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建立在“歷史同一性”的理論背景下，這種理論分析旨在劃分出與認識論相關的歷史形式：過去、現在和未來。資本主義依靠認識論來進行發展，全球化則是其認識論的終結。
有三種與時間性相結合的資本主義：原始的、歷史終結的和概念式的。歷史只是某種標記或導向，表明限制和開放的一些集體主義（往往具有烏托邦色彩）嘗試，尤其表現在話語方面；全球化不是概念的運動發展，它呼喚著將資本變成所謂流動觀念的集體形式，迄今為止對全球化的解釋無一不落入概念式資本主義的象徵涵義中，因而我即將說明的18個關鍵誤解也是批判的前提：
資本主義並非消失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和平繁榮”，而是在全球化的名義下保留著（倒退至）其歷史的開端。
1
資本主義在冷戰結束後無比僥倖地逃脫於任何一種批判，知識分子不是將批判的可能性變成敘事方式的生產（如德勒茲、加塔利的遊牧主義），就是轉移了這種可能性的本質（即構成，比如“民主思想家”朗西埃、拉克勞等人所思）：資本形成的是對人的生存進行解釋的模型、集合體。第二種誤解與概念式資本主義不無聯繫，這是正在消失、轉移並重現的資本主義。
假如用歷史發明的條件式追問來思考和探索其背景，可以說資本主義正同化於純粹的資本。全球資本因而沒有資本主義能夠用以說明自身的歷史開放性，它時而藉助於空間模型，如“全球化”，時而藉助於政治模型，如“全球民主”，這些觀念都只是在資本的名義下得到發展，也許根本也沒有任何發展。
人們接近於對資本主義是一種虛無主義的認識，因為在全球模式混淆時空觀念的比方之內，資本運動——如阿甘本所言——正是混亂的生活方式，全部運動都離不開資本對自身再意指後的“正常化”。
2
虛無主義取消了批判，包括資本自身的“自我批評”，“正常化”與虛無主義一樣都是雙向、自我建構的運動，馬克思在《波拿巴》一書中對政治虛無主義最關鍵的評論就是：他竊取了整個法蘭西民族的財產，然後再像一個恩人或父母式地奉還回去。
資本是單一和雙向運動的歷史丑角，剝奪一些人的勞動工具，於是勞動工具就成為生產力層面上的剩餘：大量的生產要素被資本無償佔用【1】。全球化無疑也是一種不斷建構生產要素，淘汰原本生產力（階級）的地租式反動。
3
現在的問題是：資本以何種方式集中在歷史變革中剩餘的生產要素呢？只有通過發展出它潛在的可變性，即概念式資本主義及其假說。它假定並實踐著在各種經濟規律中的虛無主義內涵：將個體集中起來進行消費、製造個體之間無所不在的消費式互動，最重要的，是將利益的分配形式個體化。通過消費主義的唯我論。
人們認識到：個體建構著資本上升或下降的規律，不再是使用和交換的商品，而是建構與被建構，消費與抵制的個人決定了——或者說回溯生產著——資本從何種歷史出發、以怎樣的方式終結。
4
終結論：市場、歷史、交換關係、生態主義······每一種都指向了個體特殊的實踐，同時，個體佔有時間的形式封閉了歷史可能被知曉的那種存在狀態，時間變成了海德格爾意義上的、生產出虛無主義（理性認識）的“事物”。個體從而是“發明主體”，是計算著龐大而不可觸及的觀念的尺度。
市場不會自發地終結，而只會像“事物”那樣——終結論就是海德格爾規劃存在之本質的存在分析——形成“集合體”，反諷在於，個體不可能知曉“事物”，大多數時候，只存在著眾多象徵性的、將知曉的能力移交給“事物”從而自我放逐的個體。
5
資本正處於以個體為基礎的全球改革實驗期，因此必須再一次強調，資本主義僅有的理性，或用馬克思的話說，過去和現在最具革命性的時期已經消失，而個體直接面臨的是資本，與資本名義下的（形而上）“事物”發生虛無主義的關係。
資本是一種全新的話語，它從過去以物質實體——貨幣、勞動力——為基礎的交換形式擴展到個體間“身心交流”的非物質聯繫，毫無疑問，資本也通過抽象的事物獲得自己的命名方式，獲得以外在的話語來佔有個人實踐的交換中介。（行政系統與第三方機構等等）
6
巴迪歐提出了“概念式共產主義”，藉助真理的四種程序：愛、藝術、政治和哲學——來闡釋全球化與革命實踐的象徵關係，他放棄了對全球化經濟關係（規律）的批判並想要在概念中指出新的“民主”轉向：這依然是改良主義的形式主義傳統。
巴迪歐的設想是：概念將離棄舊的“民主”，成為一個新開端的奠基性時刻。因而他的概念演繹了海德格爾的“棄神”，指向21世紀消費主義在經濟理性中的地位問題：“消費是資本的尺度，正如民主——對海德格爾來說——是技術規劃的尺度。概念式共產主義建立於（也度量著）全球資本瑣碎平庸的延續進程上。
7
朗西埃所謂的民主共同體是一種“純粹政治”的邏輯，在實踐上，他依然需要尺度形式來調節部分與部分、全與無之間的構成，身份失去它固有的對立面，在個體那裡以變動不居和純粹模仿的姿態保證了距離、異質和多元。
民主在形式上反對動盪和革命的資本主義，也反對資本異化個體的統治邏輯。
朗西埃引用了亞當·斯密的一個比喻：人與哲學家的構成性差異比起人與動物要小的多了，這就是說他反對馬克思對“存在與意識”（個體與類）所作的本質區分，因為他實踐的出發點乃是一種相對的人性，即決定了個體構成性差異的中間狀態：“民主人”。
政治，作為集合體的形式與“民主人”劃然相隔，兩者是以分有（理念）的特殊化關係來聯結的，然而這並不能取消佔有和剝削的價值規律：唯一可行的思路依然要回到海德格爾，認識到“民主人”——承擔著資本—經濟意志與個人實踐在共同體基礎上的調節關係——乃是政治虛無主義的天命。
8
全球化既是干預經濟的技術性（虛無主義）手段，也是最具象徵性的（價值）佔有模式，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勞動力價值在全球系統這個總體中的地位發生了與前全球化時期相互顛倒、替代和轉換的形式關係，價值的生產被佔有方式所抵消，這種佔有是以知識型經濟和知識產權立法為根基的純粹形式；正如知識這種新商品擁有對過往商品經濟的解釋權，象徵人格的統治。
9
知識型經濟的規律研究人格化，模擬在形形色色的事物中出現和消失的事物存在狀態，這是極其單一的理論研究，其結果往往不能逆推，不能與單一情境分離。知識是“二次革命”的抵制者，當全球系統發生內在變革，由單一地區或國家或聯盟建立霸權的時候，知識就成了潛在的武器和帝國的心臟。
知識建立起資本對世界內戰的虛構想象，承擔著抵制者的法人角色，當它和資本論中的經濟規律相重合時，會發生什麼呢？難道不會出現假定知曉的資本動機，不會出於資本對“事物”的虛構而想當然地建立起人為、反常的行政分配（合法化）程序？
一方面，資本虛構了它在價值實體（商品、勞動力等等）中的影響，另一方面，個體的使用價值從交換的實際（社會關係）中分離出來，凝結於具有資本象徵的抽象“事物”。
10
在將來，知識的地位無疑會成為全球資本潛在的“宗教法令”，這將意味著“資本家”是知識的管理者，是從中立國家——北歐和瑞士——內部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共識思維。
關於知識的地位問題，只有從價值競爭的層面上才能被“知曉”，裁決這一地位的，不再是資本實際的多少，而是藉助合法化手段操縱和剝奪的價值“在場性”，如今困擾著資本頭腦的，正是抽象價值這一流亡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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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效仿中立國家建立起知識產權的保護傘，所謂“政治”，在今天就是如何去爭取中立，如何使對手知曉“更多”，可是事情一旦轉移到知識的地位問題上，中立的意義就徹底顛倒了，就不再是吸引對手的那種隱蔽、實用的手段，而是被迫產生“合理解釋”的象徵權威。
在全球化以擴大資本發展空間的戰略遊戲當中，只有中立國家足以引起各方的敬畏、也足以豁免一切行政管制，中立即“遊戲規則”，因為資本的炮火受制於此，然而若要銷燬武器、扼殺戰爭也毫無可能，因為武器實際上是資本系統性防禦的策略運用，銷燬資本就是要銷燬中立。
12
反中立國家的通告：早在半個世紀前，中立國家就在阻撓世界範圍內的安全裁軍計劃，其方法當然是通過籌劃政治事變和扶持建立安全僱傭軍。正規軍隊陷入由霸權國爭奪中立而導致的貧困：通過公開一些虛假的裁剪預算以推行和平演變戰略。
以和平為擋箭牌，中立國家收穫了“和平競賽”東道主的那種讚譽和美德。中立國乃是資本最後的堡壘，除非剔除歐洲皇家憲政主導改革的中立傳統，否則它就將仍然是為資本滴血效忠的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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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將資本主義進一步演變成（純粹）資本，這也是通過模擬個體的“純粹理性”來推動資本自我生產的新方式：自然，在知識產權的包裝下，資本和過去任何一種惡性競爭的區別是它被賦予了人性面孔。人性化如今是運用資本的特權，在人性面孔的驅動下，資本以其自身的面貌完成了對全球系統的創造。
可以說，知識型服務業乃是記錄資本運動方式的超級媒體—帝國，也是資本的新生命政治模式：建立個體間相似的、自殺式的關聯狀態，保證資本統治能夠持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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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在過往理論中的主要特徵包括：放逐、犧牲、災難、滅絕等等，最重要的一點——構成了生命政治的實踐地位——卻被忽視，那就是消除差別，因此海德格爾對現代性的關鍵啟發在這裡就變得不容忽視，他指出人與“事物”間用存在來命名的虛無主義聯繫事實上更早於用來區分個體的差別，同時也決定著差別出現（被知曉）的方式：在場或不在場。
後現代晚期資本主義則對差別停留在反思的關聯形式進行再意指，發展為一整套解釋人類未開化（動物性）的唯靈論（神智學）、媒介景觀、保守的詞句和抵制的工具。
生命政治的問題遠不是在“平庸之惡”中的殘酷表現，它無非是把“知曉”方式的對立人格化了，一方壓抑另一方的出現，這種虛假的抵制關係也壓抑著對差別的反思進行縫合的馬基雅維利時刻。【2】
15
生命政治也涉及將知識從個體那裡進行抽象，並使之特殊化的那種對立，如尼采所言，知識如同對立的道德相互競爭、相互仇視，知識藉助於普遍陳述的邏輯——比如大學話語、行政語言、業務行話等等——而變成了生命的“主人”：真正的競爭就是抵制與扼殺對“事物”的知曉狀態，以改良的宣傳工具反對革命的宣傳工具。
知識產權因而象徵性地將知識的生產方式轉移到個體的出生方式，從而提出具有個人生存法則（人格化）的研究手段，問題在於要打破知識在普遍的領域內還原個體生存的生命政治邏輯，揭露它如何像拿破崙三世那樣玩弄抵制的反革命戲法。
16
托洛茨基曾將具備官方“知識”的工廠官僚稱為庸俗的小資產階級，如今，這個“小資產階級”被越來越多的混雜勢力所武裝，成為無政府的中間勢力：藉此東風，各國都在以改良軍備的手段向邊緣地區（如中東）輸出高額利潤，加強建設能夠推行有效管制的行政工具——醫院、監獄、學校等等。
這些都從客觀上促進了消極備戰的意識，加速消費主義在更大範圍內的自我組織，同時加速行政改革，以便為資本的跨界轉移——從實際資本邁入虛擬資本——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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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戰略意義上的地質學改革，個體處於消費和投資的中間，既是建構資本的規律，也是容納資本的景觀。
人們將不再以海德格爾或馬克思的方法接近“個體”，換言之海德格爾的命運或馬克思的類本質都逐漸轉變成解釋個體而非改變個體的認識。
一方面，個體再現並描繪出“事物”的表象，另一方面，在個體被整合進共同體的“知曉狀態”時，他也不再（抽象地）承擔“事物”，而是返回到資本在“事物”中間人格化後的存在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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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類似於知曉資本的隱蔽法人，一個具備多元使用價值的價值複合體，一個時時對資本“玩弄法律”（阿甘本）的猶太人，總之，是一箇中間角色。
這樣的個體正在完成《資本論》末尾所規定的（虛構）資本自身的使命，即“剝奪剝奪者”【3】；因此資本以個體為中介虛構並掩飾了它的歷史、它的時刻佔有“歷史同一性”的開放視野，在更多的時候，個體從事的是為資本改換世界面貌、創造景觀、縮小地域差距的系統性工作，正如可以運用尼采關於“永恆輪迴”的末人邏輯來說明其地位：大地變小了，一切變小的末人在大地上跳著，他的種族像跳蚤一樣消失不了，末人壽命最長。
資本以行將終結的末人姿態煥發出更大活力的事實也提示它的（歷史性）經濟基礎“像跳蚤一樣消失不了”：那便是前全球化時代的難民經濟。
【1】無償佔用：正如18、19世紀的生產力在更開放的歷史空間被資本主義有計劃的擴張所佔據。
【2】馬基雅維利時刻：對資本問題的最後解決，涉及到如何建立普遍的聯合方式來推翻資本統治，並非如阿甘本熱衷於描述的彌賽亞時刻。
【3】剝奪剝奪者：出自《資本論》第一卷末尾，原文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本文插圖來自畫家秋屋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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