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裡的守望者——追記市農業技術推廣中心植保專家李亞哲

麥田裡的守望者——追記市農業技術推廣中心植保專家李亞哲

  歲月滄桑,四季輪迴,有許多生命,落幕在了時光的長河,我們因他們的離去而悲愴,也為他們的事蹟而感動。

  李亞哲——我市一名普通的農業植保專家,同事們都叫他“拼命李郎。”2005年1月,70歲的李老帶著一生榮譽、一生驕傲離開了他眷顧的事業,但他的事蹟卻被人們久久傳頌。

  打開“時光機”,在武威廣袤的土地上,一位慈眉善目,頭頂黃草帽,身著帆布衣,褲腳挽至膝蓋,鞋上沾泥帶土的身影不時躍入記者眼簾。他叫李亞哲,那些在田間地頭、農家院落,問農所需、問農所惑、問農所困的身影正是他。

  火車駛過烏鞘嶺,車窗外,連綿起伏的荒山,呼呼狂嘯的西北風,一片一片的戈壁荒漠。1956年,在蘭州農校學習植保專業畢業被分配去張掖專區(東至黃河,西至星星峽)工作的李亞哲望著窗外抽緊了心。很快,他就說服自己,這裡的老百姓更需要知識,更需要技術。

  古浪縣永豐灘鄉是個移民鄉鎮。“穿的黃軍裝,吃的供應糧,葵花杆子蓋的房,玻璃瓶子當擀杖”是當地農民生活的真實寫照。1961年,設立武威地區行署,被安排到武威地區農業局工作的李亞哲瞭解到情況後,毅然把永豐灘鄉作為他的聯繫點,農忙時在田間地頭給農民做技術指導,冬閒時集中搞科技培訓。

  1991年,永豐灘鄉發生大面積小麥根病,當地群眾心急火燎。塞外的早春寒風勁吹,李亞哲背上簡單的儀器設備,駐進了張大爺家。

  “看起來還是個書生娃娃,一天農活沒幹過,懂個啥?”張大爺質疑,等著看“書生”的“笑話”。

  李亞哲通過深入調查研究,發現該病是農作物重茬所致。針對小麥根病,他提出了“兩年四區輪作制”,控制了小麥根病的危害,使永豐灘鄉因小麥根病造成的白穗面積下降,小麥平均畝產由1991年的321公斤,提高到1995年的421公斤。張大爺豎起大拇指:“這小子有兩把刷子。”

  李亞哲引導全鄉農民科學種田,從外地僱用小型播種機,免費為農戶作機播,產量比傳統耬播高出許多;引導農戶調整種植養殖結構,並提出養豬—積肥—肥地—增產的良性循環路子,有842戶農戶通過養殖走上了致富路;提出配方施肥,挨家挨戶填表作宣傳,經常工作到半夜。在他和其他農技人員幫扶下,永豐灘鄉一躍成為全縣富裕鄉,農民人均收入從幾百元增至2000元。

  民勤一鄉鎮棉花杆被害蟲咬斷枯死了。李亞哲指導農戶拔來鮮青草,用“六六”粉製成毒。太陽落山前的時候,第一批毒餌撒在了棉田。第二天,揭起青草,棉苗周圍落滿數不清的蟲屍。為掌握更詳細的資料,李亞哲走完一個村又一個村、走完一個鄉又一個鄉,記錄本用完了一本又一本。一年過去了,他掌握了幾種地老虎生活規律和習性,提出了除草滅卵的防治方法,動員農戶提前除草,使用藥劑毒餌誘殺。農戶採用這個方案,控制了害蟲,保住了棉田。

  1962年,涼州區部分鄉鎮發生麥蚜蟲害,糜子感染黃矮病,老百姓叫苦連天、無計可施。

  李亞哲一頭扎進農田裡,太陽明晃晃地刺眼,田野裡沒有一絲風,熱氣蒸騰,汗水流下來模糊了眼睛。麥蚜有哪些種類?發生蟲害有哪些規律?如何越冬?為了弄清這些問題,他開始了大量的田間調研。

  幾年時間,他穿廢了幾十雙鞋,走遍了武威的井泉灌區、山水灌區、沿山乾旱區,查遍了冬春混種區、純春麥區,跑遍了天祝山區,走完了沙漠邊緣的民勤鄉鎮……李亞哲提出了“壓縮冬麥面積,防治麥蚜危害”的防治措施,同時利用麥蚜的天敵食蚜蠅制敵,人為製造不利害蟲生存的環境消滅害蟲。這也是他最早提出的植保秘籍。

  白天進地頭,晚上拿教鞭。李亞哲制定了用天敵數量查小麥百株蚜量的麥蚜防治指標,並教會基層農技員和農民統計百株數量,辨認天敵,計算天敵和麥蚜比例。

  過段時間,小麥抽穗了,一些地方蚜量急劇上升,農戶著急:“打不打藥?”他果斷回答:“不打!”第二天,蚜量不減,第三天,蚜量不減,第四天,蚜量終於大大減少了,農戶心中的石頭落地了。

  過去搞技術培訓,大多數是以鄉為單位,將幾千人召集一起,請技術人員講半天就算完成了任務。李亞哲認為這是走過場。他以村為單位組織培訓,1992年達到38萬人次,技術入戶率達到了80%左右。這一年,全區蚜蟲發生面積70多萬畝,藥劑防治不足4萬畝。1986年以來,據不完全統計,武威地區僅防治麥蚜一項,每年少支出農藥費50至60萬元。

  “農林水,跑斷腿,沒油水,曬得像鬼。”朋友們勸他改行,李亞哲不聽。植保工作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李亞哲既是農業科技的“郵遞員”,又是種植技術的“指導員”,還是農資品種的“管理員”、農情反饋的“信息員”。

  1981年3月春播前的一天,李亞哲來到了民勤縣薛百鄉。

  初春的村莊,充滿了綠色和生機,連續的雨水把小村莊的砂石小道沖刷得格外乾淨。雨後獨自一人走在田間地頭,一縷縷泥土芬芳撲面而來。李亞哲無心欣賞這雨後的鄉村美景,他心裡惦記著,這裡的農民正在為消滅灰飛蝨而煩惱。

  為防治穀子“坐茬”,他入戶蹲點20多天。一天突然來了電話,說父親病危。等他趕到家中,父親已走了兩天了。趴在父親遺像前,他撕心裂肺地哭。

  農戶的莊稼保住了,他卻沒有見上父親最後一面。他的同事,原市農技中心主任彭治雲說,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

  熟知李亞哲的人都知道,他一不抽菸,二不喝酒,三不會打牌,四不會下棋,唯一的愛好就是研究蟲子。

  李亞哲老家在隴南,他每次回家探親總是坐一站、停一站,走走停停,在途中收集標本。有一年,李亞哲回家看母親。路上,汽車突然爆胎了,車上的人心急如焚,滿腹牢騷,可他卻興高采烈地扛上捕蟲網直奔山坡。

  1984年7月16日,又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天,李亞哲約了古浪縣農技站的一位同事去離城十多里的香林寺採集標本。早上8時,直到天黑,他們沒喝一口水。這天,他捕到了一個新蟲種,取名古浪小蚜蠅。

  中午是捕蟲的最好時間,門前的小菜園是捕蟲的最好場所。每到中午,李亞哲一頭鑽進菜園子,就忘了吃飯時間。飯熱了,涼了,又熱了,老伴不理解,說他著魔了。耳濡目染,時間一長,老伴也跟著他加入了採集標本的行列。一天中午,她在園子裡轉悠,突然衝李亞哲喊:“快!快!來了個新種類。”李亞哲趕過去,一網下去捕獲了一頭白額小蚜蠅,填補了我省蚜蠅科昆蟲的一個空白。

  1984年8月1日,是天祝縣解放35週年大慶的日子,正在天祝下鄉的李亞哲沒去看熱鬧的街市,沒去看精彩紛呈的賽馬會,直接帶著捕蟲網走進了草原。這一天,他發現了一個國家新記錄種類——毛眼舌腹蚜蠅。這是我國第一個採集的毛眼舌腹蚜蠅標本,他興奮得一夜沒睡。

  從此,李亞哲的帆布包裡,又多了一個捕蟲網,他開始了更深入調查蚜蠅的工作。

  對很多人來說,農業科研工作似乎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李亞哲的宿舍確實和別人的不一樣,有三多:眼鏡多,書多,筆記本多。他的文件櫃裡面全是“密碼本”,上面記載著許多農戶的名字,以及其每塊承包地的肥料配方比例。

  “搞農,必須要踏踏實實,向下紮根越深,向上才能結出果實。”李亞哲說,自己智力平平,全憑一個勤字。

  不忘初心做船,精湛技術做槳,無私奉獻為帆。在幹中學、學中幹。1980年以來,李亞哲完成了“河西走廊麥蚜黃矮病綜合防治技術研究和推廣”“穀子坐茬問題研究”“春小麥豐產綜合技術(豐收計劃)”“誘集帶防治麥穗夜蛾試驗示範”等9項研究推廣課題。先後主持的《武威地區糧食作物綜合增產技術整鄉承包》項目,獲1989年度省農業廳農業技術改進二等獎、1992年度省農業技術推廣三等獎;《甘肅省春小麥根病綜合防治試驗示範》項目,獲1991年度省農業廳農業技術改進二等獎、1992年度省科技進步三等獎;《甘肅蚜蠅科圖志》獲1994年度地區科技進步一等獎;《河西走廊麥蚜黃矮病綜合防治技術研究和推廣》項目,獲1982年度省農業廳農業技術改進二等獎。李亞哲1989年被評為甘肅省勞動模範;1992年獲國務院突出貢獻專家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4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甘肅省優秀專家” 榮譽稱號。

  草帽、膠鞋、撲蟲網,李亞哲帶著這“三件寶”奔波于田間地頭,激戰病蟲害,跟農民兄弟親如一家。李亞哲行程數萬公里,查清了全省蚜蠅科昆蟲的種類及分佈,探索了防治蚜蟲的利用途徑和價值,出版了專著《甘肅蚜蠅科圖志》一書,第一次鑑定出甘肅省蚜蠅科昆蟲11族30屬67種,其中鑑定出新種2個、國內新紀錄35種,拿到了打開昆蟲王國之門的“金鑰匙”。

  李亞哲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忙碌、固執,似乎還有一點點“落伍”。一年到頭就兩身衣服,一套帆布衣下鄉,一套中山裝開會待客,直至歲月蒼老。

  為了挖掘這個漸行漸遠的背影,記者走近李亞哲曾經跋涉過的山山水水,深入到一切可以深入的地方,與接觸和聽聞過李亞哲事蹟的人溝通交流,一位真真切切的老農形象慢慢地在眼前清晰。

  李亞哲是一個紀律嚴明、恪盡職守的人。

  他要求職工到農民家吃飯要付錢。為此,市農技中心實行了“飯票制”,由單位統一印製“飯票”。農技人員下鄉時,到單位領上一摞“飯票”,到誰家吃飯,給誰家“飯票”。之後,由李亞哲帶著單位財務人員到農戶家裡收“飯票”,現收現給農民兌現金。回到單位,再從農技人員的下鄉補助裡面將這些錢扣除。這樣做,一是為了不給農民增加負擔;二是可以監督農技人員真正吃住在農家,把心撲在為農服務上。李亞哲自己也不例外。有時候忘了帶“飯票”,他就將錢偷偷壓在農民家的炕沿下。農民吃啥,他吃啥,糝子麵條、山藥拌湯是最愛。

  他要求下屬,下鄉不稱呼他職務,只叫李工;過年過節不許去家裡拜訪;雖然辦公環境簡陋,但每天早晨都要打掃衛生,每個辦公室都乾淨整潔,明快安靜;上班不許串門、閒聊;不許鋪張浪費,提倡年輕人舉行集體婚禮……

  “李老的人生信條是:把官做淡,把事做精,把人做大。”提起李亞哲,他生前單位職工眾口一詞。

  李亞哲是一個廉潔奉公、兩袖清風的人。

  單位辦公樓承建,承建商提著禮品一次次被拒之門外,好多人說他是“老古董”。

  他從不坐單位公車上下班,30公里以內,下鄉騎著自行車。一次來了親戚,想去南營水庫玩,李亞哲不好拒絕,就坐單位公車去了。親戚走了,他主動到單位財務室交了汽油錢。

  有一次,古浪永豐灘鄉村民任建忠送給李亞哲一袋面。李亞哲指著鼻子吼:“年紀輕輕的,就學會搞這一套。”任建忠無奈,扛著面袋子轉身走了。

  還有一次,為了感謝李亞哲為隊裡籌資打井,村民們殺了一隻羊,送到李亞哲家。趁李亞哲上衛生間之際,村民將羊偷偷放到屋裡一個隱蔽處,溜了出去。沒想到,幾天後,李亞哲親自把羊肉錢按市場價給了他們。

  “李工是我一生最崇拜、最佩服的人!”涼州區吳家井鎮吳家井村8組村民李發新說,在李亞哲的科技幫扶下,他發展養殖業、種植果樹、種田,2005年,年純收入達到3萬多元。

  李亞哲是一個古道熱腸、惜才愛才的人。

  “李主任瞭解到我所學專業後,想方設法把我調到農技中心工作。”市農科院院長陳志葉說:“沒想到那麼快、那麼容易就從基層調到了市裡,沒有要我一根菸。”

  在業務工作上,李亞哲嚴格要求,在生活上,對下屬的關愛也發自肺腑。他讓各類人才都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單位上形成了人才輩出、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生動局面。一批年輕人,很快在他的賞識、重用、培養下成長起來。

  陳志葉回憶起李亞哲熱淚盈眶:“他是我的老領導,更是我的人生導師,他教會我們的,不僅是業務知識,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

  李亞哲是一個勤儉樸素、大公無私的人。

  辦公椅扶手磨出了大洞,牆角的洗臉盆也已多處掉漆,但他堅持十幾年不換;80年代初,一碗牛肉麵5角錢,李亞哲一輩子沒捨得吃一碗;一生請過五次客人吃飯,都是北京來的專家、教授,沒有一個官員領導;公費報銷的感冒藥,不允許家人通用;定下家規:子女不許進“農口”工作,不許打著他的旗號找人辦事,不許沾公家便宜。

  “不給組織添麻煩,這是老頭子對我們的要求。”知夫莫若妻。他的妻子從不嫌棄跟著丈夫過清貧的日子,至今在丈夫生前單位分的房子裡生活,一直靠低保維持日子。這個家裡裝著他們最簡單平靜的日子,裝滿了夫妻倆相濡以沫的所有記憶。

  1993年7月,噩耗傳來,李亞哲檢查出直腸癌。聽到病情後,他絲毫沒一點“按甲寢兵”的樣子,繼續堅持工作。

  10月,他一天天消瘦,疼痛難忍,在領導、同事、親人勸說下做了手術。“我多出去走走,農民就少走一些彎路。”病床上休息了短短一個月,李亞哲揹著黃挎包,騎上自行車又下鄉了。

  之後近12年的時間裡,李亞哲身上帶著排管,退休不退崗,奮戰在查蟲防蟲第一線,以頑強的毅力與病魔作著鬥爭,期間,提交了《武威地區小麥吸漿蟲綜合防治意見》,對古浪黃灌區小麥根病綜合治理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建議、意見,參與了涼州區農業科學在技術方面的決策。

  2005年,李亞哲走了,但他留下了一大批種田能手和通過改良後能高產奪豐的黃土地,留下了一個求真務實、作風優良的農技戰線的領導集體,留下了一個裝滿榮譽證書卻連維持生計都困難的家——70歲的老妻和兩個下了崗的兒女、一個患有嚴重先天性心臟病的兒子。

  48年,幾乎傾其一生,李亞哲的足跡踏遍了大西北的高山、丘林,鄉情如莊稼一茬茬種一茬茬收。樸素節儉、嘔心瀝血、勵精圖治、鞠躬盡瘁,這些詞都不足以表達老百姓對他的敬意,他們說,我們多希望李教授能回到我們身邊。

  當夕陽拋灑出最後一抹光彩,紅彤彤的天際,金澄澄的麥地,豐收的隴上便成了一幅調抹不開的油畫。田埂邊,眼望麥地豐收的情景,照片上的李亞哲臉上洋溢著滿滿的幸福,讓大地豐收、讓農民歡笑,是他一輩子最想做的事。

本報全媒體記者張尚梅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