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任何一位受過基礎教育的讀者而言，達爾文的進化論絕非陌生的概念。“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八個字更可謂婦孺皆知。按理說，進化論屬於十九世紀偉大的科學發現，關乎人類起源問題。可在彼得·沃森看來，由此衍生的達爾文主義卻改變了現代人的思維模式，影響到了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在他的皇皇鉅著《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中，作者一改我們所熟悉的史學傳統，將帝王將相、軍事戰役拋擲一邊，而將人類的思想視作歷史發展的動力源泉。那麼，作者對於達爾文理論的看法是否站得住腳？
將時鐘撥回1859年，那一年，《物種起源》出版。它帶來了一種嶄新的，達爾文的同時代人從未預想到的關於生物進化問題的解釋。這一理論表明了一個物種如何產生另一個物種，這就要求西方人摒棄一些最根深蒂固和最珍視的信仰。問題在於，人們憑什麼相信達爾文的學說呢？原來，在十九世紀中期，大家早已習慣於談論社會和自然中的爭鬥、競爭作用。因為，即使在當時，要無視或者反駁岩石中的證據已近乎不可能：最古老的岩石中只發現了無脊椎動物的殘骸，第一種魚類在志留紀（6億年前）才出現。
《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
較之上述證據，更值得注意的是時人思維方式的變化。人們不再沉溺於柏拉圖、黑格爾式的“理念”，而用“觀察”的眼光重新審視這個世界。畢竟，適應能力更強的個體更有可能繁殖併產生新的後代，這一現象的發現並不需要藉助於高深莫測的哲學思想，而只需要實事求是的觀察。這也正是今人看待世界、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正如彼得·沃森所言，達爾文理論對世界的重大影響之一就是純粹的唯物主義發展過程至此徹底代替了世界的“設計”說。
按照達爾文的研究，比其他個體更能適應環境的偶然變體應該受到肯定，這也就意味著一個人類歷史中的演進主義框架得以確立。詹姆斯·弗雷澤於1890年出版的《金枝》中寫道，人類學家曾經試圖教化殖民地的土著，力圖讓他們適應更為“高等”的歐洲文化習俗。這些努力以失敗告終，這似乎使作者相信，存在“一個所有文化發展時都要經歷的固定的階段順序。”路易斯·摩爾根將這一發展階段描述為矇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很難相信，上述學者不曾受到達爾文理論的啟發。
然而，本以生物為研究對象的達爾文理論問世後，也被逐漸套用至人類自身。對於這一現象，彼得·沃森痛心疾首地表示，達爾文在進化論語境下對什麼構成“適應”的觀念被大大誤解。達爾文的崇拜者赫伯特·斯賓塞認為，進化將會在社會的每個層面發生，導致“最適者生存”。在這個過程中，適應能力不夠強的民族，將會被清除。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此誕生。
雖然彼得·沃森未曾著墨，但這股思潮也對近代中國產生了負面影響。梁啟超在目睹清朝野蠻的陋習——纏足——之後，不止一次悲痛地承認：只有歐洲人有資格被稱作“歷史的人種”，“條頓人實今世史上獨一無二之主人翁也”。他還聲稱“人類的歷史乃是人種競爭淘汰的歷史”。對達爾文理論的片面理解，讓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走過了不少彎路。
而社會達爾文主義所造成的可怕災難，還在後頭。1973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洛倫茨所從事的不道德的研究令世人震驚。上世紀四十年代，在納粹黨的煽動之下，洛倫茨聲稱，人可以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具有完全價值的”的人，另一類是“具有劣等價值”的人。不論採取什麼政策，凡能減少“道德上的劣等人”，均是合法的。我們都知道，納粹對猶太民族採取了什麼樣的政策。
時至今日，被誤讀、被歪曲的各類“達爾文理論”仍然在潛移默化之中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模式。比如，網絡上販賣焦慮的某些10w+熱文遵循的仍是錯誤的達爾文主義：在年輕人裡，能賺錢者生存，反之則會被社會淘汰。彼得·沃森的憂慮，不幸地得到了印證。
說到底，世人之所以對達爾文的理論深信不疑，與其所具有的科學性不無關係。彼得·沃森在上一部代表作《20世紀思想史》中談到，科學教育的普及“將阻止我們社會中科學家與其他人之間產生巨大的鴻溝。”“進化是關於我們所有人的故事，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國際化方式是文學、藝術和宗教永遠達不到的。”顯然，在他看來，當代人的思想想要取得進展，必須沿著科學的方向前行。這正是彼得·沃森的思想史的獨特之處：人類思維模式的轉換來源於周圍環境中的實在，而非哲學家們感興趣的形而上學的彼岸。
《20世紀思想史》
如果不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我們同樣有可能會犯下斯賓塞式的錯誤。他將“適者”直接與人類社會的“強者”等同起來，使達爾文理論中的“適者生存”退化為“強者生存”的強者哲學。這是一種以人類價值觀為基準做出的主觀判斷，與達爾文的科學理論背道而馳。要知道，弱小如寄生蟲依然能適應環境並存活數億年。強大如恐龍卻因不適應環境而被自然淘汰。換言之，強弱只是相對而言，對自然的適應或者說自然選擇才是生物進化的永恆法則。
對於科學將給人類思想帶來的影響，彼得·沃森抱有十分樂觀的態度。然而，今日的科學研究正日益向高精尖領域進發，以至於掌握著研究成果的科學家也很難與我們這些普通人分享他們的所得。比如說，我們如何才能準確理解屠呦呦為全人類做出的偉大貢獻？令筆者擔憂的是，我們是否會面對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有一天宇宙的奧秘將只能被那些對數學有著較高理解力的人所領悟？
在《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結尾，作者指出，從達爾文學說的角度探索大腦與意識的關係，值得期待。因為，在進化過程中大腦為完成繁多的任務已經簡化為三種器官。通過神經“放電”活動的蹤跡，我們或許可以找到意識的來源。他進而認為，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本質上屬於柏拉圖理念的“內在自我”或者說心靈有可能根本不存在。
然而，人類在研究外部世界以及客觀規律時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要認識我們自己，科學至今絕非萬能。康德的先天範疇、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弗洛伊德對人類潛意識的關注、都充分證明自我與心靈的關係仍然難以捉摸。曾獲得諾貝爾獎肯定的行為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白撿的100元所帶來的快樂，難以抵消丟失100元所帶來的痛苦”。當人們做出有關收益和有關損失的決策時表現出的不對稱性，是傳統經濟學家的研究盲區，也讓我們再一次意識到人類思想的複雜性。科學的達爾文理論告訴人們，歷史的發生存在偶然性，沒有必然的目的性，這恰恰與科學的本質形成了微妙的悖論。或許，對於人類思想的探索，我們更需要一種對柏拉圖問題的亞里士多德式的認識。這也正是彼得·沃森的鉅著給予所有讀者的指引與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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