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享號特約撰稿 | 關不羽
01公共服務的邏輯
先來講一個小故事。
公元1661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23歲。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真正掌握了權力，他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是王室和首都巴黎市民之間惡劣的關係。
年輕的國王從國民的陳情書中找到了靈感——給巴黎街巷裝上路燈，他認為這是一份很好的禮物，是和巴黎市民和解的最佳方式。
▲路易十四（圖/視覺中國）
大臣們完全同意國王的想法，但是提出了一個小小的問題——錢從哪裡出呢？國庫裡的每一個金幣都有用處，儘管國王受到神明保佑，卻也沒有點石成金的能力。好在宮廷從來不缺聰明人，錢的出處很快就找到了，只要增加一點鹽稅，巴黎的夜空就能亮起來。可是，結果非常糟糕，市民再一次暴動了——與增加鹽稅的真實痛苦相比，他們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需要路燈。
這就是政府“公共服務”的基本模式，可以說明很多問題。
主政者並不缺乏提供公共服務的善意，尤其是對他或他們有利的事務方面。國王可以從路燈計劃中獲得政治聲望；大臣可以在路燈工程中增加一些權利，可以是貪汙受賄也好，也可以合法地增加官職以及相應的人事權；承包商和供應商當然是獲得商業利潤。至於巴黎市民，有了路燈夜間出行會更方便、安全——17世紀的巴黎可不是什麼模範城市，即使沒有罪犯打擾，路上的坑坑窪窪和街角的糞堆也是麻煩。
可是，路燈不會憑空出現，需要花錢，而且是不少錢。於是鹽稅就得增加，和任何消費一樣，只有賬單擺在面前時，消費者才會意識到自己的真實需求。
人的真實需求就是這麼難以琢磨。
不過，如果這一場景發生在20世紀下半葉的巴黎或布魯塞爾，情況也許會有些不同。首先，“要路燈”會出現在媒體上，但不是請願，而是批評——《城市缺乏夜間照明，政府為什麼不作為？》《人間慘劇——八十老翁昨夜誤踩糞堆跌倒不治》《女大學生夜歸遭性侵，政府應該負責》。
接著，政府組織“城市夜間照明優化方案小組”，提出若干選項，比如收集螢火蟲、增加火把巡夜以及安裝路燈。民眾熱議、專家點評，市民參與之下遴選出最終方案——安裝路燈。
▲巴黎的夜景（圖/視覺中國）
錢的問題也會處理得更精巧，既然大幅加稅不受歡迎，可以緩一緩。先發行“路燈公債”，讓稅收痛苦變得隱蔽——金融業人士會歡迎這樣做。當然更重要的是，鹽稅這樣簡單粗暴的方式不可取。要設計成累進稅制，讓富人多交一些。反正發公債的、承包路燈工程的也是他們，利潤遠超那幾個小錢，他們會算賬的。
如果還有反對的雜音，媒體還會繼續抨擊，諸如《反對安裝路燈，公共責任感何在》。經過這樣一番曲折後，路燈亮起來了，市民表示滿意。
17世紀至今，“路燈和鹽稅”的本質沒有變，但技巧提升了。對路燈的需求可以被放大，稅負痛苦可以被隱蔽，決策過程顯得更合理。整個過程吸引了更多社會精英參與其中，成本相應提升——當然委員會、方案設計小組的專家不會白白服務，媒體的正義之聲也不是免費的。
這是一根無形的利益鏈條，但是參與者的動機無不純良。利益驅動很少以赤裸裸的醜惡方式體現出來，而是經過複雜的心理活動加以正當化——沒有人會拒絕在提升公共福祉的同時，心安理得掙點“小錢”。
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場景司空見慣。現代政府的機構和開支就是這樣越來越龐大，路易十四做夢也沒有想過，他的大臣們可以從國民的錢包拿走一半多，但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做到了。
問題是，越來越大的政府需要尋找更多、更長期的“公共服務項目”，否則這臺巨大的機器就會失去存在的理由。這就需要意識形態專家的服務，環保主義就是一套絕妙的方案。
02環境需求和環保主義
環境需求是古老的，環保主義是現代的。
人類一直知道自己的長期生活不能離開環境支持，並不需要什麼“主義”的教導。這種支持是兩方面的：一方面人類需要改變自然環境、汲取自然資源，以支持群體的生存與發展。排幹沼澤開發新田，砍伐森林獲得木材，並非無緣無故的破壞。
另一方面，人類也清楚地意識到，宜居的環境需要悉心地維護。禁捕益鳥、植樹封山、路不棄灰、保護河道等等，幾乎所有和宜居環境相關的措施在歷史上都可以找到一千年以上的歷史。
汲取與維護最後形成的是人工環境，體現的就是特定時代、特定技術條件下人類的環境需求。18世紀倫敦的濃煙滾滾，不是倫敦市民不知道煙霧的危害，他們當然知道康沃爾郡的清新空氣更為宜人。但是，他們選擇留在倫敦，是有更急迫的需求，就像巴黎市民在鹽稅和路燈之間做出選擇一樣。
當工業化帶來的福祉和進步滿足了這些需求，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需求次序，宜居環境的需求上升，治理霧霾、恢復河道，很自然地發生了。而用以滿足新的環境標準的資源、技術、知識，就是當年付出環境代價所換取的。
因此，最宜居的環境總是在最富裕、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而不是在窮鄉僻壤的“伊甸園”。
現代環保主義並不是這種樸素自然的環境需求，而是集自然主義、禁慾主義、退化史觀於一體的意識形態。這些沉渣碎石單獨拿出來，充其量是一些憤世嫉俗的邊緣思潮。“回到亞當和夏娃的狀態”“慾望即墮落”都違反了人類的經驗，乏人問津。但是，把這些沉渣碎石填入到人類的環境需求中，利用和煽動大眾的焦慮情緒，就會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要達到這一目的，只需要幾個環節。
首先把環境需求的人類主體性抽出，以“大自然”的超驗本體代入，人的需求必須為“大自然的需求”做出犧牲，這種犧牲是崇高的、偉大的，拒絕犧牲就是自私自利。
其次，明確“兩條腿壞、四條腿好”的敵我關係，質疑的聲音不再是一種意見，而是心懷叵測、居心不良、愚昧無知的敵對存在。純潔的夏娃被毒蛇引誘的預設場景之下，蘋果究竟有害還是無害就不再是一個需要討論和驗證的議題，而是敵我之間的判然立場。
第三，設定足夠宏大的尺度。“萬物的未來”這樣超出個體經驗範疇的龐大世界觀，個體的感知微不足道，好與壞、是與非的決定權就成了少數“專業人士”的特權。篤信者不僅得到了救贖，而且獲得了參與到宏偉事業中的成就感。
最後，加入一點末世論、獻祭得救贖、狂熱情緒的宗教風格，一套方便又好用的意識形態就誕生了，只等權力者發現它的絕妙價值——這可比“路燈工程”的小打小鬧有意思得多。
03被劫持的環境議題
全球變暖成為新熱點之前，臭氧層消失的神話曾經紅極一時。製冷劑氟利昂成為了千夫所指，在政府強勢干預下強制替代被推行。
氟利昂的生產技術非常成熟，是一個充滿競爭的行業。面對標準嚴苛的強制替代後，大量中小企業因無法承擔研發成本、專利費用或者是設備更新成本，退出了這一行業。新型製冷劑生產集中到了少數化工巨頭，價格也相應提升了——理由當然不是醜陋的壟斷優勢，而是為環保付出的“合理代價”。
可是，經歷了這番折騰後，還有幾個人會留心臭氧層問題？
事實是，當初駭人聽聞的南極上空巨大的臭氧層空洞依然如故（“臭氧層消失神話”的主要證據和宣傳利器），NASA給出的說法含糊其辭“臭氧層正在慢慢修復，這可能需要幾百年的過程”。
▲南極的臭氧空洞（圖/網絡）
這倒讓人想起早期爭論中，少數勇敢的科學家早已提出過觀點——那個大洞的存在是自然現象，和人類活動無關。但是，他們的聲音太小，又聲名狼藉——為氟利昂生產商的利益集團代言，為人不齒。
實際結果是，我們因為“臭氧層消失”的環保政治犧牲了一大批企業的正當利益、付出了很高的社會成本，卻沒有什麼實質的結果——對滿足人的環境需求並沒有什麼實質幫助。
就像古老宗教的祭祀活動一樣，既然祭品已經獻上，祭司們代表神明表示滿意，人們很樂意假裝問題已經解決了。這甚至比古老宗教的效果更好，因為祈求平息黑死病的大彌撒最終無效，會動搖篤信者的信心。解決了一個本來就不存在的環境問題，就沒有這樣的風險。
早期的環保主義者以政府、大企業等權力者的反對者面目出現，但是當權力者發現這套意識形態在管制社會方面如此有效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雙方的合作一拍即合，操作模式簡單方便。
環保主義者先發表危言聳聽的巨大危機，然後呼籲大規模的政治力介入，然後就是社會大眾的大額埋單，然後……沒有然後了，下一個神話準備登場。只要下一個神話的尺度更大、引發的焦慮感更嚴重，大眾還會關心上一次發生了什麼？
“全球變暖”的問題接踵而至。配方原理照舊，只換了幾味佐料，但操作上要更為精彩。
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科學界主張全球氣溫正在變冷的更佔上風，二十年後就變成了眾口一詞的全球氣溫在上升。反正地球溫度一直呈現出週期性變化，看過《冰川時代》的小朋友都知道。但是，人們對這一週期變化的確切原因知之甚少，如何從“大冰箱時代”回暖一直是個謎——肯定不是因為那個哺乳動物和他的堅果，但我們知道的也並不那枚堅果更多。
▲《冰川時代》系列電影的劇照（圖/網絡）
地球大氣還有很多未知的領域，並不妨礙環保專家們大膽地得出結論——人類碳排放是罪魁禍首。這是整個劇本的關鍵，如果變暖純粹自然現象的話，那麼人類主動干預地球氣溫是不可能有效的——這可比給黃河裝上欄杆、給蒼蠅戴上手套更不可思議。要知道，就算不考慮氣溫變化的複雜性，大氣溫度變化1攝氏度對應的能量相當於世界第二大電力生產國中國近700年的全部發電量。
讓大眾接受“碳排放是罪魁禍首”的結論並不難，環保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建構中充滿了對人類自身的厭棄和仇視，人類要對所有“大自然”的“損失”、“受難”負責。這種思維之下，身懷重罪的人類必須開啟更宏大的獻祭行為以求得救贖。
顯然，如此宏大的“全人類”的命運，只有最強大的政府才能掌控，“祭品”當然要請大眾提供——這個時代的政府也沒有點石成金、自行創造財富的能力，和路易十四時代沒有什麼兩樣。
那麼，科學界呢？布魯諾、伽利略們的風骨凜然，不是人類道德良心的最後防線嗎？遺憾的是，即便科學家群體的道德良心真比其他社會成員高出很多——當然這是不可能的，李森科之流故意被遺忘在角落罷了。
最關鍵的是，阻撓政府感興趣的事業，需要的可不只是道德良心。
美國高校的科學和工程學研究經費60%來自政府，而歐洲這一比例高達80%。在現實世界中，技術官僚和科學家的界限已經十分模糊。
▲格陵蘭島的冰川正在融化（圖/視覺中國）
當然，也有可能關於“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的所有結論都是對的，畢竟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排列組合——全球要麼變冷，要麼變暖；要麼人類活動有影響，要麼沒有影響。每種組合方的正確率總是25%。
只是這四選一的遊戲，大眾從一開始沒有什麼選擇，只能聽任擺佈。“神諭”頒佈之後，剩下的問題是，在這場大戲中，政府做了些什麼？做對了嗎？
04不可靠的環保政策
權力者真有能力制定合理的環境政策嗎？這是一個疑問。他們對環境科學的知識，看上去並不可靠。
受過良好教育的馬克龍總統在最近亞馬遜雨林火災的演講中，再一次把亞馬遜雨林稱為地球的“綠肺”。這是一個高中自然科學課級別的錯誤——如果依靠雨林那點產氧量，地球上所有的動物早已窒息滅亡。
這個“肺”實在太小了，真正的製氧大戶是海洋藻類，它們的產氧量佔了總量的80%以上。
這些小東西給地球供氧時，雨林甚至還未出現。
▲今年亞馬遜雨林發生的大火（圖/視覺中國）
當然，也可能是馬克龍總統高中時忙於和老師柏拉圖式的戀情，沒有注意到這個“綠肺”的知識點。這本來也不算很丟人，他只是犯了大部分民間業餘環保主義者都會犯的錯誤。但是，作為總統閣下，這多少讓人有點不放心。
更有趣的是，馬克龍的發言主題——亞馬遜雨林的旱季林火，每年都會發生，而且都有人為因素參與。當地土著千百年來就是在旱季燒荒種糧，雨季時生命力旺盛的叢林生態又會回到自己地盤。今年火勢較大，可能燒得有點失控，救人很有必要，拯救雨林？還是省省吧。熱帶雨林強勁生命力，根本不是土著原始農業可以抗衡的。
把林火視為滅之後快的大敵，也是民間業餘環保主義者常見的錯誤，甚至以熱心環保著稱的加州政府也是如此。長年執行錯誤政策導致森林積累了過多的可燃物，是2017年加利福尼亞森林大火的主要原因。
林火對雨林並沒有什麼致命傷害，巴西總統不得不在各國政要的壓力之下，投入了救火經費一億美元，只是換來幾天耳根清淨，衝入旱季的雨林滅火，和送死有什麼區別？幾天後，雨季到來，滅火免費，順便恢復往昔鬱鬱蔥蔥的光景。
近十年間裡對雨林產生嚴重威脅的倒是玉米乙醇和甘蔗乙醇。
這些用來替代石油製品的“生物燃料”需要規模化、工業化的大規模種植，才是侵佔雨林的禍首。而這些雨林殺手的擴張又和另一位大人物關係密切——比爾.克林頓，第四十二任美國總統。
克林頓當政時期，大規模補貼了玉米乙醇等的植物燃料，這是他製造繁榮的政策之一，也確實“挽救”了中西部農業。被政府補貼喂肥的農業企業大量接手中西部農場，產生了可觀的效益，為克林頓主政期間的增長數據做出了貢獻。“大力推行生物燃料”又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南美巴西等國有樣學樣，生物燃料和雨林爭地的悲劇開始了。
▲比爾·克林頓（圖/視覺中國）
遭殃的可不只是雨林，還有人。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大片北美糧田改種燃料後，引發了國際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上漲，使得貧困的糧食進口國家的經濟問題更為嚴重，主要受害的是非洲。
克林頓顯然沒有意料到這樣的後果，意圖良好但結果悲催是政治家身上最常見的現象，毫無意外——這是制定環保政策另一個問題，這樣尺度宏大、影響複雜的決策是否超出了人類理性的範圍？哪怕是公認的明智之士，依靠最好的智囊團隊，依舊力有未逮。而一點點出乎意料的影響，有可能就是嚴重的後果。
付出的代價意外沉重，人類並沒有獲得什麼可以替代石化燃料的清潔能源。玉米乙醇生產的能耗比是1：1.5，也就是說投入1份能源只有1.5倍的回報，而石化燃料的能源產出效率是其三倍。考慮到能源生產的環境損失，“生物燃料”到底有多大環境貢獻，實屬可疑。
但是，農田裡的生物燃料有效地降低了能源生產和糧食生產的效率，是一個明確的事實。有意思的是，美國的生物燃料政策並沒有根本改變，只是低調地調整為補充性質。最近川普總統又開始大規模補貼玉米乙醇，這次倒是沒有多少讚歌，因為誰都看得出來他只是找個理由給農民發補貼，以彌補他們的損失。
環保主義和政治的聯姻可以產下很多想象不到的產物。
前幾年，有一種“農產品本地化”的環保理論在英國變得時髦理論。這一理論認為，進口農產品的長途運輸會消耗更多能源、製造更多碳排放，應該鼓勵本地人食用本地食品。首先遭殃的是新西蘭的進口肉類，一度銷量大減。
▲新西蘭的農場（圖/視覺中國）
可是，通過周密的計算很容易發現，這是個錯誤的理論：由於新西蘭的畜牧業條件更好、生產效率更高，同等產量投入的能源遠低於英國。而且，遠洋運輸的單位重量能耗比也遠低於火車、汽車的近距離運輸。“農產品本地化”一點也不環保，只是為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所幸的是這一次沒有被上升到政府的公共政策。
這些荒唐的環保政策或出於知識儲備不足，或因為預見能力不夠，都沒有產生良好的結果——沒有滿足任何環境需求，卻付出了意料之外的代價。更為糟糕的是，環保政策如此輕易地出臺，卻很少有決策者承擔責任，甚至很少受到批評。
05環保主義的後果
2014年4月美國發生的邦迪農場事件震驚全球，荷槍實彈的農場主對抗美國聯邦司法系統。而事件的起因是環保。1992年政府試圖徵收邦迪家的農場，建築太陽能發電站，遭到邦迪父子的拒絕。
本來故事就到此結束了。可是，“好巧不巧”，邦迪家的農場發現了一種珍稀的烏龜，從此麻煩不斷——這裡有必要補充一下，分子生物學應用在生物分類學後，發現新物種不是什麼新鮮事，說不定明天你我家後院也會冒出個珍稀保護動物。
▲邦迪農場事件的主角克利文·邦迪（圖/網絡）
既然是珍稀物種，那得按照《1973年瀕危動物保護法》辦。這就意味邦迪家的放牧必須達到聯邦標準，花了幾十萬美元后，毫無懸念地不達標——令人不解的是，邦迪家族早在1877年就遷徙至此，人龜相安無事多年，卻在被官方發現後突然變得嬌氣起來了？這神奇的烏龜進化出了能夠理解聯邦土地政策的環保主義基因？
聯邦當局管不了那麼多，根據相應的環保法規，放牧限制令、罰款接踵而至，罰款數額高達120萬美元。邦迪家族當然“拒絕”繳納——實在繳納不起。2014年4月7日當局出動了出動9架直升機和200多名警察，當場沒收了牧場當中飼養的400多頭牛，由此引發了一場警民對峙的大戲。
▲警方出動直升機（圖/網絡）
這不是個案。2016年發生在俄勒岡州的農場主佔領聯邦一處動物保護區的總部大樓以抗議聯邦政府對當地一對牧場主父子的法律處罰。當地聯邦管轄的“動物保護區”徵收當地農場主的土地遭到拒絕後，從此這家人就開始走向了違反環保法規、屢教不改被罰款的錯誤道路……
這是“羊吃人”的現代環保版，只是主角換成了烏龜、青蛙或其他什麼珍稀物種，除了人以外都受到保護。發生的規律是：當聯邦當局需要你的土地時，你就不環保了。這類案件最好的結果就是在輿論壓力下不了了之，正常的司法途徑幾乎無法避免失去土地的結果。因為有資格在法庭作證的不是普通人，而是環保領域的專家。那是個小圈子，包括了環保相關法律政策制定者、執行者。環保主義賦予了聯邦政府予取予求的權力。
美國農場抓牛奪產的事件只是環保事件中戲劇性的場面，那些看上去花團錦簇、光鮮亮麗的成就背後可能隱藏著巨大的疑問。
2018年德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首次超越煤電，佔總發電量比例已超40%，其能源結構在世界各大經濟體中佔據了領先的地位。但是，光鮮背後是德國人正在支付世界最貴的電費，接近法國的兩倍（法國有近一半比例的核電），是美國的三倍多，甚至高出資源絕對匱乏的日本三分之一。而且，根據德國政府的能源計劃，不久的將來“清潔能源”將會取代煤電，這將意味著什麼水平的電價呢？
也許會是這樣的光景：德國成功地出口大量新能源設備，中國可以向德國出口大量搓衣板和蒲扇。最終，連中國的蒲扇也得是純手工製作，因為義烏人也用不起電了。
德國的燃油稅也居高不下，尾氣排放標準更是高到離譜。德國多家車企被發現存在柴油車尾氣檢測造假問題，卻有被逼做賊的苦衷。德國政府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一面高調處罰涉事企業和人員，另一面交通部門表態，還是傾向於用激勵政策減少碳排放，而不是徵稅，但具體怎麼做還沒想好。汽車製造業曾經是德國工業成就的驕傲，正在忍受什麼樣的苦澀？
▲德國大眾公司的工廠（圖/視覺中國）
高到不切實際的環保標準，必然導致高昂的社會成本，這絕非秘密。但是，誰敢在德國挑戰環保主義？綠黨的支持率登頂；政府的環保支出快速攀升，2018年的增幅更是達到了23%；環保產業已經是200萬人就業的龐大規模，這還沒有計入“清潔能源”等環保分支。德國確實是一個環保主義國家，意識形態、政治權力和經濟影響力三位一體統治，沒有留下質疑者的空間。
無人質疑並非不可疑。這樣高度集中投入大量資源的“環保政策”到底滿足了什麼樣的環境需求？比如，繼續大幅提高昂貴的清潔能源比例，是不是德國人民的真實需求？所謂環保產業，如果缺乏真實需求的支撐能走多遠？
▲法國民眾抗議政府加徵燃油稅（圖/視覺中國）
法國人給出了答案。2018年11月17日，是法國巴黎50年來最大的騷亂，抗議政府加徵燃油稅。28萬人參與，最終2人死亡，169人被逮捕。馬克龍宣佈放棄這一增稅計劃（其實，德國的燃油稅要比法國更高）。
“要路燈、還是降鹽稅”的古老問題，不會在沉默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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