待遇並不好。

沒辦法,慢慢往上補吧。好不容易補滿,到1437年又被調走或逃跑了25000多人。這還是直屬天子的禁衛軍!其它部隊就更不用說了。

根據史料記載,到1449年(也就是土木堡之變發生的年份),逃兵數量已經升至160多萬,佔全國兵額的一半左右。

況且朱祁鎮出征之前只用了兩天的時間進行兵力動員和調集,在沒有電話的年代,效率必然不會很高,調動的也只能是京城以及大同附近的兵力,所謂的五十萬只是個虛數。

二、明軍戰力不如瓦剌軍

明軍兵力再少也有二十萬,而瓦剌軍最多隻有五、六萬,兵力還是幾倍於瓦剌軍。但兵力雖多,戰力卻不是一個等量級的。

明朝自朱棣之後,承平日久,京城大軍沒打過什麼大戰。大家的日常就是屯田或者幹其它活計,如同明朝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生產搞得不錯,演習什麼的就忽略了,戰鬥力低下。

反觀瓦剌軍,在也先的帶領下南征北戰爭奪地盤,從未懈怠過,一直保持著強盛的戰力,到1448年時已經控制了東起女真,西達哈密及其以西的裕勒都斯河流域,北抵葉尼塞河上游,南臨長城的廣袤地區,史稱“漠北東西萬里,無敢與之抗者”。

兵種上,瓦剌幾乎都是騎兵,明軍卻以步兵為主。以步兵戰騎兵,先天就輸一頭。

不過也先的騎兵雖強,其實明軍也不是沒有一敵之力。他們擁有當時最先進的新型火器,正是對付騎軍的利器。但問題就在於,大多數明軍不熟悉新火器的用法,朱祁鎮沒給他們時間去練習。

另外,軍隊的意志力對於一場戰爭的勝負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瓦剌軍都是殺出來的,早已意志堅定;而大部分明軍前幾天還在種田,以其說他們是士兵,不如說他們是農民,沒殺過人,沒見過血,稍有不順就會軍心潰散。

李賢在《天順日錄》裡是這麼記載戰爭經過的: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鬥,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

明軍毫無鬥志,兵敗如山倒。

三、明軍的補給不及時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是中國古代兵家的智慧結晶,打仗有時候打的就是後勤。但朱祁鎮太自信了,以為能早早結束戰局,京城大軍每人賜銀1兩,3個人共用1頭驢,這就出發了。

後續又沒跟上,大軍還沒到達戰場,士兵們已經斷了糧,餓著肚子還怎麼打仗?瓦刺軍一到就亂了陣腳,不戰而敗。

且土木堡地勢高,缺水,明軍都快渴死了。《天順日錄》裡說“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

後來也先久攻不下,遣使詐和,朱祁鎮不疑有他,命令部隊撤營,出了土木堡往河流奔去,士兵們不聽指揮,個個往水邊跑,全軍譁亂,瓦剌軍趁機進攻,明軍大敗。

現在有種言論說于謙故意不給前線充足的補給,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于謙要真這樣做了,後來他怎麼還敢迎朱祁鎮回去?

四、指揮不當

土木堡之變最大的責任人當屬朱祁鎮,是他任命了不懂軍事的太監王振全面負責軍政事務。

王振的軍事指揮能力怎麼樣?他壓根就沒有這能力!

在他的混亂指揮下,朱祁鎮被俘,五十二名跟隨出征的大臣皆死於混戰中,護衛將軍樊忠憤怒至極,掄起鐵錘砸碎了王振的腦袋,說“吾為天下誅此賊!”

但所有責任都是王振的嗎?給他權力的朱祁鎮不是更應該被問責?

最後朱祁鎮也為此付出了代價。

【結語】

總之,土木堡之變,是“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它對明朝的影響太大了。

軍事上,邊防政策由積極進攻轉變為被動防守,從此就慫了;政治上,土木堡之變及由之而來的皇嗣之爭、奪門之變讓明朝君臣離心離德,皇帝不信大臣,扶持宦官集團貫徹自己的意志,大臣不信皇帝,大結黨羽形成文官集團對抗皇帝。

大明,就在這樣的內鬥中走向滅亡,直到滅國的那一刻,君臣還在互相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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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正統年間,軍隊裡早就腐爛了,說是精兵,不如說是一群少爺兵。正統皇帝治國治兵並無才能,且不自知,在他的授意下,王公公拿蒙古進貢的事挑動雙方政治神經。 但是英宗的被俘虜,這個屬於他自己作大死,明朝皇帝沒有必須親征的嚴格規定,英宗出於個人要求,非要親征,勸都勸不回來。然而他的整個行軍路線是個z字型,王振不停的給英宗背鍋,一會兒說怕傷莊稼,一會兒說要去老奴家裡,但只要有腦子的想一想,英宗是木偶嗎?讓人這麼操縱著?身邊沒有將軍進言?他身邊跟著的可都是軍隊大將級別的,能否定將軍們的看法的,一定是皇帝自己。王振一個從來沒有參與軍事的太監,能操縱皇帝到整個軍隊?王公公這是要逆天啊?所以走出這個詭異路線完全是英宗自己的主意,包括後來他奪門後,還說王振死的冤枉,給他背鍋了。後來英宗駐紮城外,說什麼也不進關,請也不進去,所以..... 後來大家就都知道了,英宗被俘虜,多位將軍殉國,幾十萬大軍死傷殆盡,周圍村落十不存一。 按理說一個王朝不至於原本國家安定,然後到第四代一下子就完了的,雖然後來北京保衛戰,代宗信任於大人,也對軍隊民生後來進行了改革,使得明朝又振興,但不得不承認,明朝從此一戰,元氣受損,精銳被傷。已經有了衰敗的苗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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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軍承平日久,軍備廢馳

明朝經仁宗、宣宗兩朝之後,軍隊長時間沒有打仗,到了正統年間,明軍的戰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滑坡。而瓦剌長時間一直在打仗,而且是越大越強,軍隊非常有戰鬥力,而且都是騎兵,人數雖少,卻個個能夠以一當十。

二、明英宗愚昧無能,不會指揮

明朝的皇帝除了朱元璋、朱棣,能夠親自指揮軍隊打勝仗外,明朝的其他皇帝都沒有這個能力。明英宗完全是為了個人的目的,自恃兵多將廣,想效仿朱元璋和朱棣,但是,他對自己的能力絲毫不清楚,在整個行軍過程當中,他沒有任何主見,一味地聽從大太監王振的主意。這本身就打破了朱元璋制定的太監不得干政的規矩。

三、明軍眾多後勤保障難度大

由於明英宗帶去了五十多萬人馬,這本身需要巨大的消耗,因此後勤壓力非常大。尤其是明英宗聽從王振的意見後,行軍路線一再更改,更是加大了後勤的負擔。這麼多人馬都需要吃糧食,而且行軍途中又遇到了連綿陰雨,軍隊毫無士氣,個個怨聲載道。如此聲勢浩大的明軍,自然被瓦剌知悉了行蹤,結果讓人給包了餃子。


枕史潤智


土木堡之戰,瓦剌總兵力不過 2 萬,明軍總兵力50萬,以25倍於敵軍的優勢,敗在戰略決策、指揮失當上。明軍欲阻厄瓦剌的攻勢,主動出關,出發點是好的。 但在敵情不明的情況下,處處盲目被動。

明軍主力進至大同時,才知敵軍雖少,但戰鬥力強大,多次臨時改變作戰方針,倉促後退,終於釀成土木堡的慘敗,令後人扼腕嘆息。

如果回顧一下戰役的主要過程,足夠拍一部教科書級的反面電影了。

戰役的開端:盲目自大的開戰決策

1449 年,瓦剌也先率部大規模南侵,兵分四路:東路由脫脫不花和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進攻甘州(張掖),中路為進攻重點,又分兩支,一支攻宣府,另一支攻大同。

七月十一日,大同失利,塞外城堡相繼陷沒。大同敗報傳至京師,明英宗在王振的蠱惑下,決定親征。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率百官勸阻,英宗不聽,發大軍 50 萬,要求所有部門在幾天之內將人、馬、糧草備齊。由於時間倉促,大軍領到的軍需物資不足,而主戰場宣府、大同等地也同樣缺乏糧草。

七月十六日,英宗率 50 萬人從京師出發。由於倉卒出行,組織不當,行伍一片混亂,自相驚擾。

七月十九日,抵達居庸關。群臣請求駐蹕休整,英宗不聽,繼續北行。

七月二十三日,到達宣府,扈從諸臣接連上章請留宣府,王振怒而不允。未至大同,兵士行糧已經用完,狡猾的瓦剌軍對佯裝撤退,引誘明軍深入。

戰役的發展:沒有方向的50萬大軍

八月一日至大同,王振建議大軍繼續前進,兵部尚書鄺埜堅絕請英宗回駕。 王振十分不滿, 命其隨老營行動,不許參與決策。憤怒之餘,鄺埜從馬上跌下,幾乎摔死。

這時,傳來了大軍前鋒部隊全軍覆沒的消息,大同守備太監郭敬密告王振敵鋒甚銳,決不可繼續前進。這是王振才開始害怕了, 決定於八月四日回師。

大軍沿著回師路線行了 40 餘里,經過王振家鄉,王振考慮到大軍會踩壞其家鄉的莊稼,臨時改變行軍路線,準備先到宣府。兵部尚書鄺埜上書請求,加速進軍入關。 王振不聽, 鄺埜又到英宗面前申請,王振怒稱“腐儒安知兵事”,命左右將他綁了下去。

八月十日,大軍總算到達宣府。此時瓦剌追兵突至,分出一支幾萬人的斷後部隊拒敵,皆戰死,全軍覆沒。

戰役的終局:愚蠢坐等和低級判斷帶來的全軍潰敗

八月十三日,大軍退至土木堡,隨從官員都主張迅速入城,但王振居然以輜重車千餘輛還沒有到達為由,全軍坐等。

八月十四日, 瓦剌大軍逼近大營,大軍不敢行動,土木堡地高無水,掘井深 2 丈也見不到水,大軍人馬兩日未飲,飢渴難耐。土木堡之南 15 裡有河,已經被也先佔領。 也先主力從土木堡旁的麻谷口進攻明軍,明軍在麻谷口拒守一夜。

八月十五日,也先再次佯裝撤退,並派出使者議和,王振居然相信了, 命令大軍取水。此時明軍行動混亂,才出發三四里,瓦剌軍突然進攻,明軍“兵士爭先奔逸, 勢不能止”。此時,2萬的瓦剌如狼入羊群, 長刀揮舞,砍殺明軍。

明英宗與親兵衛乘嘗試逃跑, 被瓦剌軍擋了回來,乃下馬盤膝,南面而坐。一個瓦剌士兵前來剝其衣甲,見其衣著、舉止與眾不同,就推其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就這樣大明皇帝做了瓦剌的俘虜。隨同明英宗出征的數百隨從官員皆戰死,50 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

下圖為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為整頓邊防,在宣化興建的時恩寺。希望土木堡之變中的亡魂們在此終於可以得到安息。



一點研究


那時候的蒙古騎兵已經是經歷了不斷壯大,而明朝已經處於腐朽的崩盤的邊緣。蒙古騎兵的快速出擊,直接給你明朝大軍打的猝不及防;部隊完全沒有戰略規劃,隨著王振高興調來調去,根本沒有進入作戰準備,而且天降大雨正是士氣低落的時候,被瓦拉奇襲自然兵敗如山倒。戰場上如果軍隊士氣低落並且沒有做好戰鬥準備,人越多隻能越成為累贅,一部分人的崩潰迅速會演變為全軍潰退。至於北京保衛戰,一方面瓦剌面對堅城沒有有效的攻城手段,另一方面明軍保衛家國、復仇心切,士氣正高,再加上于謙的英勇和合理指揮。此外,北京保衛戰說不上大破,只是瓦剌攻不下城,補給不允許長時間圍困,最後撤圍,明軍也並未殲滅瓦剌主力。


大師兄3530


木堡的失利完全是指揮原因。部隊完全沒有戰略規劃,隨著王振炫耀的心情調來調去,根本沒有進入作戰準備,而且天降大雨正是士氣低落的時候,被瓦拉奇襲自然兵敗如山倒。戰場上如果軍隊士氣低落並且沒有做好戰鬥準備,人越多隻能越成為累贅,一部分人的崩潰迅速會演變為全軍潰退。

所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碰上這麼一個宛如智障的指揮官,明朝大軍就算是全盛時期也難以打勝戰,何況這個時候。

然後兩支軍隊碰面,結果可想而知。

其實,僅僅只是戰敗,不會這麼摻,但是逃跑時由於王振的指揮,導致整個明軍亂做一團,毫無章法,敗中加敗。

所以,於明而言,土木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千古功績毀於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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