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记者 郜阳 曹刚
“一篇高质量论文，远远强于十篇劣质论文。”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士天体物理学家米歇尔·马约尔笑着说。
与这位新科诺奖得主的偶遇，发生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次日，在等人的间隙，他接受了新民晚报记者采访。尽管科学研究的初心不是获得诺奖，但诺奖得主数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学状态。不到900万人口的瑞士，涌现出众多诺奖获得者，其中是否有“得奖密钥”的存在？
莫比乌斯论坛是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压轴戏” 新民晚报记者 徐程 摄（下同）
“发表论文对科研来说的确很重要。如果长时间没有论文，你就‘死定’了！”马约尔告诉我们，“但我们需要灵活面对这个问题，不用过于夸大论文数量的作用。如果学生在实验室里有好的结果，自然会得到专业期刊的垂青。”马约尔还告诉我们，在瑞士申请科研经费并不会占用科研人员很多时间。经费申请的周期一般为每三年一次，审批流程也很快，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周经费就能下达。正是凭借着丰厚的研究资金，瑞士吸引着来自世界的研究者，其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在为瑞士培养一代代科学家。
这样的对话发生在滴水湖畔的每个角落，会议间隙、媒体见面会、餐厅偶遇，只要逮着机会，大家都会向这些顶尖科学家们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在自然科学领域，下一位“屠呦呦”，我们还要等多久？
“最强大脑”们的回答不约而同指向两个方向：年轻人和基础科研。有的寥寥数语、有的长篇大论，能带给我们反思，也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四位新科诺奖得主接受媒体采访
2015年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华裔科学家杨培东认为，从事基础科研，必须要有明确方向和独特性。正在攻克冷门领域的，可能做得很辛苦，却不被注意。“不管‘冷热’，做基础性研究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不是为了得到别人认可，而是为了满足对世界的好奇心，为了解决某个重大科学问题，为了实现对自我的期待。”
“所谓的冷门，也不一定一直是冷门。也许有一天会豁然开朗，解决某个重大问题。”杨培东以日本科学界为例——过去二三十年里，不少日本科学家孜孜不倦，不跟风，在冷门领域中耕耘多年。厚积而薄发，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后来还得到了一个又一个诺贝尔奖。
迈入21世纪后，日本在20年中已有19人获得自然科学类诺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无论经济快速发展还是经济形势严峻，我们的“邻居”都坚持对于科研的投入，并把原始性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的核心不是找到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学界应该鼓励那些有好奇心的年轻人明白科学的重要性，让他们意识到科学在推动人类进步中发挥的巨大作用。”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隅良典指出。令他担忧的是，目前日本年轻学者正在远离基础科学，转向应用科学，基础科学相关学科的博士毕业生数量正在快速降低，“这对日本未来的科学发展将带来不良影响。”
大隅良典向记者介绍，美国有很多大型企业非常支持基础研究，有些富人愿意通过捐款的方式为基础研究人员提供支持。“这一点在日本是没有的。不过近期也有了变化。”大隅良典本人就成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基金会，用来支持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通常而言，如果有出色的研究结果，项目就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但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究竟哪个课题会是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在初期就为科研项目提供广泛的支持。”他说。
“未来国际大科学”论坛聚焦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领域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发现，对美国来说，1950年是个拐点。此前美国获得的诺贝尔奖并不多，1950年后诺奖得主激增，最近十几年，又有其他国家超过了美国。他分析，年轻科学家得不到足够拨款，是美国诺奖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他反复向记者强调，应该让年轻人有更疯狂的创意。举办本次论坛的最主要宗旨，就是要支持年轻科学家。“研究显示，诺奖得主的主要成就几乎都是在30-50岁实现的。”莱维特直言，年轻人近年来的受重视程度不够。“在美国，46岁以下的基础科学家变少了，获得的拨款也在下降，慢慢老去的科学家反而获得了更多经费。”他认为这有些“可怕”，因为很多真正的科研突破，要靠年轻人。
“中国近年来大大增加了对基础科学的投资，至关重要的是要继续提供这种支持。”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如是说。
对了，就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前夕，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又被授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老人家并不在意荣誉，她要做的，是把青蒿素研发做透，把论文变成药。“最强大脑”们的思想激荡能带来启迪，始终攀登科学高峰的身边人，又何尝不是最好的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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