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中国文字之源在关中

中国文字之源在关中

文 / 朱文杰

一

关于中国的文字起源，虽然众说不一，但集中起来主要有三种。即仓颉造字说、原始图画说、伏羲八卦说。

第一是仓颉造字说。

相传仓颉诞生于陕西白水阳武，死后葬于武庄。《史记》载：“仓颉居阳武，卒葬衙之利乡亭南。”现在陕西白水县就遗存有汉代建的已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仓颉庙和仓颉墓。东汉延禧五年（公元162年）已具相当规模，并竖有“仓颉庙碑”，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为金石学上的珍品。以及传说中仓颉首创的鸟迹书的“仓圣鸟迹书碑”。

仓颉庙大殿上有“文字始祖”的匾。据典籍中的神话传说：仓颉，号史皇氏，是轩辕皇帝的史官。《吕氏春秋•君守篇》记述：“奚仲作车，仓颉作书”。《淮南子》则有：“史皇生而能书。”《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还记载：“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在《荀子•解蔽篇》中有：“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有专家认为这里的“壹”指正道，即正确的规律。荀子认为，仓颉在汉字原始演变以及整理规范的过程中，探索到了正确的规律，起了“独传”于世的作用。也有把“壹”当一人解释的，即独传者仓颉一人也。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仓颉造字的功绩，是仓颉创造了中国的汉字，开创了文明之基，从而被尊奉为“文祖仓颉”。

陕西不单白水有仓颉庙，岐山也有仓颉庙，并竖有一通石碑，记述仓颉造字的传说。而洛南县有阳虚山，与元扈山隔洛河对峙，传说为仓颉造字之处。《雍胜略》载：“仓颉造书于此。”《策海•大书》记有：“仓颉登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仓帝受之，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山川、指掌而创文字。”

虽然传说不是精确史实，但随着考古发现，一些传说也可以得到补充和印证。例如：1983年在西安附近的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发现4500年—5000年前的甲骨文。1986年5月1日《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报道《中国迄今最早甲骨文在西安出土》。新华社、《新民晚报》等以《陕西发现原始先民甲骨文，中国文字起源又有提前》为题报道。1987年3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西安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原始甲骨文实物，中国文字历史提早千余年》为题报道；《西安晚报》则具体报道“省考古所在长安区花楼子龙山文化遗址发掘骨刻龙山文化遗物”。

2005年就和我熟识的一位朋友，时任宜君县武装部部长的龙建雄，在秦直道旬邑县大店村遗址上拣到了两枚刻有文字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石铲，一枚上刻有三个清晰 “鸟”的形象。并得了山东大学文字专家、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刘凤君先生的鉴定。当时刘凤君正在研究发现于山东昌乐的骨刻文字，对龙建雄发现同时代的石刻文字，非常兴奋，并撰文《昌乐骨刻文字关中地区有“姊妹文”》在2009年7月24日的《齐鲁晚报》上发表。在此文中发表了鉴定书的全文：“龙建雄先生在古文化遗址采集的两件石器，根据造型、制作技术和使用痕迹及其风化的程度分析，应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遗物。两件石器都有刻画，其中一件较薄的石铲两面都有阴线刻鸟的形象，应是刻的‘鸟’字；另一件石器的正面刻着字，可惜风化得不清楚。这两件石器上刻画的文字，是研究关中地区文字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刘凤君并在文中提到“3月25日《三秦都市报》记者撰文《‘鸟’字比甲骨文早产千年》，全文登载了我的鉴定书。”

此文还详细记录了龙建雄鉴定此两块石铲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推荐来找他的过程，而且文中还有一段：“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长安花楼子遗址陕西龙山文化地层中挖出了12片刻字骨头，发掘者当时认为这批资料很重要，可能是早期文字，但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并以可能想到的一些常规理由放弃了继续研究。这批资料也就得到了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的命运——打入冷宫，渐渐被人们忽视了。”

专家说这些考古新发现的骨刻、石刻文字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比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早了1000多年。所以仓颉造字的神秘面纱应该在考古的不断新发现中被人们一层一层的揭开。

第二是原始图画说。

这是基于考古发现也是现代文字专家一致肯定的。而原始图画说，则主要源于陕西关中渭河流域，我国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在《陶器和中国文字起源》一文中说：“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主要和年代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号有关。”他还说：“有刻划符号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属于半坡类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陕西西安、长安、临潼、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不少地点发现。在这一地区早于半坡类型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有刻划符号。半坡类型的陶器符号大多刻于器物烧成以前，器种绝大多数是陶钵。符号有固定位置，一般在钵口外面的黑色带缘上。符号有的简单，有的则相当复杂，接近文字，比如临潼姜寨的一个符号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晚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不少种文化，也都有类似的陶器符号，有的还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

文字专家王志俊在发表于《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上的《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一文中说：“原始社会晚期还发明了记事符号。1949年后多次发现有关实物，仅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7处。1954年首先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口沿上，发现100多个共约32种刻画符号。其后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长安五楼、合阳莘村、铜川李家沟、黄陵桥山和临潼姜寨、零口、垣头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曾多次发现，其中以姜寨发现最多，共发现120多个约40多种符号，有的与半坡的符号相同，有的不见于其他遗址。上述遗址都是分布在关中地区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100公里的三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其中有的符号开始规范化，一些符号肯定是数字，如Ⅰ、Ⅱ、Ⅲ等，并为后世继承和采用。这说明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远古居民，曾使用过相同的记事符号，这些符号与我国文字的形成，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是汉字的先驱。”

其实最早对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提出非同凡响见解的是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他曾说：“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他还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论证“汉字究竟原始于何时呢？我认为半坡彩陶上刻划的符号具有文字的性质。”郭沫若先生这一论断，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并越来越为后人认可和考古的新发现所印证。

著名古文字专家于省吾先生对半坡出土的彩陶上的这些刻划符号进行过考证，他认为：×是五、＋即七、1即十、11即二十、┬即示、↑即矛、丰即玉等。另外还有台湾学者李孝定先生在《中国文字的原始流变》一文中用“六书”理论认定半坡陶器符号里已有象形、会意、假借等方面的字。

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彩陶上的纹理图案多以几何图形，动植物图案为主，其中发现的鱼形图案，形态逼真，与古汉字中的一些“魚”字比较，其相似程度足以让人相信汉字确实是从原始图画演变而来的。还有宝鸡北首岭遗址彩陶上的水鸟衔鱼图案，凤翔发现的6000年前彩陶片上的“太阳”图画，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盆上有四个鸟形图案，与古汉字中的“鸟”和“隹”对照十分相似，《说文》中指出“隹”是短尾鸟的总名。

因而，可以说基于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文字的主要发源地在陕西关中。

联系到仓颉造字说，其中白水仓颉庙中的《仓圣鸟迹书碑》上88个古怪的符号，相传为仓颉造字时象形文字的本形，这些鸟迹书由小的图形和画面组成，与考古发掘中的关中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前后彩陶上刻划符号和图形也就是陶文有着共同的渊源。当然这只是初步的考证还需要进一步的丰富的大量的考古实物来证明。

第三是伏羲八卦说。

《史记》中有“伏羲至纯厚，始作八卦”。关于始作八卦，古代典籍中还记载有：“太昊伏羲氏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纹）章，地应以龙马负图。于是，仰则观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画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为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书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谐声。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天下文字，必归六书。”

这就是说伏羲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画八卦而造字。而伏羲传说诞生于紧挨关中的甘肃秦安（今天水市）。天水有伏羲庙，还有史前遗址大地湾，并出土了一批有刻划符号的彩陶。而伏羲部落的主要活动地域就是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这里应属一条上古时期的文化带。而陕西蓝田有华胥氏，传说为伏羲、女娲之生母，伏羲、女娲就出生于蓝田，他们结为夫妻，有女娲抟土造人传说流传于陕西的临潼等地，临潼有人祖庙，祀的就是伏羲、女娲，陕西的平利有伏羲山，延川有伏义河，绥德出土的汉画像石上有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像。

伏羲所列的八卦，可称为八卦易；发展到神农和黄帝时代的八卦，可称为连山易和归藏易；历经夏商周三代，至“文王演易”之后形成完整而有序的六十四卦并爻辞，构成了包括易经和易传在内的《周易》。而西安的半坡、临潼的姜寨、宝鸡的北首岭出土的彩陶上的刻划符号形成的原始文字，有专家学者把这些简单的文字和八卦文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之间同属相类。因而伏羲八卦说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中国文字的主要源头在关中。

二

中国文字的成熟阶段是甲骨文和金文。

甲骨文，甲指龟甲，骨指兽骨，指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金文，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古称铜为金，故名金文。金文亦称钟鼎文，指刻在青铜器钟和鼎上的铭文。

甲骨文以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为最早，属商的中晚期，距今3000多年。据记载发现大约有4500多个单字，可识者三分之一，即1500个字左右。

在陕西关中建国的西周，2008年在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了大量甲骨文，有2200多个单字，可识者为1600多个字。

中国商周考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说：“周公庙甲骨文的大量出土，就其学术意义而言，堪与上世纪河南殷墟遗址发现相比肩。”

周公庙遗址出土的甲骨文，被评为2008年十大考古重大发现，至获得了中国考古界最高奖“田野考古奖”。

加上在陕西关中一带历年来都有西周甲骨文出土。如西安张家坡、长安的沣河西岸西周遗址、岐山凤雏村、扶风齐家村，共约出土甲骨300多片，不同单字250个以上。所以在甲骨文可辨识的数量上西周甲骨文已远远超过殷商甲骨文。

值得一说的是这些甲骨文出土地点分散，年代早晚不一，字形也与殷墟不尽相同，使其具有唯一的独特性，不但是中国考古上的大事，更是中国文字史上的大事。

尤其是在岐山凤雏村发现的甲骨文，时间上从西周灭商前开始，也就是从商晚期开始。和殷墟时间段上有重叠。而令人惊异的是其上的文字细小如芥籽，需要借助5倍以上放大镜才可辨认，但字迹清晰，笔划流畅。其中一片甲骨仅2.7平方厘米，像一枚小硬币，刻字面积仅1.7平方厘米，上面却刻有30个甲骨文，其字细若发丝，个别字径不足毫米，特别的神奇，让我们在震惊之余很难猜想，3000年前的人能精雕出如此微型的文字吗？当时显微技术还没出现，肉眼都看不清楚的字迹，人工是如何雕上去的，这成了千古一谜。而且在笔法上有直笔、圆笔，笔划转折十分圆熟，字迹遒劲有力，独具艺术魅力。这应当是中国最古老的微雕艺术了。而这神奇诡谲的作品，甲骨文中的瑰宝，就出在我们陕西的关中。

而钟鼎文也是从商周开始的，商代青铜器上铭文很少，常常是一个字，或几个字，商代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不超过50个字。钟鼎文的鼎盛之期在西周。一开始便有长篇的铭文出现。例如我国传世的西周四大青铜器，清道光年岐山出土的毛公鼎，铭文有499字，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乾隆年凤翔出土的散氏盘，铭文359字，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1821年岐山出土的大盂鼎，铭文291字，现藏历史博物馆；清道光年出土于眉县的虢季子白盘，铭文111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建国后1976年在扶风出土的墙盘，铭文284字，1980年在西安长安斗门下泉村出土的多友鼎，铭文279字，都属于钟鼎文长篇大作的重器。而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可识别有2420个，但这字数记录在2003年就被一举打破，眉县杨家村五位农民挖出青铜器27件，铭文竟达到4048字。一次发现比过去《金文编》总数还多。其中一个三足附耳来盘有铭文350字，记载了从周文王到周宣王12代的历史，比著名墙盘还多，成为建国后发现的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这些著名的重器均出自陕西关中的西部，周原地区和长安以南的丰镐地区，这里是西周王朝的京畿之地。因而周原所在的宝鸡被称为青铜器之乡。这里出土的国宝重器还有1963年宝鸡县贾村镇出土的何尊，铭文122字。“中国”这个词组就第一次出现在这何尊的铭文上。还有1976年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折觥，器底、盖内铸有同样的铭文，各40字。折觥造形极为精美，纹饰瑰丽，全身汇聚着羊、龙、鸟、象等鸟兽形象，堪称最美之青铜器。

一般认为金文是继甲骨文后形成的一种成熟的文字，现在通过考古发现，实际上金文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或者说是同时并存于世的。而西周时代，在陕西关中，金文才发展到一种成熟、系统并达到比较完美的高级阶段。

三

石鼓文，因其刻在鼓形的石头上而得名。在石头上刻字记事，传承久远，是中国文字用甲骨和青铜材料以外的一大贡献。

这有刻字的石鼓，就出在陕西关中之西的陈仓（今宝鸡市），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所以被称为“猎碣”，共有十面，又称“陈仓十碣”。诞生于春秋时代，公元前374-766年之间，被誉为“天下第一宝物”，被西方称赞为刻在石头上的“无声音乐”。

石鼓文传说是大唐初年发现的，十个石鼓，每石四周刻有四言韵文诗一篇，上刻文字属“籀文”，即大篆。籀文是指周宣王时太史籀曾对金文改造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亦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实物。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起看承前启后的作用，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是大篆向小篆衍变尚未定型的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范本、“书家第一法则”。

这十面鼓上的文字，本该有700字左右，唐宋已残缺，北宋时诗人欧阳修仅见465字。历经千年磨损，第九鼓已无一字，现在只能见到270字左右，而且唐代拓本失传，最早拓本是北宋时拓的。

石鼓文已脱尽金文的影响，字里行间也找不到原始文字中象形图画之痕迹，完全是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独具一种崭新不同于前人的风貌。

唐代诗人韩愈有《石鼓歌》。对石鼓文书风的雍容雄奇，自然古朴，倍加赞叹。对其章法结构的端庄浑厚又不失秀逸灵动，以及疏朗有效，开阔宏构，赞曰：“鸾翔凤翥众仙下。”对其点画之间回环自如，赞曰：“珊瑚碧树交枝柯。”北宋时的诗人、书法家苏东坡则写诗评价：“文字郁律蛟龙走”、“众星错落仅名斗。”还写道“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彀 ”。意指石鼓文上承轩辕黄帝、文祖仓颉，下启秦统一中国文字的李斯，以及唐代大书法家李阳冰，使之争雄奋进。

这价值连城的文字瑰宝——石鼓文，现存故宫博物院。

最近笔者随西安市文史绾组织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文化历史考察团，访问了天水和宝鸡。在宝鸡参观了青铜器博物绾，馆内有中国文字发展简史的展览，还有复制藏于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的青铜器中铭文最多，号称青铜器四大国宝的毛公鼎，散氏盘等重器，给你直观面对的震撼。还参观了他们新建的复制有十面石鼓的中国石鼓城景区，更是感受到了中国文字发展中钟鼎文和石鼓文的诞生地宝鸡的远见卓论和气魄胆略，让你印象深刻。

建立在陕西关中的秦国，不但统一了中国，而且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中国的文字。此时，秦帝国统治的疆域十分辽阔，已远不是商周时代可比，远涉长江流域以及岭南一带，当时由于地域的不同，文字差异也相当悬殊。加之秦统一前的春秋各诸侯国，战国的东方六国各自为政，割据称雄，连年征战，文化交流十分贫乏。虽然文字同源一脉，但韩赵魏的文字纤细工巧，楚文字疏朗遒劲，燕文字笔硬画直，齐文字注重修饰。各国文字异形，也对秦统一后颁布政策法令，传播文化，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可以说统一文字已到了必须推行的地步。

于是，秦始皇令李斯主持整理出小篆，李斯、赵高和陕西栎阳人任太史令的胡毋敬分别用小篆书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文字范本。而且《说文解字》《水经注》等古书都记载了秦统一文字，李斯创制小篆的史实。

统一文字肯定是一项宏大而繁琐的工程，而秦统一文字的小篆，以流行于陕西关中为中心的西周金文，即大篆为基础而创立的，正如王国维所说：“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在丰镐之遗”。还在先秦的石鼓文，即“史籀”上删繁就简而成。作到了传承的一致性，公众认可的可信性，以及使用的便利性。因为建立于陕西的周朝，已经是一个标准化程度较高的朝代，连各级官员的服饰、礼仪等都有细致的规定，西周的钟鼎文可识率高，相当成熟，具有了一定的书写规范，应该已经是影响全国，相对比较统一的文字。

秦以小篆统一文字的同时，又有隶书通行。它是一种比较简便易于书写的字体，隶是徒隶的意思，最初发明隶书的相传是一位因获罪被关在狱中的县吏，名程邈。他经过十年钻研，造成了一种更为简便的文字，秦始皇知道后，很赞赏这种简化的字体，免了他的罪，还升了他的官，把他编造的字名为隶书。

关于隶书，还有一种说法，早在战国时期就存在于世，因为在四川青川一个战国墓中发现的两件木椟，记载有公元前309年的条文，就是用隶书写的。所以到了秦以小篆统一文字时，篆法苛刻，书写不便，本来就在民间流传的隶书又逐渐风行起来，因为，“隶书，篆之捷也”。有些学者还说，秦始皇不仅用秦篆统一中国文字，还使用了隶书作为统一文字的书体。这样看来，当时的秦朝使用的文字主要有两种字体，一种是在皇室以及贵族中，即政府上层使用的尊贵型的比较复杂的字体，保持着商周时期文字具有的神圣性，即篆书。正如我们在青铜器，结盟文书，碑文铭刻这些比较重要场合的考古中发现的那样。一种则是简易通俗型的文字，在民间中通行，包括一些级别不高的中下层官吏使用的工作文字，即隶书。是否秦朝对使用文字另有规定，篆书上层使用，隶书下层使用，级别不够的人不得使用篆书呢？在文字使用上的是否存在特权呢？

不管怎么说，秦代已有隶书行世，称作古隶。《说文解字》序中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这应该是基本概括了秦朝时的字体的面貌。

隶书之变，走向成熟，应是到了建都于长安的西汉时，隶书完成了从小篆、秦隶到汉隶的蜕变，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线条波磔更加明显，使中国文字——汉字趋于方正楷模。可以说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书写的一大进步。

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陕西得天独厚，从陶文、甲骨文、石鼓文、大篆到小篆以及后面的隶书，几乎每个阶段都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说，陕西关中就是中国文字发展最主要的源头，中国文字在此定型，在此得到统一的整理和规范，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字——方块字最基本的框架。陕西关中不愧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祥之地。

在我们研究梳理“关中——天水经济区。”历史文化的丰厚资源时，不可忘了这一点。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