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理政,他是如何做到不被架空,即使在最后仍然掌握着绝对实权的?

小公子49


根据我的记忆,万历皇帝隐藏深宫二十五年以后,再次面见群臣,是梃击案以后。

梃击案是当时明朝一件特别大的事,逼得万历皇帝不得不走出深宫面见群臣。其大体过程如下:

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要立郑贵妃所生的皇子朱常洵为太子,群臣和李太后坚持立皇长子朱常洛,因此引发“国本之争”,最后,万历皇帝理屈又势单力薄,只好低头,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郑贵妃虽然为儿子第一次夺嫡失败,可是她恃宠而骄,并不死心,搞出了“妖书案”,以致群臣对她的野心更加戒备。

多年以后,郑贵妃又暗中策划谋害太子朱常洛。郑贵妃跟自己的弟弟暗谋,让亲信太监将一个乡下人张差引入太子宫,并给张差一根梃棍,唆使张差见人就打,最后张差被太子宫太监制服。史称梃击案。

一开始,这个张差被判为疯癫,支持太子的百官,特别是内阁辅臣们自然不会罢休,让郑贵妃把这件事蒙混过去,他们明察暗审以后,发现最后的矛头指向了郑贵妃的弟弟和手下两个亲信太监。

于是上百件奏疏如雪花一般都涌向大内,万历皇帝包庇郑贵妃,将这些奏疏一概留中不发。

奏疏留中,就是留在大内,不发还群臣,而正常情况下,明朝皇帝是不能将大臣的奏疏留中的,要批红盖印以后,发还给臣子。

留中的事,以前确实发生过,比如万历皇帝的老爹隆庆皇帝曾经将大臣奏疏留中,遭到内阁首辅高拱的严厉批评。

万历皇帝少年时,国家大事外有张居正,内有冯保和李太后,所以万历皇帝不敢把奏疏留中,也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张居正一死,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就教给了万历皇帝将奏疏留中的偷懒办法,因此,万历帝养成了这种坏习惯。

万历帝这次把百余件奏疏留中,很明显在包庇郑贵妃,而群臣一点也不给皇帝面子,他们认为如果不严办这件事,会动摇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岂不是让郑贵妃得逞了?甚至群臣怀疑万历皇帝要废了太子朱常洛。

他们一边继续上疏万历帝,一边去游说太子站出来说话。可是呢,太子朱常洛因为自己是宫女所生,本来就不招万历皇帝喜欢,于是,不想惹事,要明哲保身。

万历皇帝看到这么多奏疏,里面证据确凿,也不能不动摇,从而怀疑郑贵妃真的要害太子,但是他又想包庇郑贵妃,因此,万历皇帝就跟太子朱常洛沟通了一下,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给群臣一个交代,又不连累郑贵妃。

万历皇帝在隐藏深宫二十五年以后,第一次召见了群臣,他跟太子一起出现在群臣年前,父子二人装作父慈子孝的模样,告诉群臣,父亲没有废太子的意思,也不容许别人阴谋废除太子,儿子告诉群臣,我们父子关系好着呢,你们这些大臣别乱猜,都歇了吧。

看到没,父子二人压根就没提郑贵妃的事,就这样,万历皇帝把郑贵妃给保下来了。可是,郑贵妃保下来了,太子也没追究,那个在太子宫打人的张差,和指使他的人,就成了替罪羊。两个直接执行这件事的太监,被偷偷的做掉了。

群臣一看,万历这么护着郑贵妃,太子又不愿意追究,也没办法,之前牵扯这件事的太监被定了罪,弄死了,算是有个表面的结果,大家也就认了。

梃击案大体过程就是这样。就是这件事,群臣攻击到了万历的宠妃,又牵扯太子,群情激愤,万历皇帝才在二十五年后召见的群臣。

万历皇帝自万历十八年不再召见群臣,到万历四十三,整整二十五年没见过文武百官,不是三十年。

万历皇帝这么长时间,躲在深宫里,又是怎么掌握住朝廷的大权的呢?就是靠的奏疏制度!通过奏疏制度,皇帝见不见文武百官,都能一样处理国家大事。

这个奏疏制服,牵扯到朝廷内外两个机构,外就是内阁,内就是司礼监。

明朝的内阁,是皇帝的秘书处,负责票拟,所谓票拟,就是内阁的辅臣代替皇帝看文武百官的奏疏,看完以后,对于奏疏里大臣们奏报的事,写一个自己的建议,比如,兵部有人上疏说要打努尔哈赤,需要多少兵,多少钱,谁去带兵,内阁首辅就根据这件事写出自己的建议。这叫票拟。

票拟完以后,上交到皇帝那里御览,皇帝同意内阁的票拟,就批红盖章,然后内阁联合六部九卿去执行。皇帝不同意,就把票拟打回内阁,让内阁辅臣重新提建议。所谓批红,就是皇帝用毛笔沾了朱砂碾成的墨汁给票拟批示自己的意见,因为朱砂是红色的,所以叫批红,也叫朱批。

可是呢,明朝的皇帝,是越来越懒,越来越昏,他们自己觉得看不过来这么多奏疏和票拟,就让太监代替自己批红。明太祖朱元璋严禁明朝太监识字,明成祖就不管这一套,反而在皇宫设立内书馆,让翰林院学士进宫教太监识字,太监识字后就可以代替皇帝批红了。

负责批红的太监机构,叫司礼监,是明朝皇宫里最有权势的一个机构,一般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一名,提督东厂太监一名,秉笔太监多名。排名第一的秉笔太监常常兼任东厂提督太监。

明朝皇帝有了奏疏制度和司礼监、内阁两个机构,即便不见文武百官,也能处理国家大事,牢牢掌握住国家的大权。因为百官的权力,都来自批红和盖印,没有皇帝的批红和盖印,你的想法和措施,就没有效力,就得不到执行。因此,明朝出了那么多乱政的太监,因为他们有批红和盖印的机会。

实际上,明朝的内阁没有实权,只有张居正时期有实权,倒是六部里的吏部尚书有点实权,因为吏部管朝廷的用人。

吏部尚书如果入了阁,往往就一手遮天,比如隆庆皇帝时期,高拱就是吏部尚书,入了阁以后,不是首辅权势却比当时的首辅还大。吏部尚书可以拉帮结派,指挥自己手底下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攻击对手,高拱就是这么把内阁里的对手都赶走,最后自己当上首辅的。

如果你是阁臣,又跟司礼监掌印太监关系特别好,那你将更加一手遮天,甚至握有实权。像张居正,为什么有实权?因为他是内阁首辅,又跟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同盟。

说实在的,如果皇帝不放权给掌印太监,你单单是个首辅,跟掌印太监关系再好也是没什么用的。比如嘉靖帝,他当政时,对太监们限制就比较严格,所以严嵩虽然把持朝政二十多年,仍然没什么实权。

明朝公认的唯一有实权的内阁首辅,只有张居正一个,他也是因缘际会,才有的实权,一是他跟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是同盟,二是李太后对他的支持,三是万历皇帝还没成年。

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就处置了冯保,从而独揽大权。万历皇帝通过奏疏制度和司礼监、内阁两个机构,即便二十五年不出皇宫,不朝会文武百官,一样牢牢地掌握住一切大权。

他不见文武百官,可是,天下的事,文武百官都会通过奏疏呈给他处理。他不批红,不盖印,下面的就没法执行,就算有人想执行,你总得有凭证,没凭证,没人听你的啊!这凭证就是皇帝的批红和盖章。

就像梃击案一样,群臣激愤,都想严惩张差和那两个太监,然而,万历皇帝把奏疏留中了,不批复,百官只能干着急,却使不上劲。


西堤君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但是掌握着实权这事其实很好理解。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马云天天东北西跑,一年也不会有几天在阿里巴巴总部待上几天,可阿里同样赚钱,马云之所能离开,是因为他下面有副总裁,有经理,有主管,有人事部门,有考核制度。而明朝一样,史料上称,明朝是封建社会制度最完善的,以至于清朝直接照搬,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佩服得五体投地,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朱元璋监督机构(督察院)与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建立,使得君主高度集权,而宰相职位的废除,奏章成为了皇帝的唯一专权。外有监察机构与锦衣卫监视百官,内有奏章专权披红,行驶政务联系。。这样的制度下,百官不敢乱,也乱不起来,而废除宰相,奏章直接变成皇帝的专权之后,更是无碍,而“万历的三大征”便是明神宗幕后操作的。

说起万历皇帝为什么不上朝,主要的原因就是躲避大臣们的口水。万历10岁登基,在位时间长达48年。万历刚登基的时候,由李太后,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万历在位前十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称“万历中兴”。

因为继位时间过早,万历早年一直在太后与大臣的操控之下执政,幸福指数特别低,但是万历不气馁,同样学习,随着知识的增多,开始变得寡言少语,甚至看起来可欺。郑贵妃还老是嘲笑他“像老太太”

因为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建立了言官制度,目的就在于鼓励大臣直言进谏,以便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保障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确,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永固。朱元璋的《祖训》对后世有绝对的权威,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祖训》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受到处罚,言官们以此为恃,有恃无恐。

随着制度实行的时间越来越长,就开始变味了,言官制度,变成了换取名气的途径,面对“软弱可欺”的明神宗,每天的上朝变成了口水战。

我们都知道解决问题开会讨论,并不是人越多越好,只要关键人物到场就好,因此万历皇帝为了避免口水,开始了无为而治。遇到大事情需要讨论时,只需将相关一小部分人叫来议事即可。而“万历三大征”(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便是这样完成的。而日常事务,走奏章即可。

不过随着万历的皇帝的年纪越来越大,也开始荒于政事,又无像张居正这样的人可以督导,明朝开始走向衰落。历史记载中,把万历年作为明朝开始走向灭亡的起点。


笑尝历史百态


一、问题提的不准确。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但是万历皇帝没有三十年不理政。

二、首先要了解明朝的制度设计。明朝实行以内阁为核心的文官治国制度。

1.明朝内阁对最终决策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虽然没有监督六部执行决议的权力,所以内阁只有决策权,没有行政权,行政权在六部各寺)。

内阁的票拟是最终决策的篮本,朱批也一般不会完全跳出票拟。当然皇帝可以责令内阁改票甚至退票重拟,但内阁也可以封还皇帝的内出中旨(杨廷和,就多次封还皇帝的中旨),除了内阁,六科给事中也是具有封驳权,也可以封驳皇帝的诏旨。

明朝文官治国标志内阁制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

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尤其是万历皇帝皇帝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怠政慵懒的皇帝。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内阁制这一有效的体制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得以以一种较为安定的模式运行下去。皇帝怠政,首辅几乎掌握了国家的大权,仅仅在这一点看来,这和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的首相领导下的内阁制有很大的可比性。

明朝文官集团部分限制了君权,使得国策制定实行存在部分民主科学性。明代朝廷如果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而是由所有部门在皇帝面前公决,这叫做廷议。

廷议这种制度虽然决策采纳权完全在皇帝手中,但是这种讨论的方式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在皇帝怠政的时段,内阁和拥有披红权的内监掌握实权。

三、综合分析。

1.万历皇帝只是不上朝,缺少了廷议这个环节。

2.大事决策操作流程。(1)内阁针对事件票拟决议。(2)票拟决议交掌印太监,掌印太监读与皇帝听。(3)皇帝出台最终决议,由掌印太监抄写或直接盖皇帝印玺。(4)由太监带圣旨给相关人部门宣读执行。

在这一流程中皇帝不能直接草拟圣旨,圣旨必须出自内阁。内阁对皇帝圣旨有封驳权。

3.万历虽然没有早朝。但不等于不见大臣。重大事情通过内阁合议和太监传达。重大事件决策权一直属于万历。

4.万历通过人事任免奖惩等权术控制朝臣。利用党争,利用文臣与太监这些矛盾达到平衡控制时局。

5.利用明朝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加强对朝臣控制。

明朝皇帝没那么坏,是满清政府黑的太厉害。


人生如梦zhw


万历皇帝不上朝,并不代表他不干活

跟其他皇帝不上朝的原因不一样,有的是起不来(深陷后宫花丛),有的是懒得去(哥还得修仙呢),有的是去不得(无实权的傀儡)

万历比较特殊,他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闹了别扭,不想见你们!

所以,多年不上朝的万历,起因是私事被干预,而自己竟然无可奈何。所以一气之下就不上朝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我喜欢哪个儿子还轮得着你管?“是的,不仅要管,还要一管到底!”

万历彻底愤怒了,气的吹胡子瞪眼,甚至大有口吐白沫抽过去的迹象,可是下面这帮大臣非但没有表示出关心,还一副万历欠了他们三百万的样子

“算你们狠!你们、你们...你们给我等着!”万历悻悻的离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万历和大臣们从良好的同事领导关系变得水火不容?

答案就是——国本事件

这是伴随了万历一朝大半岁月的事件,围绕这个事件还发生了明宫三大案之中的两个,可以说是足够精彩了

简而言之,就是万历选继承人的事情,作为皇长子的朱常洛,万历不喜欢,而郑贵妃生下的福王朱常洵,则是万历非常喜欢且想立为大明下一任CEO的

问题来了,大臣们坚持己见,必须要立皇长子,万历不同意,非要立福王。毕竟人家是皇帝,人家喜欢谁,想选谁,论得着你们这些外人掺和吗???

答案是——不仅能管,而且一管到底(明朝内阁,有驳回的权力,即认为皇帝的诏令不对,是可以拒绝执行的)

就这样,万历皇帝不干了,他决定和这帮阻挠他家事的人决裂——老子不上朝了,你们爱咋咋地!

消极怠工、哦不,偷摸干活的朱翊钧

多亏了朱棣,搞了这么一套内阁制度,才能让万历得以如此“轻松”的完成国家大事的决策,每当万历躲在被窝里睡觉不去上朝的时候,是不是该感谢一下朱棣同志

内阁由首辅、次辅组成,是大明最高决策执行官员,他们来对国家大事进行票拟决议,也就是给朱翊钧提供解决方案,属于智囊团和幕后工作者

当内阁加班加点的把国家大事都理顺出解决方案后,由司礼监太监呈给万历,并读给他听。听完后觉得正确的,拍板执行,然后太监负责盖章。如果觉得有问题,他再琢磨一下,或是自己来修改,或者让太监代笔

完事后,就是电视剧中常见的场景,一个太监拿着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某某咋地咋地云云的”

如此看来,万历并非是不干活,只不过他省略了上班中的打卡环节和讨论环节而已。所以,不上朝的万历只是换了个地方(如被窝)工作

经常加班到深夜的万历,并不为人们所知晓,大家眼中的万历,就是个消极怠工的主儿,就是个赌气撒泼的人儿

换个方式干活的万历,真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不得不说,万历三大征的确都是朱翊钧本人呕心沥血的劳动成果,也的确印证了他并非消极怠工,只是万历一朝,也绝非如此平静安定

明朝之亡、亡于万历的说法,是史学界比较公认的,那么万历一朝究竟经历了什么?而朱翊钧同志,怎么就成了大明公司走向下坡路的罪魁祸首了呢?

由于立储事件让万历和大臣彻底决裂,所以君臣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不再是坦诚相待的好伙伴,而是成了完全的对立面

万历后期,诸多政府工作部门几近瘫痪(退休了没人管,离职了没人接),很多官员分饰多角,而原因就是万历。面对油盐不进,坚持不立朱常洛为太子的大龄愤青朱翊钧,大臣们琢磨怎么应对

先是罢工抗议——您要是不把这事儿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就不干了!结果很简单,万历根本不回应,呈上去的奏折犹如石沉大海

“算你狠!爷不干了!!!”大臣提交了辞呈,结果还是一样,毫无音信,既不表达挽留,也不表示同意,就这么和你耗着

受不了的大臣开始擅自离岗,这在古代可是大罪,可到了万历这儿,没事,走吧走吧,都走了,我就可以立我喜欢的儿子了!

话又说回来了,万历皇帝朱翊钧,咋就这么固执呢?

原因很简单——他从来都不想妥协,他从来都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一如他的师傅张居正。万历至死都没有明确表示谁会是大明之主,作为明朝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万历几乎耗费了自己整个下半生与文官集团作斗争,而原因竟只是关于继承人该选谁的问题

有个性!有脾气!

明朝皇帝大多都很有特点,有的喜欢修仙、有的喜欢干木匠、有的喜欢嗑药,而在他们当政时,也的确出现了权倾天下的文官或是太监

只不过,他们的权力并非是被剥夺或架空,只是他们不想握在手里、或者是懒得握在手里而已

这一切应该感谢一个人和另外两个制度

首先感谢朱棣同志和他创立的内阁制度

其次,感谢有着现代电影优质素材之称的锦衣卫和东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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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黑白的精彩


明朝有两个著名的不上朝皇帝,一个是万历皇帝,一个是万历的爷爷嘉靖帝。这爷孙俩人不上朝的时间总共近六十年!占到明朝历史的近乎四分之一。

但令人惊讶的是,嘉靖帝和万历帝的权力都没有被架空,不仅没有架空,而且还牢牢的掌控着权力。

道理很简单,放过羊的人都知道,放羊不需要把每头羊都管住,只要管住头羊就可以。万历和嘉靖两个皇帝管住大臣就是用的这个方法——管制内阁。

万历朝的内阁首辅,比较著名的有: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赵志皋、朱庚、沈一贯、方从哲、叶向高等等。这些人除张居正之外,都有一个共同点——都被万历皇帝严格控制。

万历朝伊始,万历皇帝年幼,张居正自己构建了一个由太后(李太后)、首辅(张居正)、权宦(冯保)组成的权力铁三角。万历皇帝被张居正的压制了整整十年。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第一时间把张居正反攻倒算,以儆效尤。

张居正死后,继任的历任首辅都已经由皇帝任命。继任的首辅中,除了王锡爵尚有一丝强势外,其余的首辅几乎没有任何跟皇帝对抗的资本,唯以圣意为上。万历晚年,浙党首辅方从哲担任首辅的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见过皇帝,双方往来全靠文书,但方从哲几乎所有的政意处理都由皇帝决定。

而且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但政务尤其是重要政务还是要处理的,对于明朝的对外战争,比如“万历三大征”和萨尔浒之战,都是由万历帝自己拍板决定的。这个在紫禁城里的天下第一宅男,在皇宫里决定了整个明朝的命运。


小约翰


万历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钧,十岁继承大统,成为皇帝,到1620年驾崩,共当了48年皇帝。在我国历史上算不上是长寿皇帝,但可以说绝对是当皇帝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万历皇帝让后人诟病最多的恐怕就是28年不上朝,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懒政怠政皇帝,因此在《明史》明确评价:“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但是万历皇帝为什么能在28年期间不上朝、28年懒政怠政期间没有出现权力架空,还能掌控实权、控制朝局呢?根本原因就是在明朝的权利制度设计上。

第一点:废相权,保障了皇权的稳固和至高无上。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朱元璋在当皇帝后,为了加强皇权,于洪武十三年将宰相胡惟庸诛杀,并严格规定以后不再设立相位。宰相废除后,皇帝直接掌管六部,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虽然明朝后来的皇帝设立了内阁,内阁大学士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但和以往宰相不同,在制度上始终没有监督六部、百司执行皇帝诏令之权。

第二点:统兵权和掉兵权分离,防止权臣和将领拥军自重,保障皇帝对军队的控制权。通常人们会认为明朝的兵部掌管了军队,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明朝设立了都督府和兵部分掌兵权。都督府仅管理军籍、军政,有统兵权;兵部则拥有掉兵权和军职官员的管理和任用。这种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的军事体制,防止了权臣和将领的拥兵自重,保障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能力。

第三点:相对完善的监督监察制度和独特的言官制度。监察御史建立于隋唐,但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完善。明朝设立督察院,督察院的督察御史官职很少,权利却确空前大,不论是战争、科举考试等国家大事,还是皇帝的私事,都是监察御史的监督范围。例如打仗、科举、教育等不好的地方需要改进或者有不法之事还是小事,监察御史都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建言或弹劾。六科给事中的设立则是为了专门对六部进行业务监督,并对皇帝负责,直接向皇帝报告,防止六部专权。这种相对完善的监督监察制度和言管制度极大限制各部门专权的出现,限制了权臣的出现。就是在张居正当首辅时,权利达到顶峰,单依然受到这种监察和言管制度极大的掣肘。

第四点:从明成祖时形成了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宦官势力,成为皇帝制约文官集团制约的有力工具,也是保障皇帝个人权利的有力工具。当皇帝感觉到自己的个人权利权威受到文官集团制约或威胁时,就会利用身边的宦官和锦衣卫势力打击文官集团。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出现了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西厂、内厂等宦官势力和锦衣卫势力。

第五点:万历皇帝不上朝绝对不是不理事,只是有前期的勤政变为懒政吧了。因《明史》是清朝时期所写,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丑化前朝的现象。万历皇帝前期发生的万历三大征:分别为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这三场大战巩固了中华疆土,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在万历后期,由于皇帝本人身体不佳、精神不济等诸多原因下,开始懒政怠政。因此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


呵呵哈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纠正题目中的一种说法,万历皇帝确实三十年不上朝,但是他并非不理政。他其实一直在理政,只是不和大臣们直接见面而已。

万历皇帝不和大臣们见面的理政方式,为什么能够牢牢地把控朝廷,而不被群臣架空而失位呢?

(万历皇帝画像)

第一,万历皇帝有很高的威望。

万历皇帝在前十年的时间里,依靠张居正,励精图治。革除积弊,不但整顿了吏治,而且通过“一条鞭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作为,与正德、嘉靖两朝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作为一个贤明君王的形象,深入人心,让他具有崇高的威望。

除此以外,他还通过两次运动,把朝廷中的政治寡头消灭殆尽。第一轮他消灭了高拱和高仪。高拱、高仪及张居正是他爹明穆宗给他选的三个辅政大臣。他上台以后,利用外臣张居正以及内臣冯保(掌印太监),扳倒高拱、高仪两人。接着,他依靠张居正和冯保实现了经济复苏和政治清明。但张居正去世后,也就是在他当皇帝第十年的时候,他不但清算了张居正,对他实行抄家。同时还对冯保实行抄家,贬谪冯保。这样,他在这一年里,第二轮消灭了另外两个政治寡头。

通过这两轮的消灭,万历皇帝的威望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无人再敢与他争锋。

第二,万历皇帝有多种制衡群臣的手段。

这个手段,其实是从朱元璋开始就设置好的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确保了明朝后期,虽然皇帝多不成器,明朝江山依然屹立不倒。

(张居正剧照)

这种政治模式,就是朝廷内外,没有一个人做大。一是因为后宫都选自民间,外戚没有根基,无法专权。二是取消宰相职位,只设置内阁。而“内阁”一词,顾名思义,就是在皇帝家里,帮皇帝传话跑腿的意思。内阁根本就无法变成权臣。三是立铁牌不许宦官干政。朱元璋是立了铁牌子,不许宦官干政的。不过后来,王振把这块牌子给取了。但虽然取了,宦官依然受极大制约,无法走上外廷。走不到外廷,就无法干政。四是明朝设置“厂位制度”。可以说,这是朱元璋跟着武则天学的。设置了“厂位制度”,对百官进行着有效的监督。这样,皇帝不管呆在那里,对百官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因此,即便不上朝,也无所谓。

(当然了,朱元璋这种政治模式,也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朝廷朋党之争非常严厉。可以说,最终明朝打不赢农民起义军,打不赢清军,与明朝大臣们互相扯皮不团结,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万历皇帝一直没有立太子。

万历皇帝不上朝,与和爷爷一样,都是因为立太子的问题,和群臣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但不管怎么说,因为没有立太子,这就让群臣们即便不满意皇帝,想要造反,也找不到主心骨。

这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举例来看。

一是唐玄宗也是早年励精图治,晚年荒淫乱政,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什么丢了皇位,因为大家拥立太子李亨为帝。当大家有李亨这个皇帝以后,就不在乎唐玄宗了。二是康熙皇帝两废太子后,为什么直到去世,都没有再立太子?就是因为他一旦立了太子,就有大臣和太子勾结,谋取他的皇位。所以,康熙虽然晚年怠政,但依然牢牢控制着朝廷。

(冯保剧照)

第四,万历皇帝不上朝,反而减少了和大臣们讨论的麻烦。

明朝的朝廷,大臣皇帝常常因为对事情有不同看法,争执不休。但是,当万历皇帝不上朝以后,大臣们就没办法和他讨论了,他只需要直接发布命令就可以了。同意,还是不同意,直接命令。大臣们对他的话有意见,但是见不到他本人,也没办法争执,只好执行。久而久之,大臣们就形成了听从他意见的惯性。

第五,万历皇帝牢牢把控着军队。

这是万历皇帝的根本。万历虽然不上朝,但是他还利用军队完成了“万历三大征”,可见其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正因为他牢牢把控着军队,因此,那些大臣们想要做大,完全是不可能的。


张生全精彩历史


万历不上朝,按照不少人的说法,至少有三十年。如何不被架空,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朝的制度决定的。

很多人认为,万历不上朝也没关系,因为明朝是内阁制的,文官集团已经足够把事情处理了。实际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区。明朝的所谓“内阁制”,同现在不少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内阁制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明朝自元璋开国初期,沿袭的是元朝的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杀汪广洋,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将原来中书省的职责归于六部。仅保留中书舍人,朱元璋成了皇权相权于一身的独干格局,朱元璋可以说是优秀的劳模,什么事都可以亲力亲为,全国各地的奏折都可以亲自阅批。但是劳模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这种情况从成祖开始发生变化。成祖起成立将文渊阁设立大学士,专事各地奏折的议政处置,处置后的文字意见,以墨笔写于票签上,称为“票拟”,送至皇帝处,由皇帝签字确定,形成谕旨决策,即“批红”。

可以说,内阁的权力,是来自皇权的分配,而内阁对政事的处理,只有议政,并没有决策权,皇帝是牢牢掌握了决策权。

到明宣宗朱瞻基时,对内阁过来的条旨进行批红仍然是个相当大工作量的事,于是另外一股势力进入了朝堂,就是以太监为主的所谓“内朝”,朱瞻基成立了内学堂,专供太监学习识字。有了文化的太监,可以分担皇帝批红的工作,对内阁的票拟进行决策。这样司礼监从一个普通的部门,晋升成一个可以同内阁分庭抗争的重要部门。经过内书堂训练,代替皇帝批红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就应运而生了。于是每日是章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拟的字样,用朱笔楷书进行批阅。

如内阁对批红有异议,或重大事件,则由皇帝主持召对,内朝外朝共同参与商讨,商讨后由皇帝决策后批红。

司礼监中,又对权力进行的分工,其中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批红”,而批红后的“票拟”,需要司礼监掌印太监加盖印章,这样才形成一个完整的决策圣旨。

也就是说,明朝的决策流程,是由各地上报至六部的事项——内阁大学士形成处理意见——皇帝或司礼监秉笔太监批准——司礼监掌印太监盖章完成。而流程的最重要的节点,还是皇帝这一关。

所以,尽管内阁或司礼监在某一时期会形成一朝压倒一朝的局面,但这仅仅是内朝外朝的倾轧,但最终他们的权力都是由皇权分派,完全受皇权的管制,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大小来自皇帝对其票拟的批红数量,这样就无法出现唐朝那样威胁到皇权的内朝,也不会出现威胁到皇权的外朝。

回到万历年,万历不上朝,首先一个原因是他身体不是很好,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万历朝著名的国本之争,即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最终万历拗不过群臣及太后,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结束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后,万历开始怠政,所谓怠政,并不是完全不闻不问,而是通过谕旨向下面传递。如“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万历都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但是万历对于日常性的政事处理,内阁的票拟万历全部都留中不发。尤其选人任人等事项,以致最后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面对这样的情况,因为内阁并没有决策权,所以就算是人员空缺,各地需决策事项堆积如山,内阁也无可奈何,无法处置。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尽管在议事上,内阁往往反对皇帝的意见,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仍然是皇帝,只要制度未有变化,尽管万历可以怠政三十年,内阁也无法诞生一位拥有处理权、决策权、执行权于一身的权臣。

至于内朝,万历怠政,奏折都留中不发,司礼监掌印太监不可能像万历初年冯保那样跳过皇帝直接同内阁张居正决策国事,司礼监也成了摆设,自然也不会出现权倾朝野的内朝九千岁。而天启年魏忠贤得势,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将外朝的东林党一网打尽,形成了内朝外朝都是阉党的局面。但是就算如此,其权力仍然来自皇权的本质不变,所以,想像唐朝那样更废皇帝是不可能的。

谢谢阅读。


凤妖


在权利划分中,分为人臣之权和人君之权。

凡是治理国家的内政外交、文治武功、莅民治事、上下庶务,都属于人臣之职,均可委任臣下办理;凡是“区别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都属于人君之权,必须由帝王亲掌,绝不能委给臣下。执行权乃至决策权均可委之大臣,但清要雄剧之职的用人权、组织制衡的职能配置权以及组织运行的监控权,一概归之君主。

这就是说做事的权利都可以完全放给别人做,但是人员的任用不仅不可以放出去还要考察是否被别人影响所致。历史上很多权臣架空皇帝,不是因为他们做事干练,而是他们有了处罚和奖励别人的权利,有了任用和推荐官员的权利。而人需要进步又没法接触皇帝,绕不开权臣就只能依附权臣。人才是这个世界灵魂,有人自然有权利。所以说皇帝只要掌握用人的权利,在关键位置保证是和自己一心的人,有怎么会被架空。

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不办事,到并不是糊涂。虽然不办理朝政,但是文官和将领的任用一直都是万历自己决定。所以万历皇帝不会被架空。但是,万历皇帝没把时间用在甄别人才上。虽然有任用的人权利,也保持了自己的地位不被架空。但是造成明朝人才凋零,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了种子。

所以搞高级的权谋,可以让自己在内部保证地位和胜利。但是对外的争斗,还是需要领导去发现内部的人才。而发现人才就需要自己先成为人才,这就需要自己的努力。


净化a木子


很多人对于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还能不被架空,常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其实,这是因为大家对权力的现实运作,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事实上,万历皇帝之所以不上朝,并不是他不理朝政,而是许多时候,他的身份让他不太方便出现在朝堂上。

因为,皇帝就是天,皇帝坐在朝堂之上,大家在讨论许多问题时,就会变得非常不方便。比如许多事情,那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当着皇帝的面,这都是不能讨论的。就算能讨论,也会被各种装逼的内容所淹没。

举个最简单例子,明朝走到万历年间,整个官场基本上是无官不贪,只不过是贪多贪少而已。这种事情,已经成为官场潜规则,大家在私底下,谁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在朝堂之上,显然没有人谁敢公开承认这种事实?

但问题是,大家在朝堂上开会,讨论各种国家大事时,必然会涉及到这种贪污腐败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皇帝在场,这个问题就没办法再讨论下去,甚至还会演变成一场装逼大会。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皇帝斥责某个官员贪污受贿严重。那个官员,肯定是打死也不会承认。就是让锦衣卫打得要死要活,官员肯定也会大呼冤枉。因为,这就不是随便可以承认的事。甚至是,皇帝以私人身份,私下斥责某个官员贪污得太过份,并劝他以后悠着点,这个官员,也不敢随便承认。因为,这就不是随便可以承认的事。

更主要的是,官员受到皇帝这种责问后,肯定会联络其它官员,展开一轮扑天盖地的装逼运动。总而言之,大家都是两袖清风,一心为国,绝不可能干出贪污腐败的事情。这种运动一旦开始,随时就会把皇帝和政府,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再举个例子,许多地方官员,再给中央政府交赋税时,都会出现拖欠的行为。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天灾导致当地收成非常差,老百姓都穷得没饭吃,所以赋税无法收齐。第二种可能,就是当地官员收黑钱收得太多,所以对于豪门大户人家偷税漏税的行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虽然向底层拼命搜刮,依然无法补上这个大窟窿,于是就把责任推到天灾身上。

至于究竟是哪一种原因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原因,都是第二种。但是,作为皇帝,即便他能够猜到真相,也无法公开责问相关官员,因为皇帝这样做,会受到社会诟病,会受到历史指责的。因为,不是昏君、暴君,谁会这样思考问题呢?换句话说,官员一说老百姓穷、老百姓受灾,所以无法交齐赋税,皇帝就认为是官员欺骗他,这皇帝还有人性吗?



当然,皇帝也可以认真去查,但问题是,这就意味着皇帝要直接面对官场潜规则。对于这种人人有份的潜规则,在皇帝面前,大家肯定都会保持一致,那就是集体装聋作哑和蒙混。总而言之,官员人多势众,肯定可以用各种装逼的话语,把皇帝挤兑的理屈词穷。

如果皇帝不服气,那皇帝就只能担着昏君、暴君的美名,逆天行事。总而言之,千万不要和强调客观原因,你们必须得把赋税给我收齐。谁不能把赋税收齐,我就法办谁。如果皇帝这样抹下脸来,估计官员都不敢再扯淡。但问题是,哪个皇帝敢这样说话呢?因为,如果皇帝敢这样说,官员到下面就可以更肆无忌惮的搜刮老百姓。



在这种背景下,皇帝自然得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回避一下。因为,如果皇帝躲在幕后,让首辅主持政府工作。首辅在私底下谈工作时,只要他没有追究相关官员责任的意思,只是斥责某个官员贪污受贿的太过了,并劝他应该注意一些。这个官员,通常不敢矢口否认,更不敢为此联络官员,试图把整个官场的水搅浑。

因为,首辅虽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毕竟还是官僚集团的一员。所以,大家在谈工作时,不用完全藏着掖着,更没有人敢在首辅面前,一心一意装逼到底。而且,首辅当年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对于这些事情都很清楚,官员如果敢在首辅面前装逼,首辅当场就能把他们顶得哑口无言。

所以,很多时候,首辅在处理相关事情时,就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很多时候,首辅会表露出一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态度,总而言之,我并不想为难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要让我能够在皇帝面前交差,否则皇帝追究下来,我不好过,我自然也不会让你们好过。再总而言之,只要你们能让我在皇帝面前交差,就是公开违法犯罪我也不会管。

首辅这种行为,也算官场规则的一部分。所以,通常没有人真敢跟首辅硬装这个逼。在这种背景下,官员们在办事时,自然也得掂量掂量,至少不能做得太过分,以至于让首辅没办法给皇帝交差。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万历才三十年都懒得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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