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許未曾聽說的唐僧 ...

本文轉自:fangberlin

說到宗教,先來後到的次序,使得有些宗教被視為洋教,有些則不然。佛教雖來自印度,也是“洋教”,卻不被見外。基督教、佛教在中國歷史上的出現時間頗為類似,二者曾經友好共存。更有意思的是,基督教還和道教也有過一段有趣的交集。

這段歷史,是我從兩個美國同事處無意中瞭解到的。話說2018年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上有個驚豔節目,叫天降祥福:來自世界各地的極限跳傘運動員,包括多位世界冠軍,從天而降,在空中擺成“福”字。節目三位隊長之一Larry Henderson 是我的好友和同事。他是極限跳傘教練,他和他的團隊保持了多項跳傘世界記錄。Larry是美國人,卻在泰國做過三十多年傳教士,與泰國王室關係密切,多次在泰王生日慶典等儀式上表演。Larry的朋友Darren Reese也是一個德克薩斯西部的人,一樣在泰國生活了多年,泰語流利。

译者||你或许未曾听说的唐僧 ...

圖片說明:2018年春節聯歡晚會上的天降祥福節目

泰國是佛教國家,他們當初去泰國,必然想去了解一下兩種宗教歷史上有無淵源。這麼一查,就看到了景教在唐代傳播的事。景教也稱光明教,起源於基督教的分支聶思脫裡派。其創始人為敘利亞人聶思脫裡,曾出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後因主張耶穌的神性和人性分開,反對將聖母瑪麗神化,在431年的以弗所公會議被判定為異端。聶思脫裡被開除主教公職,客死埃及。其門徒也備受迫害。聶思脫裡派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基督教在東方世界的流傳,多用古敘利亞文。耶穌本人傳道,用的就是古敘利亞文的一種—— 亞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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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基督教來華被公認的有文字記錄的證據,就是明天啟三年(1623年)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是唐代對古羅馬或近東地區的稱謂。此碑發現後,很多外國人想來買走,但是被阻擋了下來。它現藏於西安碑林,是中國首批禁止出國的珍貴文物。梵蒂岡、韓國、日本、美國等國有此碑仿製品。該碑文用中文和古敘利亞文,記載了波斯景教在主教阿羅本帶領下來唐,在中國流傳開來的故事。碑文上除了唐代幾代皇帝對景教的支持外。還提到了多個我們熟悉的歷史人物,包括高力士、房玄齡和郭子儀。碑文中提到,景教傳教士伊斯是個樂善好施的慈善家,曾效力於郭子儀麾下。郭子儀戎馬生涯中,帶上一個“胡僧”幹什麼?是像今天的隨軍牧師嗎?而阿羅本,則被唐高宗封為“鎮國大法王”,有點像後來的紅衣大主教。

唐代在文化上兼容幷蓄,它比我們想象的還要輝煌。我們知道唐僧西天取經後回來翻譯,成為翻譯界的鼻祖。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佛經的翻譯中,還有另外一個“唐僧”,也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撰寫者“大秦寺僧景淨。”在西方,他的名字叫Adam,亦即亞當。這位唐僧景淨是波斯人,從小在中國長大,中文流利。

話說阿羅本來唐後,太宗“賔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也就是說,太宗特意給他開闢了一個翻譯書屋,讓他們翻譯基督教經文。

景淨翻得很好,以至於佛教人士也找上門。景淨除了自己本職工作景教經典翻譯外,還翻譯了三十多卷佛經。翻譯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之事。景淨等景教徒基督教和佛教經文都翻譯,就出現了名詞的串燒。四大福音的作者被稱為“法王”,如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為廬珈法王、馬可為摩距辭法王、約翰為瑜翰法王。教堂被稱為“寺”,教士被稱為“僧[1]。不少論者稱這是基督教來華時,過於遷就流行的佛教。但不要忘記,此時佛教很多名詞也在新造,而且造詞的可能是同一夥人、在唐太宗所賜的同一間翻譯工作室裡完成的。

景淨應該是當時翻譯的權威,我們實在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去翻譯佛經。可能他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以至於本不該翻譯的材料也上手了。他與梵僧般刺若合作,依胡本翻譯《六波羅蜜經》。景淨不懂梵文,般刺若不懂漢文。兩人的合作,類似於林琴南的翻譯:林琴南讓不懂中文的外國人口述,自己“耳受手追”,翻譯成優美的中文。景淨和般刺若合作的效果如何?佛經經文本來就抽象,這種做法相當於用谷歌翻譯看科學文獻。當時的最重要讀者唐

太宗看了他們的翻譯,感覺稀裡糊塗,稱其“理昧詞疏”,要求他們不要再瞎胡鬧,“景淨應傳彌屍訶教(彌屍訶為“彌賽亞”在當時的譯名)。沙門釋子弘闡佛經。欲使教法區分,人無濫涉。”[2]不過唐太宗並未因為自己的看不慣,而禁止傳播。此等包羅萬象之胸襟,放在今天都不落後於任何一國。

如果說在中國,獨立的翻譯們尊玄奘為保護神和始祖的話,團隊翻譯應尊景淨為鼻祖。景淨後來應該意識到了自己的侷限性,其文字應交由他人潤色了,大秦景教流行碑的文字就比較優美,應該是早期作者和編輯的合作。景淨是碑文作者,可是書寫碑文的卻是“朝議郎前行臺州司士參軍呂秀巖。”

呂秀巖何人也?包括日本景教研究專家佐伯好郎在內的研究者認為他就是“金丹教”教祖呂岩,亦即“狗咬呂洞賓”的呂洞賓。呂秀巖變成了呂岩,佐伯好郎引清人錢大昕的說法,稱“漢魏以降,文尚駢儷,詩嚴聲病,所引古人姓名,任意割省。”換言之,為了對仗工整等考慮,人名在文字流傳中常被省略,呂秀巖變為呂岩不足為奇。另外,呂洞賓傳說裡以水變酒、醫治瘸腿等事蹟,與《聖經》所傳耶穌神蹟奇事頗為類似[3]。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證,是道教經典《呂祖全書》中的一篇讚頌《太上敕演救劫證道經咒》,每句後跟一咒語。多年來一直被認為是梵音,但神學家、史學家、古敘利亞語學者阿方斯·明加納(Alphonse Mingana)將其回譯為古敘利亞語拼音後,發現竟是一首頌揚耶穌的讚美詩[4]。我將此文拼出來給我們學校教授、懂古敘利亞語的傑夫·切爾德斯(JeffChilders)。僅從我拼的幾個字上,他也辨認出了彌賽亞、王等多個古敘利亞語的詞彙。

為什麼景教進入唐代中國後,開始和佛經混雜,後來又進入道教經典流傳了下來?崇尚道教的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間(840年-846年),推行毀佛政策,沒收佛教廟產,遣散僧尼。夾縫中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一併遭到打擊,同樣遭到教產充公、典籍遭毀的命運。不排除有景教徒借外語人才短缺的機會,以音譯的方式,將景教經典混入道教文獻中以圖保存。呂洞賓可能就是景教徒,後來創立金丹教,成為道家的一員。這就好比猶太的亞伯拉罕,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共同信奉的“信心之父”。

流行中國一時的景教,為何最終消失?景教傳教中的一大教訓,是過於倚重“上層路線”,靠皇帝支持而生存,而並未在民間紮根。一旦皇帝翻臉,像武宗那樣剿滅,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對於今天來說,宗教界應得到的啟迪是政教分離,不能過於依賴“政策支持。”景教研究者邱中行(Peter Chung-hang Chiu ,邱中行為音譯)就在其博士論文中感慨景教興也皇帝,衰也皇帝的命運。

景教的故事並未到此完結。1900年,道士王圓籙無意之間發現了莫高窟的藏經洞,海量經文被發現。除了佛經和道教經典之外,這裡也發現了景教部分經典。這些經典因為當時兵荒馬亂,被外國人盜走騙走買走,散佈於世界各地。劍橋大學漢學家彭馬田將這些殘缺的景教文獻,稱為Jesus Sutras(《耶穌經》)。他在研究過程中,對道家和景教的聯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用道家基督徒(Taoist Christians)一說,描述可能依附於道家的基督徒。

為了找到更進一步的證據,他一直在尋覓新的遺蹟。他所掌握的“尋寶圖”是佐伯好郎得到的一幅手繪地圖。手繪地圖上標出了樓觀臺和一座古塔。樓觀臺在今日西安西邊的周至縣,是道家聖地:相傳道家始祖老子當年欲避禍西出,離開函谷關前,被關令尹喜攔住。老子在樓觀臺傳下《道經》、《德經》兩篇後,倒騎青牛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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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大秦寺,攝影者J. Coster

佐伯好郎地圖上標的“大秦塔”引發了彭馬田的極大好奇心。彭馬田用佐伯好郎的地圖實地考察良久,終於找到了大秦塔。古塔附近有一佛教寺廟,守廟的老尼姑已經一百多歲。她跟彭馬田講述了上千年來口口相傳的故事,和“大秦景教流行碑”上說的很像,也是有人從西域來此傳教。彭馬田後來在這古塔裡,找到了古敘利亞文的塗鴉,和耶穌降生以及約拿故事的浮雕。由於大秦塔和樓觀臺在一個地方,彭馬田更進一步地相信道教和景教的密切關聯。宋代蘇轍也寫過一首《大秦寺》詩:“大秦遙可說,高處見秦川。草木埋深谷,牛羊散晚田。山平堪種麥,僧魯不求禪。北望長安市,高城遠似煙。”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蘇轍和蘇軾兄弟遊覽大秦寺,想和寺僧論禪,不料寺中僧人毫無興趣,蘇轍悶悶不樂。若想到此寺中僧侶為景教徒,這一切就順理成章了。

彭馬田(Martin Palmer)在這個重要發現之後,寫下了《耶穌經》(Jesus Sutras)一書。我在中文網站上沒有看到多少介紹。寫信去問彭馬田先生本人此書有無中文翻譯計劃,他說沒有。他現在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漢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他翻譯了《易經》、《尚書》,是女王丈夫菲利普親王的中國文化顧問,也是世界宗教與環境保護基金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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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彭馬田著《耶穌經》

佐伯好郎和彭馬田的研究,近些年西方罕有提及。其原因是在宗教學術界,宗派觀念更為

關注各門派的純淨,不大可能接受唐代那種混雜,更何況聶思脫裡是很小的流派,歷史上被視為異端。文明衝突的考慮,讓這種宗教混合成為碰不得的敏感話題。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宗教研究也是封閉的。一些國內發現,比如三國時期的鐵十字架和對聯,因缺乏世界性交流而曇花一現。這種種原因,使得本可深挖的歷史,掉進了東西方研究的裂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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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孔望山摩崖石刻,參見Pierre Perrier 和Xavier Walter所著 《多馬創立中國教會》

今天我們說“一帶一路”走出去。基督教來華,也有陸路和海路兩種傳說。景教是從陸路,經中亞來到西安。但是最近有不少研究,可能更將此歷史提前:基督教可能是漢代經水路進入了中國。法國人皮埃爾·佩裡埃(PierrePerrier)和沙威·瓦爾特(Xavier Walter),在他們所著的《多馬創立中國教會》一書[5]中,作者從江蘇連雲港孔望山的石雕說起,稱使徒多馬乘船到了連雲港。孔望山的石雕中,有多馬和聖母的雕像。書中稱漢明帝劉莊之弟劉英為歷史上第一位基督徒。《漢書》中記載,漢明帝曾下詔,讓各國犯死罪的人繳納生絹贖罪。楚王劉英也準備了黃絹白絹三十匹。漢明帝下詔稱:“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黃老教信黃帝老子,是道家淵源。可這外國名字的伊蒲塞何來,有一說是外國佛教徒。而《多馬創立中國教會》作者認為是使徒多馬帶領的傳道人。劉英非信佛而是信了多馬所傳,被朝廷懷疑拜別的王(耶穌被稱為猶太的王),因而被誣謀反。當時基督教剛剛傳開,還處在《使徒行傳》記載的使徒時代。基督教連名字都沒有,造成各種誤會。此為猜測,但徐州畫像石館館員馬煥躒也發現的一面銅鏡,上有十八個字銘文:“作神鏡,尊一帝。德母目人子。有王赫。志,重,須,毓。”這被視為漢代基督教福音。原金陵協和神學院教務長汪維藩教授也在徐州漢代時刻中發現多個疑為聖經故事的石刻。所有這些證據加在一起,給基督教經使徒多馬,從海路傳入中國增添了份量[6]。希望國內外專家繼續查考,在這些理論中辨明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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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多馬創立中國教會》一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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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徐州發現的漢代銅鏡,來源於《彭城晚報》2009年6月25日

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來華後的傳播中,和佛教、道教之間並沒有和今天這樣涇渭分明。劉英信的是道、佛、還是基督教,至今尚無定論。這中間的原因之一,是這些宗教並未定型,在接受和傳播中互相穿插。原因之二,是經文翻譯中,詞語和概念屢被串用。後來概念越來越清晰,詞彙越來越專業,求異勝過了趨同,反而大家漸行漸遠。

道教、佛教、景教的流傳和變遷,我們只能從金庸小說裡看到一些歷史想象的影子。歷史上的懸案,何其多也?彭馬田所著《耶穌經》寫完後竟沒有了下文,是非常可惜的事。但願有出版社看到此文後,願意將此書翻譯成中文。從宗教的角度來看,此書所描述的發現,將改寫基督教流傳中西方中心論的歷史。中國古代歷史上,雖有過會昌滅佛的慘烈,也有佛、道、基督教共處一室翻譯的和諧,更有景教依託道教頌讚千年的美好。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些研究會顛覆基督教乃西方宗教和“洋教”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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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俄克拉荷馬人》報道的俄克拉荷馬發現的“牧羊”老壽星

文化交流是有來有往的。和基督教來華同樣有趣的是,中國道家到底傳了多遠?是什麼時候傳出的?記得在俄克拉荷馬時聽說過一件往事。1940年代,俄克拉荷馬路肅鎮一對夫妻在家挖井,總是不出水,他們於是放炸藥,從地下十五英尺處炸出一個木頭雕像來。附近沒有人知道這雕像上的人是誰,直到後來一箇中國人認出是中國道教裡的老壽星。為什麼俄克拉荷馬的地下會炸出中國道教的老壽星來?這個懸案不了了之,最後一次報道是1973年《俄克拉荷馬人》上的一篇充滿疑問的文章,此文後來因為歷史沒法解釋,稱雕像可能與1890年代富國銀行(Wells Fargo)被搶一案有關。此案發生在舊金山,但是劫匪一直被追捕,後來在俄克拉荷馬路肅鎮不遠處發生槍戰,劫匪除了一人被捕外,全部被殺。被搶的金子等財寶一直沒有找到。[7]所以《俄克拉荷馬人》懷疑老壽星是被搶物品之一。這個說法難以令人信服,很難想象劫匪在被人一路追殺的情況下,千里迢迢帶著一個可能僅僅是裝飾品的陌生木雕,從加州一直跑到俄克拉荷馬。另外,壽星一般手裡拿的是仙桃,可是這個老壽星貌似拿著杖抱著羊,又有基督教的象徵。是不是和道景混雜的時代有關?我把這個問題扔給了提出道家基督徒一說的彭馬田,不知他能否像當年苦尋大秦寺一樣,去尋找到合理的答案來。

注:

[1] 朱謙之著《中國景教》,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轉引自朱謙之著、黃夏年編,《朱謙之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 龔方震著, 《融合四方文化的智慧》,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 Chiu 博士論文中對此有明確解釋。參見Chiu, P. C.(1987). A historical study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the T’ang Dynasty between A.D. 635-845.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Fort Worth, Texas.

[5] Walter, X., & Perrier, P. (2008). Thomas fonde l’église en Chine, Sarment Editions du Jubilé, 65-68.

[6] 銅鏡的發現參見程穎著,《漢代銅鏡上刻有“基督教十八字福音”》,《彭城晚報》2009年6月25日。引自http://epaper.cnxz.com.cn/pcwb/page/3/2009-06-25/A01/98421245897440093.pdf

[7] Covey, C., & Burcharot, B. (Summer 1973).Shu Shing Lao. Oklahoma Today,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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