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繼往與開來

鄧廣銘，中國歷史學家、著名宋史學家，字恭三。他一生致力於中國史的研究，尤其在宋史方面做出斐然功績。先後發表《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註》、《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陳寅恪為《宋史職官志考正》作序。1943到1946年，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撰寫了《岳飛》一書，把岳飛傳記的寫作提高到學術研究的水平。

今天，我們從鄧先生的文章中瞭解他對於中國文化自己往開來問題的看法。

中國文化的繼往與開來

時代賦予我們這一代人(老中青都包括在內)的歷史使命，是要建設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我現在只談關於精神文明的一面。

既然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精神文明，那就必須首先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繼承，亦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具有民主性和科學性的精華部分，用經過篩選而引進的(即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國外的新理論、新知識、新技藝、新學說、新思潮，加以充實、補充和改造，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和新的活力，在建設新時代的進程當中，能發揮其宏偉的作用。

近年來，關於中外文化問題的討論，十分熱鬧。但是，根據我所看到的部分現象來說，似乎有不少人要把中國全部傳統文化的價值儘量貶低，有的甚至要全盤予以否定。我以為，這是過分地失之偏激了。他們貶低乃至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理由之一，是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全部是建立在個體小農的經濟基礎之上的，保守性、侷限性極大，不能接受外來的新鮮事物。我以為，這個論點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我們應當記取恩格斯在1890年《致約·布洛赫的信》中所說的，“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這裡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大量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事實也都證明上舉論點是站不住的。單拿從印度輸入的佛教為例。佛教的傳入是在東漢時代。傳入以後，在拓跋魏和北周，在唐朝和後周，雖都曾有最高統治者出於政治的原因而“毀滅佛法”事，但總的趨勢卻是，佛教、佛學基本上在社會人群中日益盛行，日益得到更多人的信奉。唐朝後期有些學士大夫們的排佛，正是因為佛教地位已經凌駕於儒家之上的緣故。但即使那些竭力排佛的人，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佛教的許多影響。例如韓愈，雖自稱是一個抵排異端、攘斥佛老的人，然而他的那個“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的道統論，就是在佛教徒們的“定祖”的影響下提出來的。宋代的理學家們，從二程到朱熹，對韓愈的思想學識都不甚推崇，對於他所提出的這個道統論，卻無不信奉、堅持。宋代一些大學者和思想家，如王安石、周敦頤、二程、朱熹、陸九淵等人，也無一人不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若非吸取了佛學的一些內容以充實儒家學說，宋代儒家學派的義理之學(不專指“理學”這一流派)是不會達到那樣的深度和高度的。這是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上的極大重要事件，它雄辯地說明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不是保守型和封閉型的。

貶抑或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理由是，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屬於精神方面和倫常道德方面，不像西方文化那樣主要是講求物質文明方面的。我以為，這個理由也同樣不能成立。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的發明，全都是中國人在物質文明方面對全人類所做的巨大貢獻，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此外，據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專家，英國的李約瑟和坦普爾所說，在世界賴以存在的重大發明創造中，有一半來自中國。他們舉述了農業、天文、工程、數學、醫藥、音樂、軍事等達一百來項。他們說，在15世紀以前，在科學的發明和成就方面，中國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中國人卻未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識寶庫；西方的現代科學技術成就，是建立在中國人的知識基礎之上的。這正好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在物質文明方面的貢獻何等巨大。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說：“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根據上引李約瑟等所說的那些話，我們應當對恩格斯的話進行補充：現代歐洲的出現，古代中國人的知能所做的貢獻，至少也應與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的貢獻平分秋色。

在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建設新的精神文明之時，為什麼不可以全盤西化，而還必須建基於中國的傳統文化(這裡是只指其具有民主性和科學性的精華部分而言)呢?這道理原也十分簡單：如同各種花草樹木之嫁接一樣，沒有一株茁壯發育的本根，移植來的新苗是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成長的。

仍然以佛教在中國傳佈的歷史來說：在魏晉和南朝，它是因為和在中國已經盛行的玄學相結合而得以盛行的，而玄學則是老莊思想與儒家思想的混合物。興起於6世紀後期的天台宗，是佛教中吸取道教義理(中國的土特產)最多的一個宗派。禪宗所倡導的“頓悟成佛”、“明心見性即證聖境”、“佛性本自具足，三寶不假外求”等等論點，亦皆淵源於魏晉玄學，而非來自印度。而從唐代後期以來，禪宗的思想體系對中國的學術、文化、思想界以至詩歌的創作上所發生的影響之大是難以計量的。但是，那位親往西天取經的玄奘法師所傳的唯識之學，卻只有短時期的興盛而旋即銷歇，箇中原因，即在於他不把唯識之學與中國原有的某種思想、學說相結合，而要完全保持這一學說在印度的本來面目(亦即全盤印度化)，所以在中國就不能紮根久存。這正可以供全盤西化論者借鑑。

中國文化（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在7——13世紀這幾百年內，不但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的最高峰，在全世界也還居於領先地位。其落後於歐洲，應是從14世紀末葉，亦即朱元璋建立了極權主義的明政權之後開始的。正當歐洲人大步邁進文藝復興的時期，中國人遭逢到的卻是極權的封建專制，文化專制主義也同時開始。讀書人中的絕大多數都必須習作八股文以應付科舉，以求進身之道。科舉雖開始於隋唐之際，唐太宗雖也對科舉制度躊躇滿志地說“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宋代雖又把科舉取士的名額大為擴大，但那時的考題，不論詩、賦、策論或經義，都是出自廣泛的典籍中的，而答卷的文字也並不依照一定的格式，所以還並不構成思想上的一道緊箍咒。八股文則既規定了固定的格式，還規定必須從《四書》中出題，更規定必須依照朱熹的註釋做答卷，這叫做代聖人立言。事實上，後來為了避免題目重複，便有了所謂截搭題(即裁取上文中的一句或半句使與下文中的一句或半句搭配成一道題目)，這就連朱熹的註釋也不能搬用，而只能憑臨時的胡謅了。把廣大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都枉費在這種無聊的概念遊戲上，如何能使文化更向前發展？只有能夠自覺地擺脫掉這種牢籠的人，像李時珍和徐霞客那班人，才真能對人類文化作出傑出的貢獻。而考試八股的這一制度竟推行了500多年，其流毒至今還未能清除淨盡，故仍然常有洋八股、士八股以及黨八股類型的文章在報刊上出現。

既然近幾百年來中國文化的落後主要是由於極權的文化專制主義所造成，所以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就要從西方引進民主與科學，以求把我國文化重新振興。但一方面由於軍閥的混戰，另一方面則因大量的知識分子投身於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鬥爭，而解放以來的30多年，則又由於“左”傾思潮的影響，一直不能步入建設文化的正軌，致使引進民主與科學以振興中國文化的目的至今未得全部實現，仍為今天我國文化界的全部從業人員必須繼續盡最大努力去承擔的一個艱鉅任務。

今天的中國，是昨天和前天的中國的傳承實體；古代典籍文獻的遺存，則全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只有向這些典籍文獻遺存中去盡多地探索些信息，對中國古代的社會歷史才能具有真切的認識。因此，對於傳統文化的價值，我們必須有正確的認識和估計。近來我常常聽到和看到一些議論，有的說中國的傳統文化遇到了挑戰，有的則說遇到了危機。說遇到挑戰，我承認，但我認為，挑戰是促使文化進步的好事而非壞事。不論哪個學術文化部門，如果不隨時迎接新鮮事物的挑戰，那就必然會安於現狀、故步自封了。對於危機之說，我則以為這必是出自根本不知中國傳統文化為何物者之口，因而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危機雲者，即面臨絕滅之意，中國各民族所共同創建的傳統文化，雖從15世紀以來即落後於歐洲，但它畢竟已經傳承延續了四五千年，單是這一事實，就充分證明，它必然具有不會絕滅的存在價值和生命力量。

一時的落後可以急起直追，輸入新的血液，使其重新煥發青春活力。而何況，必須進行認真的研究，才能對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具有鑑別能力，才能知道何者應當發揚，何者應當鄙棄。又何況，在傳統文化的寶藏當中，還有許多有待我們去墾闢、去開拓的領域呢。更何況，在已經涉足的一些領域當中，例如在歷史學方面，對於古代史學家們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推闡；在思想史方面，對於歷代大思想家的學說真諦的探討；在文學方面，對於許多大文學家的名著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解析；在醫學方面，對於古代醫學典籍的整理研究，以至對於針灸、氣功等醫療方法的科學解釋等等；至今都還有待於深入的鑽研和探索。這都只有賴於以新的思維方法制定新的研究方案，而決非危機。

總之，為了很好地開來，離開批判地引進不行，離開批判地繼承也同樣是不行的。

本文摘自《中國文化書院九秩導師文集》之《師道師說：鄧廣銘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