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古今隨筆》系列之一：神祕的遠古巴人

《巴渝古今隨筆》系列之一

神秘的遠古巴人

一

遠古巴人，是在一種半傳說、半歷史的氛圍中展開自己的故事的。有人認為，既然是飄渺的傳說，歷史價值就不會有多大。我卻不這樣看，世界上哪一個民族的遠祖又不是先與神話、傳說結緣，然後方才進入“規規矩矩”的歷史的呢?這一點恰恰證明著巴人歷史的久遠。

瞭解史前巴人得說到甲骨文，最早的巴人故事就藏在甲骨文裡。而要談甲骨文，又得先談談一個叫作王懿榮的人。王懿榮是清末光緒年間的國子監祭酒，也是一個著名的金石學家。所謂“國子監”，乃是中國古代(自隋以降)教育部與中央官學的一個綜合體;“祭酒”則是國子監的頭號官員，相當於當今社會“主管”、“首席”之稱謂。提到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學者，很多人會立刻想到民國時期的“甲骨四堂”(雪堂羅振玉、觀堂王國維、鼎堂郭沫若、彥堂董作賓)，其實號稱“東怪”的王懿榮涉足甲骨文比他們都早，他才是中國近代發現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因而被譽為“甲骨文之父”。

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傳說有好多個版本。據清末劉鶚的《鐵雲藏龜·自序》雲：“庚子歲有範姓客，挾百餘片走京師，福山王文敏公懿榮見之狂喜，以厚價留之。”這位金石學家之所以“狂喜”，是因為他驚訝地發現，河南商人攜來的名曰“龍骨”的中藥材上，有許多刻痕絕非天生的紋路，它們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聯繫。王懿榮把大大小小的“龍骨”拼接到一起，居然拼成了兩三塊類似龜版的東西，並且辨認出上面刻著“日、月、山、水”等象形文字。之後，王懿榮繼續考察、琢磨，藉助《周禮·春官》、《史記·龜策列傳》等史籍記載，最終推斷出，這些所謂的“龍骨”都是商代先民用來祭神占卜的龜版，“至其文字，則確在篆籀之前”。後來證實，它們還真的是全部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也就是商朝的都城遺址。

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發現，“龍骨”上的刻痕就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老的中國文字，史學界稱之為“甲骨文”。如果說，鑽木取火標誌著人類告別了茹毛飲血的野蠻歲月，那麼文字的出現，則意味著人類走出了結繩記事的洪荒時代。甲骨文的發明，無疑是照亮中華古老文明的一盞明燈。

而就在這些久遠的甲骨卜辭中，已經出現了“巴方”的字樣，這也許是有關巴人最早的文獻記載。接下來，《山海經》、《世本》、《後漢書》、《水經注》、《晉書》、《太平廣記》和《華陽國志》等古老的文史典籍，均記錄了巴人在殷商之前的點點滴滴蹤跡。綜合諸多典籍記載來看，巴人早在夏朝時就已經完成了部族聯盟，還參與過夏禹治水等活動;進而脫離穴居修築城市，進入了城邦國家的“文明時代”。甲骨文中的“巴方”，指的就是巴人最早的“國家”，其地域就在長江三峽的末端、今日湖北與重慶的交界處。這個“巴方”在殷商時改稱作了“巴奠”(或“巴甸”)，西周時再改稱作了“巴子國”。

當然，對於巴人的追溯不宜簡單武斷。這個“巴”是一個複合概念，內涵和外延都十分複雜，包含了地、族、人、國、文化等多個層次。作為地域名稱的“巴”涵蓋面相當廣闊，據晉代常璩《華陽國志•巴志》載，巴國興盛之時其地“東至魚復(今重慶奉節及湖北西南一帶)，西至僰道(今四川滬州、宜賓一帶)，北接漢中(今陝西漢水流域)，南極黔涪(今重慶至貴州北部烏江流域)”。這一大片地域既通稱為“巴地”，世代居息繁衍於其上的各個部落也便通稱為“巴族”，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國、巴文化等概念。

要特別強調一點，我們談及的巴國文化是一種方國文化，主要指夏初巴國建立到戰國末秦滅巴(東周慎靚王五年，前316年)這一過程的文化;而巴地文化則是一種地緣文化，上可溯及巴渝地區的舊石器文化與古人類活動遺蹟，下可延至今日重慶及其周邊地區的文化。

經過數千年的盛衰興替、深刻變化，巴人文化的許多因素都已被歷史的浪潮淹沒，但其基本文化形態、人文精神和民俗風情，卻在這塊土地上長期根植、繁衍，積澱為傳統，並藉以區別於其他各種各樣的地域文化。

二

關於先秦巴人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歷史，史學界一直存在著紛紜的爭論。

前文言及的“巴”地域既如此廣闊，星羅棋佈於其上的眾多遠古部落，自然就呈現出千差萬別的狀態。有人說，他們雖都打著一樣的“巴”字旗號，實際上卻各屬於不同血統的氏族，“此巴非彼巴”。

對於這個問題或者應該這樣看。一個原始部族共同體的形成，往往不止於一個部落，這是一個基本現象——只有一個部落反倒不可思議。而且，巴人的遷徒流動性很大，分散的居住方式決定了它們的組織結構也鬆散，由是形成為一個鬆散的部族聯合體，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兒。正如管維良先生在《巴族史》中指出的：巴人“氏族林立，部落棋佈。”董其祥先生也談到，巴人部族有合川的濮、閬中的賨、南充的充、奉節的魚、渠縣的盧、巫山的巫蛋、秭歸的夔、雲陽開縣的彭、涪陵的枳等。即便在巴郡南郡蠻的內部，最初也有巴、樊、瞫、相、鄭五姓，板楯蠻內部也有羅、樸、昝、鄂、庹、夕、龔七姓。後來建立的巴國與巴人部族同理，對此《華陽國志·巴志》就有記載：巴國“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八族。

關於先秦巴人的起源，史學界大致有六種推測，即陝南漢水說、甘南天水說、長陽清江說、三峽巫山說、鄂豫丹江說、湘北嶽陽說。論及較多的巴氏部落有四支，就是宗姬巴、板楯巴、廩君巴和枳巴，說他們分別活動於漢水、渝水、夷水和枳水，分別屬於華夏族、賨族、蜒族和獽蜒族。

巴族的六種起源和四個支系都帶有假說性質，長期也沒弄清楚過，我們不妨將學界看法作一點簡單的梳理和理解。

先來說說宗姬巴。周滅商以後曾分封了七十一個諸侯國，陝南漢水上游的安康一帶屬於分封諸侯國之一，被稱作巴子國，敕封到那裡的姬姓宗人也就被稱作了宗姬巴。漢水上游是個很重要的地段，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博士就很重視它對於華夏文明的孕育作用。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說：“漢水上游是古代世界的盛地，因為漢水發源於秦嶺南麓，從這裡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關中地區和西南面的四川地區。因此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上，漢水流域是長江流域和上述幾個地區之間的著名通道，同時也是古老華夏文明的源頭地。”

但是，西周時的“巴子國”卻並非遠古之“巴國”。《華陽國志·巴志》有這樣的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可見，周以前巴國(更不要說巴人部族)就已經存在，只是“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從前的巴國“改稱”了巴子國而已。

枳巴，指的是活動於枳(今涪陵)一帶的巴人。枳，位於四川盆地東部長江和烏江的交匯處。因為枳那個地方留下了大量的巴王陵墓，古時的烏江又稱為涪水，所以後來“枳”就取了個新的名稱叫作“涪陵”。但枳巴也不是巴人的源頭，很可能和廩君巴同屬一脈。夏商之際，廩君巴西入三峽，都城隨之遷到了枳(涪陵)，由是才產生了“枳巴”這麼個新稱謂。

板楯巴，生活在渝水(嘉陵江)中游及渠江沿線，其核心區域在四川盆地的東北部一帶，也稱作板楯蠻或者賨人。這支巴人倒很古老，巴國晚期閬中還曾作過最後一個都城，但學界並無判斷這裡為巴人源頭的。

在學界較為占主導地位的巴人起源說，認為巴人是由黃河流域遷徙到長江流域來的。這就要說到“甘南天水說”和“長陽清江說”，說到那個“廩君巴”。不少考古學者認為，大約在夏以前，這支巴人原本居住在甘肅南部的渝水(嘉陵江)上游，後來才輾轉東遷到了渝鄂交界處的湖北長陽，在長江支流夷水(湖北境內的長江支流清江)濱駐下腳來，散落居住在武落鍾離山的石穴裡。因為這支巴人的首領稱作廩君，所以族群就叫廩君蠻;又傳說廩君死後化作了白虎，所以也叫白虎夷;史籍上則常稱之為巴郡南郡蠻。夏商之際，廩君巴再溯長江西上，逐漸融合、征服了長江流域和渝水(嘉陵江)流域的其他巴族，將中原的青銅文化與當地的新石器文化融合起來，這才真正形成了一個有著共同疆域、共同語言和共同文化的“巴人”。

當然，這一觀點也未必是巴人源出說的最後定論。但仔細推敲諸多史料記載卻可以發現，它們共同反映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初看起來，枳巴和板楯巴的活動範圍在長江流域，宗姬巴的活動範圍在黃河流域，廩君巴則橫跨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跨度大，很分散，但細想想，巴人的蹤跡卻似乎都體現著兩河文明的交匯、交融。

另外，巴人的早期活動似乎都圍繞著嘉陵江流域在進行，板楯巴生活在嘉陵江中游，廩君巴最早也生活在嘉陵江上游，儘管順著黃河、長江轉了一大圈，終究還是又轉回了嘉陵江流域。我們除了感慨冥冥中的天意，似乎也穎悟到，嘉陵江已經成為了連接兩河文明的一條奇特的通道。

總而言之，遠古巴人的遷徙就已經貫通了中華大地的兩條母親河——黃河與長江，並且巴人與中原部族還擁有共同的先祖(比如伏羲、夏禹等)，這些都是十分有趣的問題，後文會專章述及。

三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遠古巴人的確創造了一系列輝煌燦爛的文化，但令人疑惑的是，公元前316年秦滅巴以後，巴人卻似乎突然間“消失”了。傳說，東漢末年的曹植就已經弄不太清楚巴人的情況了，還曾向陳琳詢問過巴人的事(據臺灣三民書局出版之《大辭典》)。巴人之“消失”，於是也便成為了考古學家們一直苦苦探索的課題。

巴人與巴文化“消失”，應是一種歷史的誤讀。秦滅巴只是消滅了巴國，史籍上並無秦人大肆屠戮巴人的記載，更不要說滅絕巴人了。那麼，秦漢以後的巴人到哪裡去了呢?我想，巴人的去向可能有兩種情況：

其一，秦統一天下的過程，也就是強勢的中原文化覆蓋紛紜各國弱勢文化的過程，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巴文化。在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的文化政策籠罩之下，原巴國中心地區的文化被大量覆蓋，其地的巴人也逐漸被漢化，這就是秦末漢初以來巴文化消失於史書記載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巴人在文字記載意義上的“消失”，並不等於作為一個族群以及該地域文化的“消失”。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東地區至今仍保持著極富獨特個性的巴渝地方文化色彩，這是一個事實。換一個例證來說，楚國被秦國滅亡以後，也並未阻斷荊楚文化與三湘文化的傳承。

其二，在秦漢之際及以後的長期發展中，巴人輾轉遷徙，分散於渝東、川北、鄂西、黔東、湘西等山區，逐漸與其他民族融合而演化為新的民族，如渝東及川北一帶的巴賨和巴氐、黔北的巴濮、湘西及鄂西的五溪蠻等。

還有延續至今的土家族人，大多數學者公認他們是巴人的後裔。土家人主要分佈於湘鄂渝黔毗連的武陵山地區，史籍中先稱他們為“土人”、“土民”，到清末時地方誌中開始使用“土家”的名稱。

在原巴國較偏遠的地區，也有相對純粹的巴人後裔延續著香火。比如上世紀七十年代，三峽懸棺裡發現了一隻陪葬的青花瓷碗，這一考古發現便雄辯地證明了巴人在秦漢以後的延續。至少說明，直至明代中葉峽江地區仍有巴人後裔在生活，因為懸棺葬是巴人族群獨有的風俗，而青花瓷特殊的燒製工藝又形成於明代中期成化初年。

誠然，遠古巴人的神秘蹤跡以及去向撲朔迷離，諸多典籍史冊記載充斥著濃郁的神話傳說色彩，並非嚴格的歷史，不妨探討下去。但是，先人的文墨中卻也透露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事實：在中華民族最古老的文明中，確確實實閃現著巴文明的身影;且遠在上古三代時期，巴人就已經“土植五穀，牲具六畜”(《華陽國志·巴志》)，巴文明就已經頗具形態了。

拉拉雜雜談了這麼多，就是想表述一個觀點，遠古巴人是中國最早的先民部族之一，這是毋庸置疑的。

（此文由重慶故人舊事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