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滿洲人建立大清王朝，能夠從偏安遼東一隅的少數民族政權，發展成為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除了明末特定的歷史環境給了其一定的偶然性機遇外，眾多明朝的降官降將在整個“明亡清興”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而在這些降官降將中，“三順王”即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無疑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這三人在明朝時起初僅僅是毛文龍的部將，官階也只到副將、參將一級，只能算作是中級武官，然而在“吳橋兵變”投降清朝後，搖身一變，成為了清軍中的骨幹和棟樑，後來甚至還被封為了“異姓王”，更是“異族王”，足可見清朝朝廷對其的重視。

與之相對應的是，作為當時明朝在遼東的最高級別的將領、薊遼督師洪承疇，以及總兵一級的高級武官祖大壽投降後，無論是權勢、地位、爵位，遠遠不能與“清初三順王”相提並論。

而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別，歸根結底還是投降的“價值”不同罷了。

我們可以先用現代企業間的一個例子做比較。

有兩家公司正在做著激烈的市場競爭，一家是曾經壟斷行業的傳統企業，但是管理陳舊、內部混亂且危機不斷，已經走上了下坡路，而另一家則是剛剛興起的創業型公司，正在努力的搶佔市場。

而這個時候，傳統公司內部的一個團隊，由於受到了內部其他團隊的排擠，主動選擇跳槽到這家創業型公司，並且，他們不是“光桿司令”過來空手套白狼，而是帶著團隊、帶著資金、帶著技術過來的，甚至帶來的團隊人數差不多是創業公司現有團隊人數的十分之一的樣子。而在轉投之後，這些團隊解決了創業型公司的許多曾經無法解決的技術性問題，並且在搶佔市場的過程中表現極為出色。在這樣的情況下，可想而知，這個團隊的帶頭人必然會獲得很好的待遇，或者說，這些人拿到的原始股，享受到的是創始人團隊或者核心管理層的頭銜。

與之相對應的是，同樣是這家傳統公司內部的團隊，在公司即將破產的邊緣，與創業公司經歷了一場激烈的商戰，不僅拼的血本無歸，團隊的領導也被逼得走投無路，在這樣的情況下，也選擇了投奔這家已經逐漸做大做強的創業型公司。結果也是可以預見的，這些人縱使再有能力、曾經在傳統企業再有輝煌的業績，如今在這家公司也僅僅是級別高一點的職業經理人，地位、待遇必然無法同之前的人相提並論。

通過這則示例的類比，我們不難發現， “三順王”即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就屬於前者；而洪承疇、祖大壽，則恰恰是屬於後者。

“吳橋兵變”，“三順王”歸降，可以說是打破明清之間戰局平衡的一個重要節點。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曾經是明朝東江鎮總兵毛文龍的部將，同時他們也被毛文龍收為了養孫，被賜姓“毛”，分別叫做“毛永詩”、“毛有傑”和“毛永喜”。在毛文龍麾下，他們也得到了重用和提拔，開始擔任軍職。

但是在後金天聰二年（1628年），時任薊遼督師的袁崇煥“計斬毛文龍”，並安排陳繼盛等人協管東江。

可以說，袁崇煥在殺掉毛文龍之後，並沒有非常妥善的處理後事，對東江鎮也沒有進行有效的安撫和安置，而這也成為了後來一系列嚴重後果的一個重要導火索。

後金天聰五年（1631年），“大淩河之戰”爆發，皇太極率兵將祖大壽鎮守的大淩河城團團包圍。接到朝廷的旨意後，登萊巡撫孫元化急令已經歸順其麾下的孔有德率軍北上支援祖大壽。

然而，孔有德率領的遼兵與山東本地的登萊軍隊矛盾頗深，且天氣寒冷，孔有德軍隊的後勤寄養出了問題。隨後，孔有德的手下因為一隻雞與朝中要臣王象春結怨，進而開始受到了各方的排擠與打壓。在這樣的情況下，孔有德在部將的勸說下，發動兵變，帶兵重新殺回山東，並且以耿仲明做為內應，奪下了登州。

這便是著名的“吳橋兵變”。

“吳橋兵變”後，在以孔有德、耿仲明、毛文龍之子毛承祿等為首的一眾遼東舊將的帶領下，迅速拉起了一隻近萬人的隊伍，開始在武裝割據，時間前後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致使山東半島被打得的一片糜爛，讓明朝政府付出了巨大的損失和代價。

之後，明朝政府調集各方力量，開始鎮壓叛軍，包括祖大壽的兄弟祖大弼，吳襄、吳三桂父子，以及後來非常有名的劉良佐、劉澤清等人，皆參與了鎮壓孔有德、耿仲明的戰鬥。

而最終在突圍無望的情況下，孔有德和耿仲明選擇從海上出逃，橫渡渤海灣，最終在鴨綠江口，向後金剃髮稱臣，於後金天聰七年（1633年），正式投降了後金。

當皇太極得知孔有德等人率眾投降後是興奮異常，不僅出城十里相迎，更是讓孔有德、耿仲明自領所轄兵馬，並賜名“天佑兵”。後金天聰八年（1634年），尚可喜也在被百般刁難和排擠後，選擇投降了後金，皇太極同樣對尚可喜的到來予以了熱烈歡迎，並將其軍隊賜名為“天助兵”。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投降後金後，可以說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首先，跟隨他們投降的有一大批懂得製造火炮和船舶的工匠，而這就使得明朝在火器和海運上的絕對優勢，變得蕩然無存。

在此之前，寧遠之戰和寧錦之戰後金的慘敗，都與火器部隊匱乏有關，而皮島、覺華島之所以能夠成為明朝的海外據點，這也與後金沒有航海技術相關聯。如今，明朝在武器裝備上的優勢喪失殆盡，海路上的壟斷地位也被打破，這對於後續明清之間的戰列態勢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其次，三人所帶的兵馬，擴充了後金的兵員。

這些人在隨後徵朝鮮、松錦大戰以及入關南下清剿李自成、張獻忠，蕩平南明小朝廷等一系列的戰爭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次，皇太極對於三人的器重，也極大的刺激了明朝的官員和將領，而他們也為後來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員將領們，做出了榜樣和表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宣傳作用。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正式改元稱帝，建立大清王朝，並將這三人冊封為王，其中孔有德為恭順王，尚可喜為智順王、耿仲明為懷順王。至此“三順王”正式誕生，而在順治皇帝時期，這三人的頭銜也變為了定南王、平南王和靖南王。

他們之中，除了孔有德在桂林戰死，全家被屠戮，僅有一女孔四貞逃脫，進而被取消的王爵世系外，耿仲明和尚可喜的後人皆參與了康熙朝時期的“三藩之亂”。

相比於“三順王”的主動歸降，洪承疇和祖大壽的投降，則是被俘後的投降。

清崇德七年（1642年），決定明清之間命運走向的松錦大戰以清朝大獲全勝，明軍幾乎全軍覆沒、主將洪承疇被俘的結局結束。

此時的明朝已經是走在了滅亡邊緣，本來關內地區已經被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農民軍搞得是滿目瘡痍，如今又遭遇了“松錦大戰”的慘敗，領地盡失不說，精心打造的九邊精銳更是喪失殆盡。

最終，既是出於對大明王朝和崇禎皇帝的莫大失望，也是寄希望自己能夠繼續施展抱負，洪承疇選擇了投降了皇太極。而祖大壽，早在十年前的大淩河之戰中，曾有過一次詐降經歷，之後又重新回到了明朝，這次投降後，祖大壽也選擇了安心歸順。

然而，皇太極時期的洪承疇和祖大壽並沒有得到重用。

一方面，皇太極對著二人仍有防範之心，頗有戒備；另一方面，此時清朝的漢臣漢將，不僅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范文程這些能員幹吏，包括李永芳之子巴顏、佟養正之子佟圖賴等這些“降二代們”，也已經嶄露頭角，並且更受信任和器重，因而留給洪承疇和祖大壽發揮的空間還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縱然在明朝的時候，洪承疇曾是掛兵部尚書銜的薊遼督師，祖大壽也是總兵一級的高級將領，其級別和地位遠超孔有德等人，但是到了清朝的朝堂上，已經是今非昔比，被封王爵的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硬生生的壓過了洪承疇和祖大壽一頭。

而相比與“三順王”，洪承疇和祖大壽的頭像，是戰敗投降，來的也只是“光桿司令”自己，況且此時“明亡清興”的趨勢也已經是不可逆轉，他們的到來也只是“錦上添花”。遠比不上“三順王”投降時“雪中送炭”的意義重大，因而沒有被過渡的封賞也就成為了必然。

而除了“三順王”，還有一位明朝投降的將領，也被封了王，這便是後來引發“三藩之亂”的平西王吳三桂。

吳三桂能夠被清朝封王，也是因為當時的特殊局面。

清順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率軍攻克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

在此情況下，吳三桂先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政權，但是在聽聞其父遭到了拷掠，愛妾陳圓圓又被劉宗敏霸佔後，毅然決定與李自成死戰到底。

早在“松錦大戰”後，清朝就開始對吳三桂的招降工作，但是吳三桂始終不為所動，這次也是打著“借兵”的名義向清軍求援。而清朝這面的多爾袞卻始終堅持只接受投降，不接受“借兵”，同時更是陳兵山海關。

在“山海關大戰”中，吳三桂與李自成的交戰中，自覺不支，陣前向清朝投降，於是在吳三桂的引領下，清兵在得以進入山海關，打敗李自成。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既是為了爭取吳三桂的歸順與投誠，同時也是更好的為清王朝打天下，在明朝時已經是平西伯的吳三桂被封為了平西王，而在此之後他也跟隨清軍南下，成為剿滅李自成和南明政權的先鋒。

而吳三桂相較於洪承疇和祖大壽，其能夠封王的關鍵在於，吳三桂手中握有精銳的關寧鐵騎，並且佔據著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山海關，其能夠發揮的價值遠超過這二人，況且吳三桂是被招降了，既然是招降，付出的代價和籌碼也必然比投降的要高。所以吳三桂能夠封王，而洪承疇和祖大壽則不能。

綜上所述，投降時，最被看重的並不是“官職”，而是其所有的“價值”，而這也是為何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吳三桂能夠被封王，而洪承疇和祖大壽等人卻沒有如此待遇的根本原因。

而他們中除了發動“三藩之亂”的吳三桂，也幾乎全部進入到了《貳臣傳》。不管是自殺殉國的孔有德，還是寧死不願參與其子叛亂的尚可喜，乃至憑藉自身實力被重新委以重任、成為“五省經略”的洪承疇，無一例外都難逃其中。

對於他們的重用，是對其“價值”的利用，而最終，也需要他們的“事蹟”作忠君愛國的“反面教材”，這些人也終究難逃再次被“價值利用”，說到底，這一切都是政治統治的工具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