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一篇文章
早在上一篇文章中就已經說過，雖然北洋水師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不長，但作為晚清政府乃至中國歷史上的近代化海軍，北洋水師的存在還是給晚清政府在維護東北亞動盪的形勢、遏制日本侵略崛起以及培養中國近代化海軍和海軍人才等不同方面做出了大量貢獻。
插畫中描述的“甲申政變”
此前提到過朝鮮“壬午兵變”與北洋水師的運用，而本篇文章還與北洋水師在維護東北亞動盪的形勢危機有關，圍繞的關注點仍然是清政府的藩屬國朝鮮，參與國仍然是中日兩國，講述兩國綜合國力的對抗——“甲申政變”中的北洋水師。
一、
在清政府的幫助之下，朝鮮不僅解除了內亂，還平息了與日本之間的緊張局勢，大院君也被押送至中國軟禁。不過對於朝鮮政府來說，這一切還是不公平的，畢竟自己只是個實力貧弱的小國，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強迫態勢之下，朝鮮政府仍然以向日本賠償了55萬日圓損害金，允許日本派1000名警衛駐紮在朝鮮，雙方簽訂了《濟物浦條約》而告終。作為朝鮮宗主國的清政府也警覺日本在朝鮮駐守警衛的真實目的，也急速從本國國內抽調3000人的精銳兵力奔赴朝鮮。
日本風俗畫中的甲申政變
清政府此次的做法，一方面是為了向日本施加壓力，證明自己作為朝鮮宗主國的權力與實力。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遏制住日本借朝鮮作為跳板發展其侵略野心的意圖，兩國大批兵力駐紮朝鮮，也因此形成了中日軍隊對峙的強弩之勢。
閔泳翊
而朝鮮國內的局勢仍然動盪不安，國政腐敗現象仍然存在，貪官汙吏依然霸道橫行，貧苦的百姓民眾照舊苦不堪言，脆弱的朝廷還是危機四伏，不堪一擊。一場蓄謀已久的兵變還沒被平息多久，另一場精心策劃的政變已快要接踵而至。
二、
日本自明治維新伊始，就已經將征服朝鮮和中國奉為國策，畢竟這種想法在豐臣秀吉那個時代就已經被其幻想提出，妄想通過以朝鮮半島為跳板，從而侵略佔領整個中國。不過到了明治維新過後，日本人開始對於征服朝鮮和中國的國策開始有了行動，先後進行了侵略臺灣、吞併琉球、染指朝鮮等一系列侵略擴張步驟，目的就是為了日後的全面侵略打下基礎。
壬午兵變時的駐朝清軍
1884年，朝鮮政治家金玉均等人從日本歸國，在日本軍方的秘密支持下建立了朝鮮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開化黨”。1884年12月4日（清光緒十年甲申年十月十七日），朝鮮開化黨人在駐朝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的支持下，策動了挾持國王，妄圖推翻朝鮮王室政權統治的政變，並刺殺了守舊派禁衛大將閔泳翊，攻入朝鮮王宮控制國王，組織起親日的新政府。這一事件史稱“甲申政變”，雖然政變一時成功，開化黨也宣佈了朝鮮脫離清政府的宗屬國關係，建立起新的獨立國家。
朝鮮開化黨合影
但作為朝鮮宗主國的清政府不能對藩屬國發生政變，要求脫離關係這一件事置之不問。政變發生後的緊急關頭中，閔妃和朝鮮的守舊派達成請求清政府出兵鎮壓政變。在清政府駐朝特使袁世凱的所率領的清軍鎮壓之下，以金玉均為首的等主謀朝鮮開化黨人紛紛逃亡日本避難，而他們所創立的朝鮮新政權僅僅存在了三天，便宣告流產。
三、
1884年，對於清政府來說，也並非國泰民安、一帆風順的一年。此時的清政府正處於同法國交戰的狀態，為了能控制東北亞的局勢，清政府聽聞嘲笑愛你發生變局之後，急令正在上海準備參加中法戰爭的北洋水師主力戰艦“超勇”、“揚威”號奔赴朝鮮穩定局勢。在上海期間的“超勇”、“揚威”二艦為了能加強戰艦的火力，分別個加裝了兩門口徑37毫米的哈乞開司機關炮。
金玉均
12月20日，丁汝昌等人率領“超勇”、“揚威”、“威遠”三艦護送清軍方正祥部一個營從旅順增兵朝鮮。待到三艦抵達朝鮮之時，政變早已被駐朝袁世凱部清軍平定，但北洋水師三艦二次赴朝，仍然對震懾日本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迫使日本方面對此次政變不敢輕舉妄動。不僅僅是因為海陸兩軍的實力，更重要的是中日兩國之間綜合實力的對決，而此時的日本還並不具備與清政府全面抗衡的實力。
超勇級26倍254mm阿式巨炮
在政變的平息過程中，難免避不了要擦槍走火。清軍和日本公使館警衛之間發生衝突，日本民眾和警衛人員均有傷亡。此次事件也驚動了中日兩國政府，為了解決在“甲申政變”中的糾紛，兩國分別委派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會談，雙方簽訂了《天津條約》。而條約中卻有這樣一條規定，也為十年後中日兩國軍隊合理進駐朝鮮埋下了伏筆：
“今後朝鮮國若有任何大變亂事件，清日兩國如要派兵，須事先相互行文知照。”
四、
雖然在平定朝鮮的兩次事變之中，北洋水師的幾艘戰艦並沒有開一槍一炮，甚至是第二次“甲申政變”爆發之後，在北洋水師還未抵達朝鮮之時，叛亂就已經被清陸軍平定。看似北洋水師在朝鮮第二次政變中似乎沒有派上用場，但實際上正是因為北洋水師的兩艘新式戰艦，才起到了強有力的震撼和威懾力的作用，才使得日本海軍沒有大規模派兵支援。
日本海軍筑紫號，與超勇、揚威為同級艦
倘若，北洋水師仍然是老舊水師的舊式戰艦，那麼在朝鮮的兩次政變當中，日本海軍依然會按兵不動嗎？北洋水師在兩次赴朝軍事行動中，都派遣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新式戰艦“超勇”號和“揚威”號，很多人對這兩艘軍艦的瞭解僅僅停留在黃海海戰時因其老舊率先被日本海軍擊沉、擊傷的歷史。但事實上，當年這兩艘新式戰艦剛剛抵臨中國之時，是何等的意氣風發！而時任這兩艘戰艦的管帶，也正是在甲午海戰時期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鄧世昌和“鎮遠”鐵甲艦管帶兼北洋水師左翼總兵林泰曾，他們二人都是中國近代化海軍的人才，都是北洋水師指揮官中的精英。
北洋水師揚威艦
自清政府向英國訂購了“超勇”、“揚威”二艦之後，日本政府也隨即向智利訂購了一艘同級軍艦“筑紫”號，該艦和“超勇”、“揚威”二艦一樣，同屬於“超勇級撞擊巡洋艦”，原名“阿圖羅-普拉特號”，日本則於日本海軍於1883年6月16日以8萬英鎊的價格將其購入，並改名為“筑紫”號，目的就是為了抗衡北洋水師的兩艘新式戰艦。
五、
在朝鮮兩次政變爆發之時，北洋水師還並未有正式成軍，尚且還需與新興的軍事力量，並沒有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考驗，也沒有較為豐富的實戰經驗。不過，在經歷了兩次維護東北亞動盪形勢的軍事危機之後，北洋水師也為中國的軍事、政治和外交贏得了主動。
《天津會議專條》又稱《中日天津條約》或《朝鮮撤兵條約》
但與此同時，中日兩國《天津條約》的簽訂也為日後朝鮮事端埋下了一個禍根。日本自此之後迅速加快對朝鮮的貿易滲透，並且不斷擴充國家的軍事力量。1886年至1892年短短六年時間之內，兩國對朝鮮的貿易額之比由83：17降低至55:45，兩國對朝貿易水平已呈現接近趨勢。日本在朝的貿易額急速增長，不僅顯示了清政府在朝鮮宗主國地位的動搖，同時也為日本陸海軍加速擴充軍事裝備奠定了財力與物質基礎，為日本今後的軍事侵略擴張作好了鋪墊。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中國海軍史》、《清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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