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刻板印刷業迎來了黃金時代。開封、杭州、福建建陽相繼成為印刷重鎮，而四川始終居於全國的中心地位。五千多卷的《大藏經》、一千卷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和一千卷詞章總集《文苑英華》，五百卷小說總集《太平廣記》，是宋朝規模最宏大，影響極深遠的巨著，四川就刻印了其中三部。
《太平御覽》 宋太宗開卷有益
兩宋時期，刻板印刷業迎來了一個黃金時代。北宋的京都開封、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陽也相繼成為刻板印刷的重鎮，而四川始終居於全國的中心地位。家刻、坊刻、官刻遍佈全川。家刻，一般多指讀書人和藏書家以個人或家庭的名義參與的刻板印書；坊刻即書鋪經營的刻板印書。官刻，即官府或官員操辦的刻板印書。
宋初，成都承辦了我國出版史上首次規模宏大的官刻出版工作。開寶四年（971年），宋太祖趙匡胤詔令四川雕刻《大藏經》，又稱《開寶藏》，共5048卷，刻版13萬塊，歷時十三年，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竣工，運往開封印刷。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佛經總集，此後歷世所刊印《大藏經》多為宋蜀刻本的復版。宋朝中央政府還先後把蜀刻《大藏經》贈送給朝鮮、越南、日本等國，對亞洲雕版印刷和文化交流起有重要的作用。日本僧人奝（diao一聲）然986年從中國帶回《大藏經》以後，傳到日本已兩百多年的刻板印刷術，這時才真正流行起來。
四川有不少官員所主持的官刻同中央政府主持的官刻一樣，規模宏大。晁公武在為南宋四川轉運使井度的《會解楞嚴經》作序時說：井度特別喜好蒐羅古今圖書，常以一半薪水用於收集書籍。“時巴蜀獨不被兵，人聞多異本，”井度只要聽說後，“必得而後已。歷二十餘年，所得甚豐。”井度主持校刻了《宋書》《魏書》《梁書》《南齊書》《北齊書》《周書》和《陳書》。即歷史上著名的《南北朝七史》，因在四川眉山刻印，又稱《眉山七史》。靖康之變後，宋政府官藏的書板、圖籍全被金人掠去。1143年，南宋政府在杭州重建國子監，詔令各地方政府收集經、史、子、集，以及書板。井度將《眉山七史》版片移送到南宋都城杭州，由國子監主持再版，世稱“南宋監本”。井度還把所有的藏書贈給晁公武。晁公武得以撰寫《郡齋讀書志》這部我國現存最早的宋代私刻書目。
四川官刻對後世產生過深遠影響的，還有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學事蒲叔獻，在慶元五年（1199年）刻印百科知識全書《太平御覽》。這部在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下詔開修，到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完成的1000卷大書，宋人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說：《太平御覽》成書後，宋太宗趙光義愛不釋手，曾說：“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而命人日進三卷，備“乙夜之覽”。如“因事有缺，暇日追補之。”愛學習的宋太宗趙光義感嘆道：“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成語“開卷有益”由此而來。這次蒲叔獻重新刻印的《太平御覽》，質量上乘，被歷代學者視為宋刻精品。
東坡詩文 各路書商爭相刻印
四川的家刻有不少名人在我國出版史上名聲顯赫。成都人彭乘縣就是北宋有名的藏書家、刻書家，有“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之說。還有毋昭裔的子孫、成都辛氏、臨邛韓醇、李叔僅、蒲江魏了翁也都是著名的刻書家。魏了翁是南宋思想界的領軍人物之一，在家鄉蒲江任官時，築鶴山書院，開門授徒，刻書教學，培養了不少治國人才。毋昭裔的孫子毋克勤不為己利，將所刻《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獻給宋王朝，以豐富宋政府的書庫。
北宋神宗元豐元年（1068年），成都呂大防出於對家鄉的熱愛，刻印了我國“歷史地理文化”的開山之作《華陽國志》。南宋時，著名史學家李燾之子李坖（ji 四聲）在臨邛根據呂本再次校刻了《華陽國志》。後來，明清時諸多名流所刻的《華陽國志》均源自李坖刻本。
四川的“廣都（成都）費氏進修堂”、“裴宅”、“西蜀崔氏書舍”等坊刻也是聲名遠播，極具影響力。坊刻一般帶有盈利目的，因而，其效率也很高。朱弁《曲洧（wei 三聲）舊聞》說：“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傳誦……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自覺氣索，人或謂之不韻”，聚會時很沒面子。當蘇軾、歐陽修這些文化明星每出一篇作品，各路書商搶著刻印，“不日傳於都下，紙為之貴”。四川的坊刻，不僅刻印極為賺錢的民間讀物，也熱衷刻印經、史、子、集。南宋中葉，眉山的坊刻協調一致，在短時間內就刻印了政治歷史類的彙編《冊府元龜》1000卷。
五千多卷的《大藏經》、一千卷的《太平御覽》、一千卷的《冊府元龜》和一千卷詞章總集《文苑英華》，五百卷小說總集《太平廣記》，是宋朝規模最宏大，影響極深遠的巨著，四川就刻印了其中三部，對宋朝的文化盛世貢獻最大。
四川刻本 繁榮兩宋文化科技
宋政府倡導“以文治國”，造就了圖書出版的繁榮。一般情況下，圖書出版內容也不受任何管制。甚至有刻印詩詞只為洩私憤。周密《癸辛雜識》別集記載：詩人方回因二婢女被豪客挾去，氣不過，遂作二詩，將其刻印後，貼在大街小巷，以鳴心中不平。還有一些官員將公文刻印出售，賺取外快。王明清《玉照新志》記載：宋英宗（1064－1066年在位）時，有官員將訟案文書刻板印售。
各種雜記、墓表也有市場。文瑩《湘山野錄》記載：歐陽修撰寫“石介（曼卿）墓表”，請四川詩人蘇舜欽抄寫，邵餗（su 四聲）刻板刊印，詩僧秘演以每篇五百錢價格出售。歐陽修責怪秘演說：“吾之文，反與庸人半千鬻（yu 四聲，即”賣“之意）之，何無識之甚！”。歐陽修嫌秘演價格賣得太低了。好在秘演善於搞笑，逗得歐陽修一樂，此事才不了了之。
一些落魄書生、失寵官員也以刻書餬口。魏泰《東軒筆錄》記載：官場失意的穆修，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刻板，印了幾百份，拿到京城書店出售。
在四川，無論是家刻，還是坊刻大多熱衷刻印唐宋文人的專集，不僅種類多，而且很有系統。《駱賓王》《李太白》《王摩詰》《孟浩然》《李長吉》《鄭守愚》《孟東野》《元微之》……唐宋的文化名流被“一網打盡”，傳至今日的各類復刻本也多達六十多種。可以說成都為保存、傳承代表中國文化的唐宋詩詞立下了汗馬功勞。
四川刻本印書業的繁榮，直接推動西蜀文化科學在宋代達到全新的高度。文學、藝術、經史、醫學各領域，精英輩出。以蘇軾為代表主張自由議論的蜀學、以參加編修《資治通鑑》的範祖禹和《續資治通鑑長篇》作者李燾為代表的史論家、以編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的唐慎微和撰寫《海藥本草》的李珣為代表的醫藥學家，各領一代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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