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是人生的一種境界，因為收藏品承載著遠古的歷史和文化，承載著藝術審美和工藝傳承。當然收藏品正因為有這些特殊的稀缺性和獨有的價值，使得它同時具有投資升值的功能。記得著名主持人王剛說過一段話：“天底下還有這等美事嗎——每天讓你玩著，欣賞著，由於它的存在，讓你的生活充滿了樂趣；同時，它還能保值和升值，一不留神更能讓你發大財。”話雖誘惑一點，但道理的確是這樣，道出了許多玩家的收藏初衷。但無論那一類收藏，對於另一些藏家而言，不僅僅是將有價值的古董買來珍藏起來等待升值那樣簡單。
記得一位古陶瓷收藏家說的很經典：收藏古陶瓷，並不是因為古陶瓷的制燒工藝和藝術性高於現代陶瓷，主要是緣於歷史賦予它們的深厚的文化積澱，緣於對祖先文化的認知和崇仰，緣於我們對傳統文化藝術傳承的責任，緣於我們對逝去的時光的留戀和追憶.......而我們大多數收藏家和愛好者，卻恰恰沒有認識到這點，或者是有意無意的忽略了這些。這是缺乏歷史辯證法的基本知識，更是缺乏正確的歷史觀。所以，他們經常會說，什麼時期的古陶瓷工藝是如何不可逾越，什麼時期的古陶瓷釉色又是怎樣不可企及，什麼時期的古陶瓷的神韻又如何怎樣無法制，什麼時期的古陶瓷的拍賣價格屢創新高等等。其實，這些都是我們現在人為附加的一種淺層次認識，古陶瓷本身蘊含的古代歷史和古代文化，以及它們獨有的原創藝術品質才是我們收藏的本質。
歷史是不可能逆轉的，無論什麼時期的古玩藝術品，你只要滲透到它的文化裡面就是一種境界。由於收藏者的創造和用心，使得收藏者的勞動而形成了新的價值。尤其一些傳承有序的珍貴藏品，不僅僅是自身的價值，還包含這許許多多收藏之人的心血和過程，我想這大概就是收藏的另一種價值魅力所在。
說到收藏，從收藏的歷史來看，歷朝歷代都有收藏文物的愛好。上至皇帝和貴族官員階層，下至士大夫文人和富商階層，大多數對前朝歷代文物收藏有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力。尤其現在，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文物收藏已經相當普遍。但要說到收藏境界，就不是簡單收藏那麼容易。起碼要收藏到真品，並且把收藏曆代文物看做是對民族文化根基的延續。通過收藏，增加文化修養和體會文物收藏帶來的精神享受。通過收藏能結交收藏圈子裡志同道合的知己，取長補短，相互促進，真正的建立良性的收藏觀和認識觀。從而更好的保護文物和傳播遠古的文明。
一個人選擇了收藏，實際上是選擇一種生活狀態，選擇一種生活狀態，實際上是選擇一種境界。但是收藏的境界高低是取決於對待收藏的態度，比如求真務實還是徒有虛名？求真務實的收藏需要嚴格的條件，眼力、財力、運氣是必不可少的，你不搞收藏沒有人說你沒有境界，你一旦搞了收藏，當傻瓜的概率非常之大，可見求真務實的重要性。
有一句話非常經典：一件經歷千百年的文物藝術品或文物遺址，恰巧被你收藏或發現。如果你不研究它的文化價值或不把這種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傳播出去，只是一味的利用的商業價值為自己牟利。那是十足的文化愚蠢，嚴重點是文化犯罪（經營古玩或投資古玩的人，把東西賣給懂其真正價值的人也是一種善舉）。
我要補充一點，如果一個真正的收藏家不練就自己的文物鑑別眼力、強化自己的文化知識、不虛心求教和借鑑於人，學點皮毛就敢顛覆別人，甚至蔑視一切。這種人更可怕，更可惡，更文化流氓。文物收藏首先要追求真品，其次再言談文化和藝術。忽略了真假，還號稱自己是收藏大家，就好比一個毫無技能的人在猴子面前叫囂他是人類的精英一樣滑稽可笑。
在收藏領域，誰都有收藏和研究自己祖宗文化遺存的權利，一時走錯路或走了彎路不要緊，要命的是一直走錯路，而且還要帶著一群人走錯路。這就很可怕了，我們放眼望去，這種“大蝦”如**時期的軍閥一樣比比皆是。他們真正的陶瓷學術研究探討沒有，有的是政治階級鬥爭口號和相互奉承、吹捧。可悲的是很多文博資深專家感動的“屁滾尿流”，甘願俯下身為他們兜著屎尿。我有時在想，這那是文化收藏和傳承，簡直是一場場政治運動。殊不知收藏與政治運動是有本質區別的，收藏是講求真理的，是實實在在的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的古美術工藝的鑑賞行為，而政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收藏者不在於你是皇帝老兒還是平民百姓，只要有眼力，收藏的是真品、精品、絕品。即便社會上沒有人認知，起碼好的行業圈子裡是欽佩的，羨慕的。而政治運動的本質是利益之爭，誰的手段和計謀厲害，誰能調動利益驅使下的廣泛積極性，誰就能贏得政權。看看阿扁那樣的垃圾贗品都能成為“政治領袖”。即便搞贏了收藏政治運動，難道參與這些運動的藏家的收藏都是“國寶精品”不成？我想，除了參與這個政治收藏團體的群體，其他之外的人有誰認可？我想那些大新貨要得到社會廣泛的認知，起碼還要等到500年之後。
收藏的境界是平常心
收藏不分貴賤，小收藏有小的境界，大收藏有大的境界。比如收藏煙標、收藏小人書，收藏唱片，收藏鐘錶，收藏郵票。這些收藏與那些動則上百萬千萬的書畫瓷器相比很小，但小有小的好處，小有小的方便。如果把這些小收藏的各個門類和品種都收藏齊全，並形成一定的規模，通過這些收藏能展示其相關的時代背景和文化特色，這也是一種收藏境界。
作為瓷器收藏來說，在眼力具備的情況下，如果還不具備財力的情況下，不一定非得要收藏到幾百萬或者數千萬一件的精品，才算收藏具有一定的意義。如果有這種思想，收藏則是很痛苦的一種選擇。其實收藏名貴的精品瓷片，照樣也能成就夢想，通過收藏瓷片，不但自己開闊了視野，而且通過這些瓷片收藏彌補了館藏完整器缺失的器形和品種，完善了陶瓷發展史。給深入研究陶瓷窯口的學者和藏家提供重要的標本證據。這也不失為一種收藏境界。
北京有一位瓷片收藏家，人稱“片兒白”，他通過自己多年收藏的數萬片瓷片，開設了博物館，並把其中一些有經歷的瓷片，逐個寫出來，整理成書，給人們講述瓷片後面的故事。他從《打眼》到《開眼》，從《開眼》到《掌眼》，從《掌眼》到《片面之瓷》，每一部作品都有聲有色。收藏古瓷片使白明出了名，有人要給他工作室，有人要幫他開公司，還有人要做他的經紀人，他都婉言謝絕。“我這是狗屎上不了檯盤，”他戲謔道，“我只想過三比三的日子，三分之一干本職工作掙錢養家餬口，三分之一經營發展博物館，三分之一寫作。”你別看他調侃自己：“我整個兒一個敗家子家撿破爛的，玩不起整的才玩碎片兒呢，這叫畫餅充飢。”其實，他隨便穿著一件白色對襟褂子和一雙黑色圓口布鞋，手裡把玩著一塊元代青花瓷片，那份閒情逸致，是何等的享受和自在。
收藏的境界是痛並快樂著
有很多務實的藏家說過：收藏就是自己給自己找罪受，但受罪也是心甘情願的，可謂痛並快樂著。“越膚淺越簡單，越深刻越複雜”這句話用在收藏探究上最恰當不過。因為收藏是實打實的經驗學，這些經驗的獲得幾乎都是血的教訓，都是拿血汗錢買賣出來的，沒有一次比一次慘痛的打眼，就不會有痛徹心扉。當你發自內心感激讓你吃藥的“搶手”時，你才能把交學費看做是自己收藏路上的歷練，這個時候你才能真正邁向成熟的收藏之路。
著名的香港收藏家張宗憲先生，在總結自己收藏曆程時，他領悟古玩的能力是“反覆捉摸”；他的豐富經驗獲得是多聽、多問、多買，活到老學到老，他的生意經是看得懂，買得起，賣得掉，賣不掉還要擺得起；他信奉的古玩信條是“只要東西好，貴了還能貴”，他推崇“高舉高打”和“高進高去”，“以學術帶商業，以品牌推藏品”；他雖然八十多歲高齡，現在依然子夜不眠，晨曦方寐。他雖然沒有上過多少學，但他善於學習和總結。他就像一名刺客，時刻預備著鋒利的刺刀，把自己放在危險的境地隨時出動。也許有人會問：這樣的一生多累啊？其實這就是真正的進入收藏境界，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精品，拿下別人不敢拿的高價精品，因為他看到別人還沒有看到的潛在價值。看似滿世界奔波和勞累，其實也樂在其中。
文物收藏，就像一塊無形的超級磁鐵，時時刻刻的吸引著歷代帝王將相和士大夫文人們不能自拔。有的帝王沉迷其中，甚至丟掉江山，比如宋徽宗趙佶就是這樣一位超級喜歡收藏文玩的國君。清代的乾隆皇帝更是如此，他雖然沒有玩掉江山，但，太多的荒廢朝政，導致康乾盛世從此走向下坡道路。江山社稷和文物收藏，對於他們都難以取捨，這種選擇想必一定是痛苦的，但收藏仍就讓他們樂此不疲。這也是收藏背後蘊含的巨大文化和藝術魅力。
古玩市場上，無論是官高位重的官員，還是外國的駐華使節，再還是文化名人或者演藝明星，只要痴迷於收藏的，一頭扎進市場，和小攤小販或者是同道藏友打的非常火熱，彼此忘記了各自身份，彼此忘記了實力均衡，也許為一個問題爭論的面紅耳赤，也許為一個問題的解決而和顏悅色。仔細想想，什麼玩意能有如此功能？唯有古玩收藏。
這裡面有一些收藏人是實實在在的收藏找罪受，因為並不快樂。為什麼呢？一個是眼力和悟性很差，一個是心氣兒很高，還有一個是夢想著通過收藏來發財致富。越是急於求成，越是頻頻打眼或者被“殺豬”。有的悔悟能力有限的，氣急敗壞到喊爹罵娘，甚至跳樓自殺。
收藏的境界是藏有所取
收藏的平和心態很重要，經過多年的實踐經驗和教訓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但是財力和運氣不到，藏品也是與你無緣。財力和運氣都到了，沒有眼力辨別真偽，或者不能發現是否是具有潛在價值的精品，藏品也是與你無緣。那麼，作為普通收藏者，到底如何進入正確的收藏軌道呢？
首先具備眼力，即便那些商界精英或者政界精英，沒有時間苦心專研具備一定的鑑藏眼力，但必須要藉助鑑藏眼力的人才（資深藝術品經紀人）來為之把關。其次就是藏有所取，即：你喜歡那一個門類？準備投資那一個門類？開始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全面開花，更不說精力和財力有限，就是一個門類的收藏，也是牽扯到很多的知識和內容。一個領域搞透徹了，再跨到另一個領域，最後形成系列。比如龍泉窯的收藏：龍泉資料和書籍的蒐集，窯址考察，窯址瓷片收藏，遺散在社會上的精品標本收藏，精殘器的收藏，多年代和品種標本的收藏，整器的收藏，精品整器的收藏，整個龍泉窯精品整器系列的收藏等。這樣無疑對龍泉窯有了較全面的熟悉和透徹，自然對龍泉窯瓷器的文化了然於胸。
從龍泉窯瓷器的收藏，到系統的對龍泉窯瓷器進行研究，這是更深層次的一種收藏境界。龍泉窯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名窯，因其主要產區在龍泉而得名。它開創於三國兩晉，結束於清代，生產瓷器的歷史長達1600多年，是中國製瓷歷史上最長的一個瓷窯系，它的產品暢銷於亞洲、非洲、歐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影響十分深遠。窯址有大窯、金村、溪口、松溪等多處，北宋時有20多處，到南宋時有窯址40多處，其中以大窯、金村兩處窯址最多，質量也最精。
當你明白南宋龍泉窯是最具有藝術價值的燒製階段之後，你會把資金投向這個領域，即便是南宋龍泉窯精品瓷片，也都具有收藏價值和投資價值，關注這一領域的人多了，這個領域越有收藏價值。我想這個道理不言而語的。
龍泉窯收藏到一定程度，如果不是專業去研究窯口的一系列學術問題，與之相鄰的越窯青瓷或者南宋官窯青瓷，都可以跨窯進行收藏和研究。直到你把整個浙江窯口的收藏和研究形成規模和氣候，我想你已經很成功了。狼的精神之所以被人們稱道，主要是因為狼的目標專一和群追不捨的精神。
收藏的境界是藏有所去
收藏的最終境界是藏品從哪裡來，再到哪裡去的一個過程。很多收藏成功的收藏家總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是：我就是這些藏品一段時期的保管員。想想歷朝歷代的皇家收藏還是私人收藏，莫不如此。古人的收藏品，即便死後帶到墓葬中，多年後還是被盜出或者被考古發掘，誰都不可能最終真正擁有。
拿宋代來說，宋徽宗時期的內府收藏極其豐富，宋徽宗本人對收藏也極其專業，而且內府擁有一大批造詣非常高的文人雅士共同來研究和整理。金兵入侵後被搶的搶，被毀的毀，如此豐盈的收藏不但沒有保全，連同宋徽宗和妃子們都被掠到北方，北宋整個灰飛煙滅。皇家的收藏總免不了朝代更迭毀滅或者流失的命運，作為私人收藏也多都是如此命運。宋代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詳細敘述與其夫趙明誠節衣縮食換取的收藏之富，但也感慨收藏“得之難而失之易”過程的悲慟和無奈。
明代、清代、民國以來，宮廷收藏雖然遭遇很多難以避免的毀壞，尤其清末時期宮廷收藏史無前例的遭遇海外列強掠奪和毀壞而流失海外，比如現在大英博物館、法國盧浮宮的收藏很大一部分都屬於八國聯軍入侵掠奪的中國文物。民國時期，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大舉入侵中國，大量的中國境內文物被運往日本國內。除了清宮舊藏文物而外，民間收藏的大量文物都沒有躲過這次漫長掠奪的災難。很多中國收藏家有這樣一個認識：中國文物無論收藏於國外任何地方，只要我們能看到它們的身影，總比國內完全毀滅要強許多。
這種認識最開始源於民國戰爭的大量毀壞，其次是新中國文革時期“破四舊”大量無知的砸毀文物。鑑於此，甚至有許多的國人鼓吹藝術品是無國界的，它起到對中華文化思想的傳播。但這種思想境界，筆者是不能苟同的。一個國家的文物是其文化命脈的載體，尤其重要文物非正常流失，顯示一個國家的災難和遭受的文化掠奪。強盜搶劫了你家的貴重物品，你不去反思自己的失敗，反而還讚賞他們在替你宣揚文化？
自古以來，要知道擁有大量重要戰利品對強者是一種榮耀，但對被搶劫的弱者是一種恥辱。這些列強把搶奪來的中國文物在一定時期需要合法化，自然要鼓吹“文物藝術品無國界論”，最可悲的是我國的一些“文化精英”和“收藏精英”竟然幫著其漂白。這確實值得我們思考。正應了外國一位將軍的話：“一個國家連自己的文物都不重視，儘管去奴役”。這是多麼簡單的道理。
說到私人收藏和文物流失，民國盧勤齋是不得不提的一個人物，此人褒貶不一。有人說他是自八國聯軍、日本入侵之後，中國自己人把大量文物偷偷流失到海外的罪魁禍首。也有人說是他在西方國家提升了中國文物的整體價值。他也曾經支持過民國孫中山的革命，建國初期也幫助中國政府迴流過一些流失在海外的重要文物。從盧勤齋晚年的回憶錄中，懺悔自己對中國文物流失有罪。
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先生，在民國收藏界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他收藏的西晉陸機的《平復帖》、隋展子虔的《遊春圖》，先後捐贈或原價轉讓給故宮博物院，使得這兩件文物作為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與民國其餘的“三公子”相比，確實成為以後中國的收藏精神楷模。
收藏的境界是藏有所為
民國至新中國之後，香港成為中國文物重要收藏基地，也有人說是中國文物流向世界各地的跳板。由於連年動亂，不少沒落貴族南下上海，家資收藏隨之也積聚上海，上海由此成為當時國內的一大文博中心，有古董經營商二百多家。新中國成立前後，由於局勢動盪和經濟管制，不少外僑、華人紛紛轉移資產或離境，有移居海外的，也有定居香港的。其中，不少達官貴人、文人騷客，大收藏家、文物鑑定專家也在其列。文物收藏也隨人散而散，中國大陸民間收藏可謂命懸一線。文革時期，“破四舊”風潮席捲全國，更是形成了官方和民間走私兩條流失主線。
這幾十年，內地流散出去的文物，大多會以香港為中轉地。作為集散地，香港佔盡天時地利人和。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香港成就了很多知名的大收藏家；同時，也造就出了敏求精舍這樣一個華人民間收藏團體。
近代的中國收藏史，香港“敏求精舍”是不得不提的一個重要機構。這個機構成立於1960年，主要由胡仁牧、利榮森和陳光甫三位先生髮起組織，他們約集香港好古諸友十餘人組建了這個收藏團體。到上世紀90年代，敏求精舍的香港會員達44人，海外會員13人，名譽會員8人。2005年敏求精舍四十週年時，有香港會員36人，海外會員9人，名譽會員22人。
敏求精舍中的重要個人收藏，有精舍首屆主席胡仁牧的清代官窯單色釉器收藏、葉義醫生的竹刻犀角雕收藏、羅桂祥的宜興陶瓷茶具收藏、葉承耀的明清傢俱收藏、九如堂李大鳴的高古瓷收藏、天民樓葛士翹父子的明清官窯瓷器收藏、徐展堂的歷代瓷器收藏等。
敏求精舍成員之一葉義先生，是香港著名醫生，醫學博士、文物收藏家。一生收藏文物甚豐，尤以犀角雕刻類器物為精，於文物研究方面著述頗多。他捐贈一批竹雕給香港市政局轄下藝術館（前香港博物藝術館），使香港藝術館成為國際上重要的竹雕藏品藝術館之一。還有，生前曾立下遺囑，將所藏80件套犀角雕刻作品捐獻給故宮博物院，1985年葉義先生的遺願終得實現。為此，故宮博物院曾於1985年專門舉辦《葉義先生捐獻犀角杯展覽》以示紀念。
華光船務的老闆，趙從衍先生，因為事業才能建立起這麼龐大的收藏，為了事業而放棄這些收藏。趙先生夫婦都是在中國古代工藝品和中國書畫方面造詣極深的人物，對佳士得和蘇富比能夠在香港站住腳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當年專場賣掉所有藏品當然是無奈，為了公司的週轉。可是，幾個兒子沒有一個爭氣的，枉費了上一輩的心思。
仇炎之先生，影響國內外大藏家巨大的人物，大衛德的摯友。當年三場專場拍掉的東西，比如兩隻雞缸杯，其中一隻在1980年就創下500萬以上的記錄。其孫子仇國仕可能日日以淚洗面。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藝術與考古研究所的仇國仕，目前擔任蘇富比中國及東亞區高級董事暨中國藝術部國際主管，雖然不像其祖父般直接從事古董事業的經營，但他以另一種方式成就別人的收藏事業。具有東方血統，但骨子裡卻處處流露著濃郁西方鑑賞眼光的以其中西合璧的雙向優勢，成功打下自己獨特的行事風格，但願他今後多為中國海外文物迴流和收藏做一些有益的貢獻。
徐展堂：祖籍江蘇宜興，1950年隨父母從杭州移居香港。16歲時就已踏入商界，最初經營餐飲、油漆、招牌、裝修業，並逐步向地產業擴展。70年代初，香港經濟蕭條，股市、樓市一跌再跌，徐展堂大膽買進，獲益極豐。80年代初，由於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直接影響到香港地產業，一時人心浮動，行情看淡，他看定後勢大膽買入，再次大賺。兩次成功，奠定了後日的事業基礎。1991年在香港創立了當地首傢俬人博物館——“香港徐氏藝術館”，並在世界各地捐建多處以徐展堂命名的中國藝術館，被譽為世界十大收藏家，也是其中唯一的華人。有人雖然對他捐贈中國文物於國外博物館有看法，但他在國內，出資100萬美元幫助上海博物館建設新館，並捐贈藏品設立了徐展堂陶瓷館；還曾捐贈藏品給南京博物院、香港大學、香港徐氏藝術館等。
天民樓陶瓷收藏，是香港葛士翹先生幾十年心血的結晶。葛士翹先生過世後，天民樓由其長子葛師科先生接手，至今經歷父子兩代，總計四五十年的收藏曆程。主要收藏明清官窯瓷器，青花瓷器又是收藏的重點。天民樓收藏典型元青花器達二十件以上，這是世界範圍內，私人收藏元青花最多的。其中不乏佳器，如帶蓋纏枝牡丹紋梅瓶，玉壺春瓶，青花花卉紋雙耳三足爐、青花纏枝花卉紋荷葉小蓋罐，青花匝等。天民樓收藏的永、宣青花精品，其質量之精和數量之多、都是十分驚人的。天民樓所藏成化藏文杯和弘治雙龍戲珠盤，都是這時期的典型器。天民樓所藏正德、嘉靖、隆慶、萬曆青花瓷，數量眾多，精品倍見。其中以嘉靖青花嬰戲紋蓋罐；嘉靖青花福壽康寧紋大碗；萬曆青花梵文蓮瓣形盤特別值得關注。
葛老先生早年參加共產黨，40年代脫黨去港經商.是從事中國瓷器收藏的奠基人之一，其突出成就是對元青花的收藏。其子葛士科長期在南京生活，由於其父脫黨又在香港政治運動中吃盡苦頭，歷經折磨後去港繼承家產才得以平靜，其所做所為可以理解。據我所知，天民樓未出售過藏品其藏品在上海博物館展出時，可謂盛況空前，一再延期。有人認為香港葛士翹先生雖然藏品豐富，但很大部分是基金持有，為投資回報而收藏，而且，葛士科先生對人對己在錢方面看得實在太重，缺乏大藏家的氣魄和風度。其實後輩能把如此巨藏延續下來而不散，就是壯舉和貢獻。想想香港很多著名大藏家，後輩無人而散失一生心血，甚至讓家族成員之間反目成仇的比比皆是。
香港還有一位愛國收藏家胡惠春先生，生於1910年，卒於1993年，在民國年間就是上海大收藏家。他是上海著名金融家胡筆江之子，後繼承父業，成為一個銀行家。由於其對中國陶瓷的喜愛，同時更為了易於商業競爭，胡惠春先生決定集中收藏明清官窯瓷器，作為他藏品的核心。暫得樓是胡惠春先生為自己的收藏所起的堂號，在香港、紐約均設有分館。“暫得”一詞取自王羲之《蘭亭集序》：“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表達了欣然而遇的內心喜悅。解放初期，受周總理號召，胡惠春與香港知名學者及教育家陳君葆、當時新任中國文化部部長沈雁冰、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等人，在香港秘密組織國寶收購小組，由內地出資，大量購買戰亂散失香港的重要文物，尤其是古籍善本、清宮迭失書畫等，運回大陸，其中最著名的有《四部叢刊》、《呂氏春秋》、《晉會要》、《王梅溪集》等罕本古籍，其中，《晉會要》是清末廣東著名學者汪兆鏞的手寫原稿。現上海博物館裡的暫得樓瓷器館展品均為胡氏畢生所藏的捐獻。胡惠春先生在1949年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後移居香港，在隨後的30餘年裡，其先後以不同形式向上海博物館捐贈了350餘件藏品。上海博物館後來專門為暫得樓的藏品開設暫得樓陶瓷陳列專室，使其多年收藏終獲歸宿。
內地如王世襄，國內收藏界可謂如雷貫耳。王世襄1914年生於北京，於2009年去世，祖籍福建省福州市人。漢族，著名收藏家、文物鑑賞家、學者。他使井市的“雕蟲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寫，他玩物並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門“世紀絕學”，他被稱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從專門來華的荷蘭王國約翰·佛利蘇王子手中，接過旨在鼓勵全球藝術家和思想家進行交流的荷蘭克勞斯親王最高榮譽獎，從而成為獲得該最高榮譽獎的第一位中國人。
這些讓人尊敬的是他們能把自己的藏品當作人類的藏品，不但能夠提攜後輩，還能捐贈當年傾家蕩產求得的寶物。
中國80年代後成長起來的收藏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沉澱，必將有一大批湧現出來。這無疑對國內嚴重的文物外流築起一道攔水壩。也將為我國的文物收藏和保護，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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