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满洲人建立大清王朝，能够从偏安辽东一隅的少数民族政权，发展成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除了明末特定的历史环境给了其一定的偶然性机遇外，众多明朝的降官降将在整个“明亡清兴”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在这些降官降将中，“三顺王”即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无疑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这三人在明朝时起初仅仅是毛文龙的部将，官阶也只到副将、参将一级，只能算作是中级武官，然而在“吴桥兵变”投降清朝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清军中的骨干和栋梁，后来甚至还被封为了“异姓王”，更是“异族王”，足可见清朝朝廷对其的重视。

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当时明朝在辽东的最高级别的将领、蓟辽督师洪承畴，以及总兵一级的高级武官祖大寿投降后，无论是权势、地位、爵位，远远不能与“清初三顺王”相提并论。

而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别，归根结底还是投降的“价值”不同罢了。

我们可以先用现代企业间的一个例子做比较。

有两家公司正在做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一家是曾经垄断行业的传统企业，但是管理陈旧、内部混乱且危机不断，已经走上了下坡路，而另一家则是刚刚兴起的创业型公司，正在努力的抢占市场。

而这个时候，传统公司内部的一个团队，由于受到了内部其他团队的排挤，主动选择跳槽到这家创业型公司，并且，他们不是“光杆司令”过来空手套白狼，而是带着团队、带着资金、带着技术过来的，甚至带来的团队人数差不多是创业公司现有团队人数的十分之一的样子。而在转投之后，这些团队解决了创业型公司的许多曾经无法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并且在抢占市场的过程中表现极为出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想而知，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必然会获得很好的待遇，或者说，这些人拿到的原始股，享受到的是创始人团队或者核心管理层的头衔。

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是这家传统公司内部的团队，在公司即将破产的边缘，与创业公司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商战，不仅拼的血本无归，团队的领导也被逼得走投无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选择了投奔这家已经逐渐做大做强的创业型公司。结果也是可以预见的，这些人纵使再有能力、曾经在传统企业再有辉煌的业绩，如今在这家公司也仅仅是级别高一点的职业经理人，地位、待遇必然无法同之前的人相提并论。

通过这则示例的类比，我们不难发现， “三顺王”即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就属于前者；而洪承畴、祖大寿，则恰恰是属于后者。

“吴桥兵变”，“三顺王”归降，可以说是打破明清之间战局平衡的一个重要节点。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曾经是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部将，同时他们也被毛文龙收为了养孙，被赐姓“毛”，分别叫做“毛永诗”、“毛有杰”和“毛永喜”。在毛文龙麾下，他们也得到了重用和提拔，开始担任军职。

但是在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时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计斩毛文龙”，并安排陈继盛等人协管东江。

可以说，袁崇焕在杀掉毛文龙之后，并没有非常妥善的处理后事，对东江镇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安抚和安置，而这也成为了后来一系列严重后果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爆发，皇太极率兵将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团团包围。接到朝廷的旨意后，登莱巡抚孙元化急令已经归顺其麾下的孔有德率军北上支援祖大寿。

然而，孔有德率领的辽兵与山东本地的登莱军队矛盾颇深，且天气寒冷，孔有德军队的后勤寄养出了问题。随后，孔有德的手下因为一只鸡与朝中要臣王象春结怨，进而开始受到了各方的排挤与打压。在这样的情况下，孔有德在部将的劝说下，发动兵变，带兵重新杀回山东，并且以耿仲明做为内应，夺下了登州。

这便是著名的“吴桥兵变”。

“吴桥兵变”后，在以孔有德、耿仲明、毛文龙之子毛承禄等为首的一众辽东旧将的带领下，迅速拉起了一只近万人的队伍，开始在武装割据，时间前后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致使山东半岛被打得的一片糜烂，让明朝政府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和代价。

之后，明朝政府调集各方力量，开始镇压叛军，包括祖大寿的兄弟祖大弼，吴襄、吴三桂父子，以及后来非常有名的刘良佐、刘泽清等人，皆参与了镇压孔有德、耿仲明的战斗。

而最终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孔有德和耿仲明选择从海上出逃，横渡渤海湾，最终在鸭绿江口，向后金剃发称臣，于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正式投降了后金。

当皇太极得知孔有德等人率众投降后是兴奋异常，不仅出城十里相迎，更是让孔有德、耿仲明自领所辖兵马，并赐名“天佑兵”。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尚可喜也在被百般刁难和排挤后，选择投降了后金，皇太极同样对尚可喜的到来予以了热烈欢迎，并将其军队赐名为“天助兵”。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投降后金后，可以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跟随他们投降的有一大批懂得制造火炮和船舶的工匠，而这就使得明朝在火器和海运上的绝对优势，变得荡然无存。

在此之前，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后金的惨败，都与火器部队匮乏有关，而皮岛、觉华岛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朝的海外据点，这也与后金没有航海技术相关联。如今，明朝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丧失殆尽，海路上的垄断地位也被打破，这对于后续明清之间的战列态势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三人所带的兵马，扩充了后金的兵员。

这些人在随后征朝鲜、松锦大战以及入关南下清剿李自成、张献忠，荡平南明小朝廷等一系列的战争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次，皇太极对于三人的器重，也极大的刺激了明朝的官员和将领，而他们也为后来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员将领们，做出了榜样和表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宣传作用。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正式改元称帝，建立大清王朝，并将这三人册封为王，其中孔有德为恭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至此“三顺王”正式诞生，而在顺治皇帝时期，这三人的头衔也变为了定南王、平南王和靖南王。

他们之中，除了孔有德在桂林战死，全家被屠戮，仅有一女孔四贞逃脱，进而被取消的王爵世系外，耿仲明和尚可喜的后人皆参与了康熙朝时期的“三藩之乱”。

相比于“三顺王”的主动归降，洪承畴和祖大寿的投降，则是被俘后的投降。

清崇德七年（1642年），决定明清之间命运走向的松锦大战以清朝大获全胜，明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将洪承畴被俘的结局结束。

此时的明朝已经是走在了灭亡边缘，本来关内地区已经被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搞得是满目疮痍，如今又遭遇了“松锦大战”的惨败，领地尽失不说，精心打造的九边精锐更是丧失殆尽。

最终，既是出于对大明王朝和崇祯皇帝的莫大失望，也是寄希望自己能够继续施展抱负，洪承畴选择了投降了皇太极。而祖大寿，早在十年前的大凌河之战中，曾有过一次诈降经历，之后又重新回到了明朝，这次投降后，祖大寿也选择了安心归顺。

然而，皇太极时期的洪承畴和祖大寿并没有得到重用。

一方面，皇太极对着二人仍有防范之心，颇有戒备；另一方面，此时清朝的汉臣汉将，不仅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范文程这些能员干吏，包括李永芳之子巴颜、佟养正之子佟图赖等这些“降二代们”，也已经崭露头角，并且更受信任和器重，因而留给洪承畴和祖大寿发挥的空间还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纵然在明朝的时候，洪承畴曾是挂兵部尚书衔的蓟辽督师，祖大寿也是总兵一级的高级将领，其级别和地位远超孔有德等人，但是到了清朝的朝堂上，已经是今非昔比，被封王爵的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硬生生的压过了洪承畴和祖大寿一头。

而相比与“三顺王”，洪承畴和祖大寿的头像，是战败投降，来的也只是“光杆司令”自己，况且此时“明亡清兴”的趋势也已经是不可逆转，他们的到来也只是“锦上添花”。远比不上“三顺王”投降时“雪中送炭”的意义重大，因而没有被过渡的封赏也就成为了必然。

而除了“三顺王”，还有一位明朝投降的将领，也被封了王，这便是后来引发“三藩之乱”的平西王吴三桂。

吴三桂能够被清朝封王，也是因为当时的特殊局面。

清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正统明朝灭亡。

在此情况下，吴三桂先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政权，但是在听闻其父遭到了拷掠，爱妾陈圆圆又被刘宗敏霸占后，毅然决定与李自成死战到底。

早在“松锦大战”后，清朝就开始对吴三桂的招降工作，但是吴三桂始终不为所动，这次也是打着“借兵”的名义向清军求援。而清朝这面的多尔衮却始终坚持只接受投降，不接受“借兵”，同时更是陈兵山海关。

在“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与李自成的交战中，自觉不支，阵前向清朝投降，于是在吴三桂的引领下，清兵在得以进入山海关，打败李自成。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既是为了争取吴三桂的归顺与投诚，同时也是更好的为清王朝打天下，在明朝时已经是平西伯的吴三桂被封为了平西王，而在此之后他也跟随清军南下，成为剿灭李自成和南明政权的先锋。

而吴三桂相较于洪承畴和祖大寿，其能够封王的关键在于，吴三桂手中握有精锐的关宁铁骑，并且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山海关，其能够发挥的价值远超过这二人，况且吴三桂是被招降了，既然是招降，付出的代价和筹码也必然比投降的要高。所以吴三桂能够封王，而洪承畴和祖大寿则不能。

综上所述，投降时，最被看重的并不是“官职”，而是其所有的“价值”，而这也是为何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吴三桂能够被封王，而洪承畴和祖大寿等人却没有如此待遇的根本原因。

而他们中除了发动“三藩之乱”的吴三桂，也几乎全部进入到了《贰臣传》。不管是自杀殉国的孔有德，还是宁死不愿参与其子叛乱的尚可喜，乃至凭借自身实力被重新委以重任、成为“五省经略”的洪承畴，无一例外都难逃其中。

对于他们的重用，是对其“价值”的利用，而最终，也需要他们的“事迹”作忠君爱国的“反面教材”，这些人也终究难逃再次被“价值利用”，说到底，这一切都是政治统治的工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