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漢元帝劉奭（音是），乃漢宣帝劉洵在民間時所生長子，八歲被立為太子，長大後柔仁好儒，對宣帝任用文法吏，持刑太深多有非議，曾勸諫宣帝應該用儒生治理天下，而遭到宣帝訓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宣帝認為太子好儒，根本不懂治國之道，漢家制度的精髓是王道、霸道兼雜，若純任德教，那可以斷定，將來亂漢家天下者，太子也！

宣帝就漢家制度訓斥元帝的故事，記載於《漢書 元帝紀》中，而前後兩代帝王爭執的分歧點在於，治下應該以刑名，還是以德？

往深處講，其實就是在治國的大政方針上，君主該採用哪一種制度的爭論。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熟悉漢代歷史的朋友都應該知道，漢初時，統治者採用的是“黃老無為之術”，到了武帝執政，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似乎並沒有宣帝所說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的傳統。

那麼漢家制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而且宣帝為什麼反對太子重儒？

就此問題且聽筆者慢慢道來。

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從何而來

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曾講述過，在漢初戰亂經年，百業凋敝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為了恢復經濟，增殖人口，漢政府所採取的“休養生息”政策是恰逢其時。因此從開國到武帝初年，國家在大政方針上的指導思想，依循的是“黃老之學”那套“無為而治”的理論。

概括來講漢朝早期的六十年，總體施政便是“填以無為，從民之慾而不擾亂”。

但是漢政府在國政上“填以無為”，卻並不意味著就放棄了法家之刑罰。

早在劉邦率先攻入關中時，蕭何就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劉邦稱帝開國後，又命蕭何等“次律令、定章程”，秦代的典章制度一定程度上被漢朝繼承，所以才有“漢承秦制”的說法。

只不過，秦以苛政嚴法失天下，漢初的有識之士認為應在秦法的基礎上，多行仁義，從民欲，這就讓漢初的各項政策都帶上了濃濃的黃老色彩。

而漢文帝“本好刑名之言”，並在培養景帝時多“以治刑名侍太子”。賈誼、晁錯都有主張建法立制，維護中央權威，只是鑑於功臣集團與諸侯王勢力龐大，文帝時採用的法家“霸道”還是有限。直到景帝時期諸侯王、功臣集團勢力相繼退出歷史舞臺，中央王朝權力空前大漲，黃老無為的指導思想不再適用當下局勢，武帝繼位後便開始尋求變革。

正逢董仲舒提出了全新的儒家治世觀，在以德治國的基礎上，賦予王道思想新內核，強調大一統觀念，主張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這套完整的理論思想，無異非常適合中央集權的統治。於是在元光元年，武帝罷黜黃老之言，從官方層面尊崇儒家，並選儒士為官，而選官的標準正是以學習儒家經典優劣來評判的。

可以說從武帝起儒家的王道思想正式取代了黃老之學，成為漢朝的既定國策。但是呢，儒家治國的立足點更多強調的是王道的德治，單憑道德約束顯然流於空洞。因而武帝在選用儒生之時，還注意繼承文景以來重刑名的傳統，任張湯、趙禹等增訂律例，嚴刑峻法，上至王公貴族，下到豪強百姓，犯法者多處以重刑。

武帝重法家的霸道，目的在於“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在內武帝打擊諸侯王、外戚、豪強維護皇權；對外北御匈奴，南收閩越。這都需要動員龐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刑罰治下，凝聚國力財賦是必然之舉。

只是單純任法，難免走上秦帝國老路，“竭民財力，天下虛耗”的問題切實存在，甚至尤甚於秦始皇，可大漢朝廷卻並未崩潰。其原因正是武帝“法貴不阿”的同時，又恩威並舉，施行王道德治調和的結果

所以這套雜糅儒法兩家的治國之術，可謂是武帝一手開創，被漢宣帝繼承吸收，並視之為“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

儒法之爭

武帝后期，隨著儒學地位的不斷提高，察舉製成為選仕的主要途徑，這使得賢良文學為代表的儒士們在朝中影響力大漲，他們對武帝用刑罰、霸道為主，德治為輔助的治國策略非常不滿，要求以《詩》、《書》等儒家經典，替代嚴刑峻法，效仿周時王道治國，以仁義道德使民心悅誠服，方能長治久安。

為此武帝駕崩後，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各郡國選出的六十餘賢良文學，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為代表維護武帝政策的官員，展開了一場“鹽鐵之議”。

這場會議，雙方爭論的焦點不僅僅是圍繞“鹽鐵”官營的政策上，更涉及了經濟、外交，治國理念上的大討論，本質上講還是刑、德之爭。

這裡筆者不著重展開，只談談賢良文學們提倡的以德治國的制度是怎樣的。

經濟上德治派全面否定官營，指責鹽鐵官營、均輸、酒榷等與民爭利，主張放任，從民欲的經濟政策。

鹽鐵專營及均輸等政策，在執行層面卻是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如官營產品質量差，強買強賣等諸多弊病與生俱來，難以根治。但不能否認，漢政府掌握鹽鐵專營要津，為打擊匈奴提供財力支持，並極大的抑制了地方豪強勢力膨脹，減緩了豪族兼併小民的局面。所賢良文學所主張的放任經濟政策，並不符合國家利益，“馳山海之禁”的後果，得利的絕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豪門大族。從這方面講，賢良文學所代表的正是，以儒術起家的新興官僚地主階級的利益。

而在國家大政制度上，賢良文學提倡“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各安其性”，這套理論太過空洞，單靠執行者的道德自律與個人自覺，沒有律法從制度上的保證，如何做到各安其業？

至於在對匈奴問題上，賢良文學主張厚幣和親，依靠德政的感化保持和平。沒有強大國力的支持，以德服人在外看來就是軟弱可欺，漢初已經有過教訓，賢良文學們的看法太過想當然。

這次儒法之爭，雖然背後有霍光與桑弘羊等人權力爭鬥的影子，但最終結果漢廷在“與民休息”的基礎上仍堅持施行“霸王道雜之”的國策。尤其在漢宣帝繼位後，更是靠著霸道、王道並行，整飭吏治，降服匈奴，將國家推向了新的高度。

純任德教的危害

漢宣帝不純任德教，是基於“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這是當時儒士的通病，他們總以先周王道之治為治國範本，經常談一些空洞的名目，並不務實，因此不被宣帝所重。治理國家貴在務實，一味要恢復古制，帶來的結果必然是毀滅性的。宣帝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會斥責漢元帝不能純任德教，德政更多體現在道德教化上，與刑罰相輔相成，這才能實現“治”的統一。

漢元帝即位後，好德政，輕刑罰，對官僚階層約束不嚴，之後幾任君主皆是如此，馳刑罰的後果就是貴族的特權擴大，外戚勢力開始瘋狂滋長，仁義道德顯然沒能遏制特權階層的貪慾，皇權在官僚地主面前不斷矮化，像外戚王氏家族，飛揚跋扈，法不能制，最後更是為王莽代漢創造了足夠的條件。

至於王莽新朝時代推行的改制，正是儒家經典中理想的王道政治構想，結果怎麼樣無需贅言，這種脫離實際的改制如同鬧劇，擊碎了“純任德教，用周政”空想。

總的來說，雖然有儒法之爭，但實際霸道的法治與王道的德治，兩者本身並不衝突，法是現實的規範，德是無形的約束，單純任用一者，都能將國家置於危險境地。所以這使得歷代王朝都引以為戒，也讓“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為歷代王朝所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