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秘書工作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親手創建的。無論在秘密鬥爭時期，還是在革命戰爭年代，或是在和平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他們始終關心關懷著秘書工作的建設和發展。
今天，我們強調不忘初心，老一輩革命家對秘書工作發展的卓越貢獻值得我們永遠銘記。讓我們在歷史的長河中擷取幾朵耀眼的浪花，懷著對老一輩革命家的緬懷和敬仰，一起聆聽那些諄諄教誨，一起追尋永恆不變的初心。
毛澤東是黨的第一位秘書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代表們在會上一致推舉毛澤東為大會秘書，協助張國燾主持大會和兼管會務工作。因此，可以說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第一位秘書；也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同時，即產生了黨的第一位秘書。
1923年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建立秘書制，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通訊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和秘書籤字”。如果說毛澤東是黨的一大的兼職秘書，那此時的毛澤東就是黨中央的第一位專職秘書。總而言之，無論從哪一次算起，毛澤東都是黨的第一位秘書。
毛澤東擔任黨中央的秘書後，一方面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同時把秘書工作比較系統地建立了起來，確定了黨的文件的名稱，提出了書寫黨內一切文件“不要空空洞洞”、“不要流行的爛熟的公式”、使用“白話文”等要求，還制定了一系列代號和暗語，建立了文書處理和簽發文件的制度。比如，1924年黨中央的第15號通告就是由毛澤東和陳獨秀共同簽發的。毛澤東在文件上籤署的名字是：秘書“T.T.Mao”。
在1941年1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加強中央秘書處”的建議。加強秘書處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從組織上加強。由任弼時為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李富春為副秘書長，王首道為秘書處處長，陶鑄為秘書處副處長。另外，在副秘書長領導下將原來秘書處的總務科改為總務處，以葉季壯為處長，袁福清、張子良為副處長。另設警衛處，以李克農為處長，陳剛、吳烈為副處長。1941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任弼時兼任中央秘書長的通知》中規定：在原來的各處基礎上成立“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廳”，“執行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在辦公廳下設秘書處、機要處、警衛處、中直管理局，後來又增設了機要室和特會科。二是從秘書工作職能上加強。按照當時毛澤東的要求，秘書處工作主要有五個部分：即“政治——包括政策、時局問題；軍事——設作戰室；黨務——研究各地報告提出意見；情報——要研究國際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延安——秘書處與延安各機關工作聯繫”。後來，除作戰室設在總參外，其他各項任務均在中共中央秘書長領導下出色地完成了。
周恩來主管中央秘書處
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周恩來在黨中央分工主管中共中央秘書處。
1926年7月，黨的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決定，設立中央秘書處“以總攬中央各種技術工作”。所謂“技術工作”，主要指文件書寫、電訊業務、傳遞、使用代號和暗語以及文電保管等工作。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中共中央秘書處歸中央組織局領導。周恩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並負責中央組織局工作。從此，中央秘書處在周恩來直接領導與關懷下迅速發展起來。
彼時，秘書處在職能上克服了偏重技術的觀點，1928年《中央關於書寫文件技術問題的通知》和1930年《中央秘書處的組織及其工作報告大綱》中反覆強調秘書處是“機關日常工作的執行者”，“黨的機要工作的總彙者”，黨中央與各地方上下級機關聯繫的“樞紐者”。同時文件還提出秘書工作要“政治化”“科學化”“系統化”等。另外，為了在秘密鬥爭環境下工作方便，中央秘書處在文書科下面建立了文件閱覽處、文件密寫處、文件油印處、收發處和文件保管處，改進了文件的秘密傳遞技術並且使黨的秘書工作機密、安全、準確、迅速的原則得到了進一步貫徹執行。
1931年2月，周恩來因起草文件去中央秘書處選用材料。看到秘書處房間裡堆積的文件比較多，覺得這不符合秘密環境的要求，就對秘書處的負責人說：你們要很好地管理這些文件，要有條理地把文件整理出來。可以請阿秋提出幾條整理文件的規定來。阿秋是瞿秋白，因為瞿秋白經常到秘書處閱辦文件，他也覺得這裡的文件很多，需要有條理地加以整理。
瞿秋白接受了秘書處的請求，不幾天就撰寫制定出了《文件處置辦法》。《辦法》規定：將一切文件按照共產國際的、中共中央的、中央各部委的、各地方的四大門類，分別再按政治、黨務、組織、軍事、宣傳、職工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等分類，並對文件的書寫、重要文件與事務性文件的處理、文電與書報刊物的區分等作了明確規定。周恩來看了後，當即批示“試辦一下，看可否便當”。中央秘書處文件保管處（中共中央地下檔案庫）遵照將兩萬餘份文件分成四系十三類，並編寫出《中央文庫文件目錄》。
劉少奇嚴格要求擬寫文件電報
劉少奇早年領導工人運動時，曾經擔任過實際的秘書工作職務，即1925年6月1日成立上海總工會時當選為總務主任。總務主任類似秘書長，既是工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又總管機關日常工作，包括文書處理、會務工作、對外聯絡和行政事務工作。上海總工會是公開的工人運動領導機關。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許多主張是以上海總工會名義發表的。
當時，劉少奇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書記。所以，劉少奇擔任上海總工會總務主任後，實際上把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的秘書工作和全國總工會的秘書工作也承擔起來。從1925年至1926年10月形成的工人運動文電來看，凡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全國總工會和上海總工會發的文電中，有一大部分是劉少奇親自執筆或由他主持撰寫的。全國勞動大會、全國工人代表大會、上海工人總罷工商人總罷市代表會等重大會議的文件準備、會址的選擇、代表的選拔以及生活管理等，都由劉少奇操勞。
劉少奇對起草文件電報要求非常嚴格。他認為，上級機關下達的任何指示、決議是指導下級行動的，在質量上絲毫不能馬虎；下級向上級的報告，不能有半點虛假，重在實事求是。這裡有幾條具體要求：草擬文件文字“不要太深”，下發文件應注意“簡短明瞭”，草擬文件其內容文字“必須反覆推敲”，如果對草稿不滿意應“推翻重寫”。對承辦文電，劉少奇提出要堅持“收”“發”“來”“去”四個字要求，其中“收”是第一，收到文電要看內容是否重要，並“摘錄出來”，摘錄要“簡化、合理”；“發”是下達文電，凡是發文件，要把事實關和文字關；至於“來”和“去”，要記住“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句話，脫離實際的事不做，脫離群眾的文件不能發。
朱德指示打勝仗後“無線電也不準破壞”
紅軍在全國十幾個蘇維埃區域作戰，迫切需要現代化的聯絡手段。1930年12月28日，朱德、毛澤東在對紅一方面軍《攻擊進佔龍岡之敵張輝瓚的命令》中指示，打了勝仗後“各部須注意蒐集西藥，無線電也不準破壞”。戰鬥部隊認真執行命令，果然收集到一部電臺和幾名機務、報務和譯電人員，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紅軍第一支電臺隊。
1931年1月20日，朱德、毛澤東又發佈了《調學生學無線電》的命令，第一期訓練了十餘名報務員和機務員。此後，訓練班發展成紅軍電訊學校，迅速培養出數百名機要電訊人才，使紅軍師以上部隊都有了電臺。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時，朱德和周恩來聯名發出了《中央軍委關於轉移中的文電處理和保管辦法》，其中規定紅軍各軍團在行軍、作戰中一定要做好各種文件、電報和電報密碼的管理工作，並提出八項要求：第一，書寫各種文件、電報“應力求簡單”；第二，發出和收進的一切文件電報必須分成機密、普通、常用、待查四類；第三，凡收到的和發出的一切電報要抄在電報本上，電報抄本“由政委負責保管”；第四，各軍團的首長和參謀長要對秘書和機要人員加強領導和檢查，使他們“養成其機警、精細的特點”；第五，各部隊接到上級的文件，如需再轉發時，不要照抄原文，可以“將文字重新組織”；第六，各機要部門“機要箱子在行軍中應指定體力強壯者挑運”；第七，部隊離開宿營地時，要指定專人檢查住過的房子，看一看“是否遺落文件”；第八，個人日記不得記載有關機密，如工作需要必須記時也應“用暗號”來表示。
長征途中，紅軍總部和紅軍各部隊雖秘書工作機構不健全、秘書工作者大量減員，但仍按照朱德、周恩來指示嚴格文電處理和管理。中央軍委一局還將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全部文件集中起來，同其他貴重物資一起，組織了近百人的運輸隊，挑著檔案行軍打仗、爬雪山、過草地，許多運輸員犧牲在長征路上，但紅軍文件得到了保護。
任弼時從秘書部門“簡政”
任弼時從1941年起至1950年止一直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職務。這十年中，他指導全黨的秘書工作者完成了精兵簡政、戰地服務、進城準備及秘書業務建設等一系列艱鉅重要的任務，為新中國秘書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簡政”先從秘書部門做起。根據1941年9月28日《中央關於建立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廳及任弼時兼任中央秘書長的通知》規定，任弼時分管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並指導全黨的秘書工作。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成立之初，他一方面指示辦公廳內部只准設處、科兩級，不準搞機構重疊，以後處、科不準升格；同時申明，將中央秘書處改為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是黨中央機關工作需要，各地方、各部隊機關仍設秘書處，地方秘書處不升格為辦公廳。
他親筆修定的《中央秘書處組織及任務》中還明確規定：黨內上下重要行文和重要電報由秘書長及時處理；一般行文和事務性電報由秘書處長及時處理；中央下達的方針政策文電由辦公廳及時派人下去督促執行；下級請示報告必須立即分配並督促主辦機關儘快答覆。
當時，也出現了電臺多、電報多、文件多的“三多”現象。為了糾正文電過多現象，任弼時在他主持制發的《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整頓電訊機要的指示》等文電中規定：第一，政治文件與事務文件分流，一般事務可不寫成文件。重要文件摘出重要內容呈送領導參用。第二，取消縣團級機關電臺。中共地委和師旅以上可分機密電臺和公開新聞臺；電報實行“一事一報”制，事務性電報要少發。經過整頓，在不影響上下聯繫的前提下，事務性文電減少三分之一。
鄧小平三次擔任黨中央秘書長
1927年12月，鄧小平被任命擔任黨中央秘書長的職務，這是他第一次擔任這一重要職務。主要職責是協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除列席和參加中央各種會議外，還負責文件、電報、交通、中央經費、各種會議安排等項工作。
1929年，鄧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報告大綱》中就對秘書工作人員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即要忠誠地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為領導服務，防止“官僚化”或“秘書專政”，要求全體秘書工作者“反對腐化——要有艱苦的精神；反對官僚化——要有認真辦事的精神；反對機械化——要有政治生活的修養；反對簡單化——要有虛心學習的精神；反對浪漫化——要有日常生活的紀律”。
1929年9月，鄧小平赴廣西，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負責領導廣西黨的工作，公開身份是“廣西省政府秘書”。從此，開始了他創立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歷程。遵義會議前，在中央蘇區遭受王明“左”傾錯誤路線打擊後，鄧小平被任命為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長征途中，再次擔任中央秘書長，參加了著名的遵義會議。長征路上，作為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主要負責中央首長的生活、會議記錄和警衛工作。這次任中央秘書長只有半年多時間。
1954年4月，鄧小平第三次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同時還擔任黨和國家其他重要職務。這期間，他協助毛澤東、劉少奇等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在粉碎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陰謀活動的鬥爭中，在制定過渡時期黨的一系列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和籌備黨的八大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鄧小平平時注意調查研究，勤於觀察思考，特別是寫報告前必先深思熟慮，所以下筆成章，一氣呵成，大家形容他寫東西是“倚馬可待”。他寫的報告材料生動具體、簡明扼要、可讀性強。毛澤東曾生動形象地稱讚說，看鄧小平的報告，好像吃冰糖葫蘆。 （本文內容摘編自李欣、費雲東、餘貴華、秋思等人的文章著作；作者：米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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