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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自古以來就是中原士人眼中的蠻荒之地，雖然西漢武帝時期就早已將越南北部征服，納入中原王朝的管轄，然而由於趙宋王朝的軟弱無能，最終使得越南獨立建國，從此不再歸屬於中原王朝四百多年。

到了明朝時期，明太祖朱元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一掃漢人千年以來的頹廢之氣，為此宣撫四夷，昭告天下，繼承漢唐正統的新的王朝出現了。在給安南國王陳日煌，占城國王阿答阿的詔諭中，都要求讓他們奉表稱臣納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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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認為四方蠻夷限於山海阻隔，民眾冥頑不化，土地貧瘠不堪，實在是沒有徵服的必要，只有西北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始終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值得重視戒備。為了防止後世子孫不聽自己的話妄動兵戈，明太祖朱元璋還設下了十五個“不徵之國，其中位於越南地區的安南王國和占城王國赫然在列。

明太祖的這些懷柔遠夷的舉動也換來了安南國的投桃報李，安南稱臣並奉表納貢，雙方由此進入了一段短暫的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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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設安南為不徵之國，其原因是出於現實考量，雖然安南在宋元時期名義上臣服於中原王朝，行使的是中原王朝所賦予的代為管理權，但實際上已經事實上獨立了。

大明王朝建立後應付蒙元殘餘勢力都十分之困難，更不可能讓安南王國內附，這樣只會讓大明陷入腹背受敵的狀態，在這樣的現實情況的考量下朱元璋乾脆承認了安南王國的獨立性。

但是自認為繼承了漢唐榮光的大明王朝又始終有著一種特殊的安南情節，洪武年間朱元璋多次派遣官員祭祀安南的名山大川，以此來顯示自己對於安南的主權，證明在意識上明朝藉此來維持對安南的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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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於安南歷史的記憶，並非是皇帝一人所特有的思想觀念，明朝的士大夫們或多或少都對失去安南而惋惜，在這種根深蒂固的安南情節的引領下，不少明朝士大夫對於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大舉討伐安南之事大多數持默許甚至支持的態度。按照明朝人丘浚的《平定安南錄》記載：

“乃議興兵問其罪，群臣鹹贊成之。”

自五代以來失去安南治權後，宋元王朝加諸武力都未能讓安南臣服，但是宋元以來的屢戰屢敗並沒有使得中國士大夫們重新收復安南的野心消退，這種“收復故土”的野心也就轉變為了對明成祖朱棣出兵安南的支持。

在大明天兵之威和朝廷眾臣們的一致支持下，負隅頑抗的安南胡朝迅速滅亡，大明以迎合安南人民請求的名義宣佈恢復安南地區古時候的郡縣體制，宣佈設立交趾布政司，由大明直接統治安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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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長，永樂五年成立的交趾布政司到宣德五年就因為長時間的叛亂宣佈廢除，前後明朝統治的時期不過二十年，真的是崽賣爺田不心疼。

這一過程是由宣宗一手主導，藉由楊士奇等人之口宣佈此事，楊士奇、楊榮作為出來背鍋棄地安南的主謀，自然是被明朝的文人士大夫給罵了個狗血噴頭，對於宣宗皇帝明朝人尚且剋制沒有言語上的不敬，但對東西二楊這些人就不那麼客氣了。

茅元儀直接怒斥二楊是“一夫跳梁，委而棄之”，毫不給宣廟皇帝時期的老臣面子，說他們是跳樑小醜。

霍韜亦是稱楊士奇等人是毫無遠見卓識的“陋儒”，是違背了太宗皇帝朱棣旨意的罪犯，“太宗皇帝（朱棣）之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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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宣宗拋棄安南之後，無論是否領會了宣宗的行為，明朝的文人士大夫都有再一次的回到了洪武年間那複雜沉痛的安南情節，期望與無奈的矛盾心態。

在明朝文人士大夫眼裡，安南與日本等國有巨大的不同，安南自古以來有千年時間都屬於中原王朝的統治之下，在明朝士大夫的潛意識裡始終把安南視為“中國”舊疆，如今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迫放棄這“祖宗之地”，這其中的痛苦實在難以言表。

到了明朝中後期，安南和明朝政府更加的分道揚鑣，雖然名義上，安南黎朝，莫朝都是明朝政府設置的“都統制”，是為安南都統司。但實際上安南的統治者對內已經稱帝了，安南也越來越朝著獨立國家的方向轉變，再也難以被中原王朝所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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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時期，限於國際形勢惡劣和國家草創實力不足等緣故，承認了安南的獨立地位，但同時也說到安南地處偏僻卻並非一般蠻夷可比，因為曾被中原王朝統治過所以是

“文章之國”，為安南在文化意義方面進行定位。

在後世安南得而復失以後，明代士大夫逐漸接受了這一現實，將太祖的思想納入對安南的政策理論之中，使得明朝政府對於安南的定位和處理更加的務實，將安南視為了一個華不華，夷不夷的藩國。

比如明朝嘉靖年間重臣霍韜就繼承明太祖的言論說到：安南自秦漢以來入中國至唐朝達千年之久，衣冠文化都受到了中國很深的影響，因此絕不是一般的化外蠻夷可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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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宗棄地以後，明朝文人士大夫對於安南地區恢復郡縣制的傳統政治理想色彩逐步減弱，對安南進行了一系列邦交政策上的調整。

主要內涵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對於周圍藩屬國，包括安南，都讓他們自己各守疆界，明朝政府也不會再主動出手妄加干預各藩屬國之間的事務，畢竟得而復失這種事，經歷一次就夠了。

第二對於藩屬國，明朝施加的影響力不再是政治方面的干預介入，轉為了通過自身文化來去教化藩屬國，讓他們學習華夏文明。

第三則是不再追求於必須讓藩屬國俯首稱臣聽命於明朝政府，今後藩屬國只要不侵犯大明疆界，那麼你就是一個優秀的藩屬國。

在這三點理論基礎上，不管此後安南再怎麼狡詐多變，明朝政府也可以從容應對。再加上安南本來就不是明朝的國防重點，明朝的國防之重一直在北方的九邊，因此對於次要的國防對象安南，只要安南不主動惹事，維護好邊境安寧，哪怕他欺凌小國，國內謀朝篡位，明朝人也是可以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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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嘉靖年間莫登庸的篡逆行為引發了明朝文人士大夫再一次對於安南較高的關注度，嘉靖皇帝認為此等篡逆行為在藩屬國發生是對明朝政府的蔑視，因此要求內閣首輔夏言會同兵部尚書張瓚商議進兵安南的事宜。

但是此舉遭到不少明朝大臣的反對，因為進兵安南得不償失，只要安南不來犯我疆界那麼他內部打生打死都不關我大明的事，反對派的策略十分務實，因為確實進兵安南你也無法佔領

“夷化”已久的土地，又何必為此勞民傷財呢？

但在嘉靖皇帝堅持下，雖然有反對派阻止，仍然是強行要求對安南動兵了。

不過此次動兵並非是為了像明成祖朱棣那樣處心積慮想把安南重新變成郡縣，而是為了單純的壓服莫登庸，讓他認錯投降向大明稱臣，最終莫登庸承受不足明朝大軍和黎朝南北夾擊的困境，嚮明朝政府歸降稱臣，嘉靖皇帝亦是就此接納了莫登庸的歸附，並讓莫登庸革除王號，改授其都統制一職，代表著莫登庸是為明朝政府在治理安南，承認其合法性，不再是篡逆的亂臣賊子，使得安南重新成為了一個名義上歸屬於中原王朝的內屬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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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明朝文人士大夫對於安南地區前期是以傳統政治理想為主，希望安南恢復漢唐郡縣制，由中央王朝統治，在最終失敗後，又轉向了較為務實的不參與不干涉政策。

在莫登庸篡位後，以大軍威懾迫使其去除王號，稱臣納貢，並且接受內地官職，讓安南地區重新名義上歸屬內地，不得不說也成功的讓明朝文人士大夫在精神思想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感和成就感，足見明朝文人士大夫安南情節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